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過至暗時刻，終將迎來滿天星光

十九世紀的俄國思想家赫爾岑在回憶錄《往事與隨想》中寫道：「後世的人能夠瞭解、能夠估價我們生存的一切恐怖，一切悲慘方面嗎？……呵，讓後世的人徘徊在我們長眠其下的墓石之前，去默想，去憑吊吧；我們是值得他們去憑吊的呵！」

一八二五年冬，新登基不久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血腥鎮壓了十二月黨人起義，在克裡姆林宮外豎起高高的絞刑架。身為貴族的赫爾岑誓言推翻沙皇暴政，這名十五歲的少年與友人奧加遼夫一起登上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我們當著整個莫斯科發誓，要為我們所選定的理想獻出我們的生命」。赫爾岑常常在夢中與殺人如麻的沙皇對峙：「我設想了一百種不同的方式，我怎樣對尼古拉講話，他以後怎樣把我送到礦山或者處死。奇怪的是，所有這些幻想的收場都是西伯利亞或者死刑，幾乎沒有勝利的結局。難道這是俄國人的想像方式？不然就是彼得堡用它的五座絞架和苦役勞動在年輕一代身上產生的效果。」二十六年以後，在流亡路上風塵僕僕的赫爾岑，深情回憶當年在麻雀山上發誓的那一幕：「想起它，還感動得流淚；它是極其真誠的，我們的整個一生就可以為它作證。」

投身失敗的命運，卻在反抗中永生，這是俄羅斯精神中最寶貴的部分——「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所反對的敵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們進行了戰鬥。那個力量使我們受到很大的損害，可是它並沒有完全打敗我們，不管它怎樣打擊我們，我們並沒有投降。……我們無畏地、自豪地前進，我們慷慨地響應每一個號召，我們真誠地為了每一次的熱情獻出自己的一切。我們挑選的並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可是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它；我們負了傷，受到損害，我們仍然前進，也沒有人追過我們。」反抗者前赴後繼，從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索忍尼辛到伊恩-拉欽斯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主席，「紀念」已被普丁政權查封）……他們都以失敗者的名義，收穫抗爭者的榮耀。

魯迅在<華蓋集·這個與那個>中寫道：「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魯迅去世後，好友郁達夫感歎說：「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隸之邦，一個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則是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那麼，這片號稱神州的土地，真是一個「可悲的奴隸之邦」嗎？這群號稱「龍的傳人」的族群，真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嗎？

我們不必絕望。協助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成功逃離天羅地網的江蘇女教師何培蓉後來披露說，她接到陳光誠的電話後，從北京驅車六個小時到山東臨沂，將其接到北京，然後送到美國大使館。陳光誠一路逃亡過程中，得到很多好心人幫忙，很多人之前沒有見過他，幫助他時還有些提心吊膽，但沒有一個人將他「供出去」。可見，儘管中國的民氣屢遭摧殘，但民間社會對於基本的是非善惡，還是有一定的分辨力。

在當代中國，即便在至暗時刻，仍有一群有名或無名的反抗者挺身而出。並非所有人都自願為奴，並非所有人都心甘情願或心不甘情不願地接受「韭菜」或「人礦」的終局。反抗者如普羅米修斯，盜火照亮夜路；如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以吶喊驅散魑魅魍魎，在霜刀雪劍中矢志不渝。他們如此熱愛自由，卻寧願以失去自己的自由而為他人爭取自由。他們在監獄中，或走出小監獄又進大監獄。他們在流亡路上，乃至妻離子散，如斷腸人在天涯。官方媒體和官修史書上不會出現他們的名字，他們的名字是被層層過濾的「敏感詞」。他們被定罪為「國家的敵人」，被醜化為「境外勢力」，被誤解、冷漠、辱罵所包圍，以至於千夫所指、謗滿天下。但他們仍然在黑暗中發光，他們深知：與其詛咒黑暗，不如讓自己發光。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天上那顆亮晶晶的星辰。

思想史和抗爭史上，有多少「被失蹤者」？

邱吉爾在二戰勝利後的大選中意外敗落，卻舉重若輕地表示「Ungrateful characteristics is a great nation」（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特點）。在公平競爭的民主制度下，他僅僅是暫時落選，幾年後就東山再起。在他的國家，民意如流水，英雄卻不會被永遠妖魔化。

