轉眼，香港已經回歸20年。雖然無法說「一國兩制」完全失敗，但顯而易見，無論中共、香港建制派還是民主派，都不認為「一國兩制」達到期望。特別是最近5年，「梁振英亂政」，香港政治穩定每況愈下，更令「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成為台灣政黨的競選口號。

近年來，香港「自決」、「港獨」聲音不絕。很多台灣朋友認為台港命運相連，於是支持香港「自決」或「獨立」，但這忽視了香港無論在地理、歷史軌跡、國際法、人心向背、與政治現實上，與台灣都截然不同。這些因素令香港缺乏自決的條件，無法與台灣相提並論。

在地理上。台灣是遠離大陸的一個面積相當大的海島，資源豐富，自給自足。台灣海峽雖然不是非常寬，但由於水流等方面的因素，中國對台灣的了解以及與台灣的聯繫，反而不及距離中國更為遙遠的琉球（古代「大琉球」指琉球，「小琉球」指台灣）。這條海峽既是天然的地理區隔，原住民族甚至生物物種都與大陸不同，除了增加軍事征服的難度，也形成了心理上的自然區隔，獨成一體。

相反，香港不是一個天然的獨立地理單位，香港（新界九龍）就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香港島以及其他離島，也與大陸近在咫尺。無論細小的深圳河（深圳與新界之分界），還是狹窄的維多利亞海峽（九龍與港島之分界），都缺乏地理阻隔意義。作為一個後天人為畫出的單位，香港天然資源相對貧乏，就連食水也不足，需要大陸供應（或者海水淡化）。

在歷史上。台灣長期獨立發展，原住民有獨特的語言文化。最早建立的外來政權是西方的荷蘭與西班牙。直到明末，漢人才在台灣第一次建立政權。被滿清兼併後，在19世紀又割讓給日本。二戰後「光復」短短4年後，又和大陸處於兩個不同政府的統治之下至今。

香港和台灣情況差太遠

反觀香港。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大陸政權統治的一部分。香港最早期的原住民是和廣東地區一樣的百越族人。在漢代已有漢人大族在新界居住。唐代，屯門（新界的一鎮）已經成為軍事據點與航海重鎮。從廣州出發到南洋、印度及西亞的商船，停靠的第一站就是屯門。宋朝建立後（約960年），香港一直處於中央皇朝統治下。從唐朝開始，香港地區相繼隸屬寶安縣、東莞縣、新安縣（1572年設置）。香港地區占新安縣約五分之二的面積，在明清的新安縣地圖上記錄有大量的香港地名，《新安縣志》記錄香港眾多人事。從宋朝開始，漢人宗族開始進入新界。移居元朗錦田鄧氏是有文字可考的最早遷入香港的漢人宗族（廣府人）。南宋末年，福建裔林氏入遷九龍。清朝初年，客家人開始大規模進入新界。香港近代之前三大族群並立的人口分佈就此確立。有理論指，占香港人口極少部分的疍家人是百越的後代，但他們也早已被漢人同化，沒有留下明顯的民族特徵。租借給英國之前，漢人在新界地區建立了典型的華南農業社會的宗族結構，與廣州、東莞、佛山等地無異。

香港島由於地處海邊，以漁業、燒香、石灰等為主，經濟形態與農業社會有所不同。在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初期，一些離島甚至為海盜占據。但這種情況，也和廣東沿岸島嶼（特別是珠江口，包括萬山群島等島嶼）的情況大同小異。香港海盜也是華南海盜的一部分。一些人以香港有海盜以及與農業經濟形態不一，論證香港是獨特的「帝國邊陲」。其實這最多只能證明華南沿岸的獨特性，而不是香港島的獨特性。而即使是華南沿海存在與農業社會不一的經濟形態，也不能誇大到是一個「獨立」的部分。畢竟，中國如此大，斷然不可能認為只有典型的農業社會才算是中國。

可見，香港在未割讓（及租借）英國之前，屬於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至少已經上千年。香港之所以成為一個單獨的政區不過短短百餘年歷史，而且完全是因為遭到侵略後的結果。如果不是英國通過鴉片戰爭占據香港，香港也只會一直隸屬廣東，是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這與台灣的情況相差太遠。

在國際法上。二戰期間的《開羅宣言》，規定把台灣「歸還」中華民國。二戰後，中華民國迅速「光復」台灣並統治至今。雖然中國一直認為《開羅宣言》已經把台灣歸還給中國，但在國際法上，台灣的地位沒有最後被確定，仍存在爭議。

反觀香港。現在整個香港的三個部分：港島是1842年在《南京條約》中被割讓，九龍是1860年《北京條約》中被割讓，新界是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被租借，為期99年。占香港面積九成的新界，其地位是租借而不是割讓，這是相當關鍵的因素，因為這意味著新界一直屬於中國，根據國際法，到期一定要歸還。這成為英國不得不歸還香港的重要考慮。畢竟回歸談判時，香港的經濟人口發展已經不允許把香港島與九龍再剝離出來了。

借來的時間　借來的空間

二戰後興起殖民地自決自治或獨立的風潮。香港也一度在聯合國「去殖民地化」的名單上被列為「殖民地」。這意味著如果當時香港人要自決獨立仍有機會的。可是，當時香港人並沒有爭取獨立。5、60年代，香港是眾多華人走向海外的跳板，「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沒有凝聚感。1967年的六七暴動成為香港歷史的重要分水嶺，開始形成香港人意識，但這種意識形成的第一步，不是自認為「香港人」，而是在香港的（特殊的）「中國人」，70年代初通過保釣運動與中文運動，喚醒了「中華民族」的意識，汪明荃的名曲《做個勇敢中國人》街知巷聞。

1972年，中國重返聯合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立即去信非殖化特別委員會，要求在「去殖民地化」名單中把香港與澳門去除，因為中國認為它們在法律上不是殖民地，而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占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最終聯合國在提交給大會的年度報告中，把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取下。此後，香港已經無法通過「去殖民地」而要求獨立。

黃之鋒等人在一篇文章中認爲聯合國大會雖然決議通過報告，但沒有充分討論報告中的港澳問題，所以表決不代表聯合國大會的態度。誠然，在2908號決議中，「通過報告」只是其中一句話，不是決議重點，但這不表示港澳問題沒有得到相關國家的重視。當時英葡官方與香港輿論對中國此舉都非常清楚。試想，北京當時剛重返聯合國，怎麽有可能「偷偷把議案塞進報告」而能瞞住政治老手英國？但英葡當年爲何不反對，自然是主要因為要求正當之故；香港人正值民族意識喚起，又怎會加以反對？既然當事人全無異議，其他國家又何需特別關注與討論？只要把這些時代脈絡加上，就不難得出這個結論。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規定，英國在1997年歸還香港。這份在聯合國備案的聲明是莊嚴和有效力的條約，並在1997年7月1日被履行。自此，香港在國際法上已經毫不含糊地屬於中國。根據文本和立法原意，無論聯合聲明還是基本法所指的50年不變，都僅指關於「兩制」的安排，而不涉及香港屬於中國的「一國」的國際法狀態。

香港回歸中國後，就更加缺乏重新獨立的國際法依據。戰後國際社會和國際法固然一方面支持殖民地解放和民族自決，但另一方面也承認國家穩定和完整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所以為了取得平衡，國際法所説的「自決」不是毫無原則的，不可能隨便哪個地區的人説要脱離母國就可以得到國際法的支持。要重新獨立，需要足夠的歷史、民族、與現實中受壓迫等依據綜合考慮，從這幾方面看，香港可謂「完全缺乏」這些理據。

歷史上。香港從宋朝開始到被割讓之前，不但一直處於中國中央政府的管轄之下，也一直處於省級地方政府有效統治之下，甚至從來沒有被劃分為一個單獨的政區。在割讓之前，香港不是什麼「華夏邊緣」，而是華夏的一部分。19世紀，清政府相繼割讓和租借了香港島、九龍和新界，才令香港逐次地脱離省一級地方的管轄。所以香港成為一個單獨的政區不過短短百餘年左右的歷史，而且這完全是因為遭到侵略後不得已的結果。

真正的香港人

民族上，香港人不是一個民族，其主體屬於漢族。其實「真正的香港人」是香港在被割讓之前的原居民。香港的原居民有兩類：第一是香港島附近的漁民蜑家人，他們已經沒有民族特徵。第二是新界的原居民，他們更加無疑屬於漢人。所以香港的原住民並不是特別的民族。現在漁民和新界原居民在功能組別中被歸入漁農界，故漁農界可以被視為原住民的代表。但漁農界是最愛國愛港的界別之一，都説自己是中國人。