反觀華語文化圈，英雄的厄運絕不止於此——明末，袁崇煥被崇禎皇帝淩遲處死，「百姓怨恨，爭啖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猶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剮者也……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有什麼樣的百姓，就有什麼樣的皇帝（黨魁或政府），反之亦然。殺害英雄的，絕非暴君一人，誰的手上沒有沾上英雄的鮮血？誰又沒有向英雄扔出那塊石頭？在這個幽暗國度，英雄的命運常常是「世人皆欲殺」，而「吾人獨憐才」之「吾人」又在哪裡呢？不過，即便在這個至為悲慘的故事中，仍存有一抹正義的微光：曾為袁崇煥部下的佘姓義士，冒死盜取袁崇煥的首級並埋在自家後院，更讓後世幫袁將軍守墓，一守就是十八代人、延續三百八十年。這也是一種與權力和不公不義對抗的、自我書寫歷史的方式。

歷史學者印紅標寫過一本名為《失蹤者的足跡》的專著，記述從紅衛兵運動到「上山下鄉」、再到「四五」運動的青年思想者和青年思潮。一批優秀的青年思想者因思想問題遭迫害、關押，甚至被剝奪生命——因批判「血統論」被害的北京青年遇羅克，因思想探討和批評林彪被害的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三青年魯志立、吳述達和吳述樟，因替劉少奇鳴不平而被害的長春青年史雲峰，因批判左傾的方針政策被害的上海青年王申酉……還有更多無名英雄湮滅在歷史塵埃中。印紅標指出：「這些令人痛心的悲劇說明瞭思想專制的殘酷猙獰，也使人們堅定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和言論權利的決心。」

思想史學者朱學勤寫過一本《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他感歎說，一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習慣性流產史」。「與歷史學的其它部類一樣，思想史從來是也只能是文字記載的歷史。它歷來勢利，只認變成鉛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聾又啞，聽不見也看不見曠野裡的呼喚。所謂思想史的長河，只不過是一條狹長的小溪。在這條小溪的兩邊，是望不見盡頭的無字黑暗。」他無比同情和敬重那些思想史的上失蹤者，他們迷失在思想史這一邊或者那一邊的黑暗裡，不會引起思想史長河的一聲嘆息。「思想史上大規模、小規模、集體性、個人性的失蹤事件，幾乎每一代都發生過，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以致我時常懷疑我所操持的這一行當，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還是思想的暗殺者？被它暗殺的思想，也許比被它保存的思想還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數，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殺過多少除不盡的『餘數』？」

一九九零年代，中國思想界對顧准和林昭的重新發現，猶如欲說還休的「知識考古學」——就在發現他們的同時，發現者卻又遭遇「被失蹤」的命運：拍攝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的胡傑被供職的新華社除名，在課堂上播放這部紀錄片的大學教師盧雪松遭學生告密後被校方開除，更多前往林昭墓地致意的異議人士被捕並入獄。這一可怕的歷史循環尚未被打破，暴政還在，加害者還在逍遙自在、張牙舞爪。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仍是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人生選擇。

毛澤東時代，被譽為「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四九年到文革結束中國惟一一個思想家」的顧准，被打成右派，發配勞改，妻子服毒自殺，五個子女與之斷絕關係。在患癌症去世前夕，他想見子女一面，卻遭到一致拒絕，「恩斷義絕，一至於此」。女兒顧秀林在最後一封信中雪上加霜地寫道：「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准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麽一般的父子（女）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決不能跟著顧准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採取了斷絕關系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

因此，拯救與發掘思想史和抗爭史上的「被失蹤者」，乃是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

讓英雄像種子，有生根發芽的土壤

面對謊言與暴政，面對屠戮與白骨，面對朱門與酒肉，面對鐮刀與斧頭，你如何回應、如何選擇，決定了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在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史（其實真相是「兩千年不文明史」）的華語文化圈，津津有味地吃人血饅頭的庸眾與看客絡繹不絕、如蟻附羶。反之，願意為真理付出生命的勇士和英雄寥若晨星、屈指可數，而人們對他們卻知之甚少。