其他非原住民也是絕大部分都是中國人。皆因1951年港英設立邊界禁區之前，香港和大陸的人員交流是完全自由的，「香港人」和中國人並無區別。即便是設立邊界之後，還有大量內地的人通過各種方式移居香港，以致現在香港人口的主體是1945年後不斷從內地遷移到香港的漢人及其後裔。比較公認的「香港人」的意識是在70年代才開始產生，距迴歸不過20年左右，不到一代人時間。儘管香港通用粵語和寫繁體字，但粵語也是珠三角的通用語言，繁體和簡體不過是最近才發展出來的漢字的兩種相近的書寫形式。沒有任何嚴肅的民族學研究會認為「香港人」是一個獨特的民族。

在母國不同意的情況下，國際法所支持的獨立需要擁有更為充足的理由。以科索沃為例，國際社會主流最終支持科索沃獨立，不單是因為科索沃人（阿爾巴尼亞族）和塞爾維亞人屬於不同民族，更在於塞爾維亞曾經對科索沃人進行大屠殺，產生人道主義災難。而這種情況在香港根本沒有出現。除了一些可能希望「吃人血饅頭」的人之外，我想也沒有人希望香港會出現那樣的災難。

有人深知香港在國際法無法擁有獨立的理據，於是提出所謂「歸英論」。認為中國做出了違反聯合聲明的行為，因而可以「廢除」聯合聲明，把香港「歸還」英國，然後再以「去殖化」為理由謀求獨立。英國在現實上不用說毫無「收回」香港的意欲和可能，此舉也沒有國際法的基礎。首先，中國有否違反聯合聲明沒有公認的標準。英國説違反，中國説沒違反，沒有機構可以進行強制仲裁。退一步説，即便能夠放上國際仲裁，真的判決中國違反了聯合聲明的某個規定，也不可能廢除條約，更不可能因此判香港交還英國。因為這類涉及領土變遷的條約在國際法上屬於處分性條約，本意是永久性的，不可能因為這種「違約」而令領土變遷作廢。除非中英另訂新約，否則即便英國單方面宣布聯合聲明作廢，領土變遷的後果也不可能變更，香港的國際法地位也不會因此而改變。

「港獨」在國際法上的不可能，決定了「港獨」在國際社會上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持。有人因為西方國家普遍支持香港的民主，就幻想西方國家會同樣支持「港獨」。但所謂盜亦有道，西方國家不可能拋開國際關係的準則，去支持毫無理據的「港獨」。

回到過去的好時光

在人心上。台灣與中國分隔百多年，台獨運動也有幾十年之久。香港的情況與台灣不同。僅在不到10年前，即2008年，香港人的愛國指數還處於最高峰：四川地震，港人大量捐款；北京奧運，港人為中國選手加油。香港出現港獨的聲音只是最近幾年的事，很大程度是上一屆政府不當施政的後果。從這次香港特首選舉看，董建華受追捧，希望「回到過去的好時光」的人是大多數。而他們所要求的好時光，只不過把時鐘回撥5年而已。可以說，港獨聲音的出現，是一種對社會不滿而被煽動後的極端化情緒表現，並非主流社會理性思考的結果。支持港獨者集中在青少年，而且青少年是否真的全面「天然獨」，更值得懷疑。畢竟在顯示支持港獨比例最高的調查中，只顯示有接近四成年輕人支持港獨。

最後，在政治現實上。台灣與香港更差天共地。台灣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軍隊，有美國的保護承諾，還可能有日本在背後的支持。中國很難為所欲為。

但香港現在已經是中國一部分，「在中國手裡」。沒有人懷疑，中國絕對不允許港獨。港獨不是談情說愛，不是請客吃飯，是提著腦袋搞革命的事。而現在高呼港獨的政客，看不出有這種勇氣。奢談港獨絲毫不現實。中國連民主都不給香港，又怎麼可能給香港港獨呢？有人認為，如果社會上有激進的港獨光譜，可以讓中央在民主方面讓步。這幾年看到的事實是完全相反。港獨越激進，中央越強硬，不但民主無望，連自由與法治也褪色。可見，這種以港獨為談判籌碼，是完全失敗的策略。誠然，「沒有抗爭，哪有改變？」但抗爭也需要有正確的目標與策略。而香港民主缺少有智慧、有主見、有分量的旗手，任由偏激的港獨聲音挾持香港民主陣營。這是最令人扼腕的事。

香港民主發展本來就不是一條平坦的路，更沒有多少出錯的資本。這幾年從爭取民主被扭曲成爭取港獨，可謂走上一條岔道。支持香港民主，就應該支持香港重回民主發展正軌。如果認識到香港的情況與台灣有異，台灣的有心人也理應從港人的最大利益出發，少做鼓動港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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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