經濟學家楊小凱（楊曦光）在《牛鬼蛇神錄》中記載了文革時代坐牢的經歷，獄友中很多是「民主黨」、「勞動黨」、「反共救國軍」成員，由此他發現了不為書齋中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所知的「多如牛毛的地下政黨在文革中曾經非常活躍」的事實。因組建「民主黨」被槍決的粟異邦在臨刑前公開宣稱：「我反共產黨，卻不反人民，反共產黨是為了人民，人們反對你們！」並在公開處決他的廣場上對著十幾萬人高呼「打倒共產黨！」、「打倒毛澤東！」士兵用槍刺插入其嘴中，然後將其虐殺。革命青年劉鳳翔在二十歲就當上瀏陽縣縣長，後被打成右派，由此認識到毛獨裁者的本質，得出「毛澤東把我們帶向死亡」的結論，惹來殺身之禍。楊小凱寫道：「一九七○年殺他的理由完全是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共產黨政權的幾大威脅。」身為「勞動黨」成員的侯湘風，在林彪事件剛一發生就敏銳地指出：「當然是毛先想殺林，林只是不願坐以待斃，而企圖反守為攻。」中國勞動黨一案，由於四個核心人物都被殺，「這個知識分子密謀團體的很多細節也許對世人永遠是個祕密，沒有人可能全部搞清這個團體的整個故事」。

魯迅說過：「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卡繆說過：「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在二零二二年冬天的「白紙抗議」期間，一首名為《孤勇者》歌曲在線下和線上廣為流傳，聽者無不淚流滿面：「你的斑駁與眾不同/你的沉默震耳欲聾/愛你孤身走暗巷/愛你不跪的模樣/愛你對峙過絕望/愛你來自於蠻荒/一生不借誰的光/你將造你的城邦/在廢墟之上……致那黑夜中的嗚咽與怒吼/誰說站在光裡的才算英雄。」

英雄可能會殉道，但英雄的事跡、思想和精神必須被記載、被傳唱、被承續。在資訊被封鎖得「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中國，小丑和奴才們你方唱罷我登場，不願為奴的抗爭者卻不為人所知——他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刻，都在孤獨和絕望中抗爭、前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若有與志同道合者相逢、相知的時刻，必定是其生命中最幸福、最快樂的時刻。因此，在此一看似積訛成蠹、比屋可誅的黑暗時代，尤其需要一部「英雄列傳」來啟發、激勵和引領人心。

不能讓英雄只能相遇在獄中。英雄值得擁有其支持者、社團、政黨乃至更宏大的生命共同體和價值共同體。英雄與英雄之間必然惺惺相惜，但一名英雄未必知曉其他英雄的存在，而芸芸眾生甚至茫然不知其貌不揚的英雄就生活在他們身邊。如果說英雄像種子一樣，那麼種子必然離不開讓其生根發芽的土壤。你若成不了英雄，就成為英雄的土壤吧——「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為大眾謀福利者，不可使其孤軍奮戰；為自由開路者，不可使其困頓於荊棘。」不再對英雄冷嘲熱諷，不再對英雄冷若冰霜，釋放出一點點的善意，閱讀並轉發一兩句英雄的話語，這既是對英雄的支持，也是人們的自我拯救。

告別「資治通鑒」，迎來這個時代的「英雄史」和「英雄譜」

這片土地，正被一個什麼都沒有穿的小丑皇帝和一個比納粹更加納粹的獨裁政黨領向「為奴之地」。若是沿用梁漱溟當年的追問——「這個世界會好嗎？」今天的答案又是什麼呢？

聖經中記載，索多瑪和蛾摩拉這兩個城市罪惡深重，聲聞於耶和華，耶和華要毀滅這城。亞伯拉罕求問上帝，城中如果有五十個義人，也要毀滅城市嗎？上帝說：「我若在索多瑪城裡見有五十個義人，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亞伯拉罕繼續請求，把數字降到四十五個、四十個、三十個、二十個，上帝都答應不毀城，最後上帝允諾：「如果索多瑪城中有十個義人，為這十人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今天，沒有人是亞伯拉罕，沒有人有資格哀求上帝不要毀滅這國。然而，只要我們記錄的義人（英雄）足夠多，這個罪孽深重、苦難亦同樣深重的國族，必然有重生和自由的那一天。關於義人（英雄）的人數，當年的亞伯拉罕不斷做減法；今天的我們卻不斷做加法——當我們尋找時，就尋見了。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說過：「毫無疑問，一小群有思想、有責任感的公民能夠改變整個世界。」是的，在十多億人中，這類公民雖是少數（極少數），卻如同酵母之於麵粉、星辰之於天幕，必不可少。即便他們尚未從整體上扭轉中國沉淪之趨勢，但其努力、付出和犧牲，絕非徒然。

今天，最迫切的一項工作，是打造一座通往雲端的彩虹，讓英雄彼此握手、互相激勵，更讓英雄得到民眾的肯定與支持。故而，我們借用俄國詩人萊蒙托夫的名作《當代英雄》，來命名黑暗時代的「反共英雄譜」，形成一張群星璀璨的星象圖，以證明「吾道不孤」。

「當代英雄」，就時間而言，是從「六四」到當下；就空間而言，包括中國本土、圖博、東突厥斯坦、南蒙古、香港、台灣和海外華語圈。凡是此一特定時空中的反共的抗爭者們，都是本書記錄和表彰的對象。以世代劃分，從一九二零年代生人一直到二零零零年代生人，最年長者與最年輕者幾乎相差八十歲。其中，有大學教授、作家、記者、律師、藝術家、醫生、前官員及各類專業人士，亦有學生、農夫、工人、保安、殘障人士；有一諾千金的好男兒，也有不讓鬚眉的巾幗英雄；有漢族，也有其他少數族裔；有基督徒、伊斯蘭教徒、佛教徒等不同宗教信仰者。他們不是見到秦始皇出巡而激發出「吾可取而代之」野心的劉邦和項羽，不是大言不慚、鐵石心腸的列寧式的職業革命家，也不是以惡抗惡、以共產黨的方式反抗共產黨的「黑武士」。他們關注的是權利而非權力，他們有赤子之心並愛人如己。他們以思想、言論和行動等各種不同的方式展開反抗，並承受極權政府的雷霆打壓，他們無怨無悔。他們的言行和經驗值得被記錄、傳承和學習。

文天祥在<正氣歌>中寫道：「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這是他對史家的最高期許。這兩句詩分別來自兩個典故——《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宣公二年》：「魯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於桃源。趙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太史董狐直書『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以身殉史的史官，讓歷史真相被記載並代代相傳。

華人向來自詡以歷史為信仰，然而，中國的歷史卻大都為帝王將相之家史，以及充滿孫子兵法與厚黑學的「資治通鑒」。這樣的歷史不必也不能重複。要誕生自由中國、民主中國、憲政中國乃至許志永所說的「美好中國」，首先就要有一部自由的歷史、英雄的歷史、勇敢者的歷史、抗爭者的歷史。多卷本的《當代英雄：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的寫作與出版，就是這樣的一種嘗試。盼望更多的朋友們加入其中，正如作家冉雲飛所說：「我們有很多災難，不少災難可謂慘絕人寰，本該有最為發達的見證文學，卻至今沒有誕生過像經歷過猶太大屠殺後而不懈見證過去苦難的作家威塞爾，自然無法創作出像《夜》這樣不朽的見證文學。歷經苦難不能緘默，否則會變成一種繼續奴役，而要變成一種爭取自由不可缺少的精神資源，在更高層面上看，苦難就變成了自由的助產士，變成了民主之嚆矢。你不敢當司馬遷，怕去掉大勢，因為那很痛，那樣便不能享受性福生活，但你可以給司馬遷留下史料啊，讓那些焚書坑儒的人在歷史的真實裡無處藏身。」

這將是一部多卷本的「抗爭者列傳」，也是一部自由人的心靈史。當然，它所記錄的抗爭者，只是滄海一粟、掛一漏萬——若要記錄全部的反共英雄，必將形成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龐大、最為浩瀚的文獻寶庫。我們竭盡所能地以公正與謙卑的心態，記錄下當代英雄的故事，有他們的存在，「中國」這個詞語就不再是地獄的同義詞，「中國」這個詞語就首先是一種責任而非一種命運。它的未來，是全盤崩潰，還是鳳凰涅槃，不僅關乎此一國族，亦關乎「世界會變好嗎」的大哉問。

所有的反抗和犧牲都有其價值，都應當被銘記。我們記載抗爭者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祈願孤勇者不再孤勇，抗爭者健康、平安、幸福、將痛苦和犧牲減輕到最小、不再受苦受難、不再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價。如聖經所說，在自由的樂土上，「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日

美利堅合眾國維吉尼亞共和國費郡綠園群櫻堂

※本文為《當代英雄：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一卷）》（主流出版社，作者：余杰）作者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