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政治獻金法》是在2004年3月18日正式三讀立法通過，我記得特別清楚，是因為當時是總統大選前兩天。那一次的大選裡，陳水扁與藍營的連宋配一路纏鬥，雙方比氣勢也比政策，《政治獻金法》就是在藍綠互相叫陣下被端上議程。如果不是因為選舉，這部讓政客們搬石頭砸自己腳的陽光法案，絕不可能在20年前完成三讀立法，選舉之於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身為台灣的第一部陽光法案，《政治獻金法》對於澄清台灣吏治的確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例如，公職人員未申報的資金來源更容易被推斷為不明財產，當年司法得以將陳水扁入罪，其實就與《政治獻金法》有不小干係；因為有這部法律，所以陳水扁無法將企業對他的大筆捐贈一概以「選舉寄付」脫罪。不過，施行了近20年的《政治獻金法》也有許多明顯不合時宜的規定，其中之一就是過去20年從未調整，對擬參選人偏低的政治獻金額度限制。

根據《政治獻金法》的規定，民選公職人員只有在參選期間（依不同選舉類型從8個月到1年不等）才能收受政治獻金。至於個人對同一擬參選人的捐增額度為1年10萬，營利事業則為1年100萬。對照在正常行情下，選一席立委要花3到5千萬，選縣市長要花上億（依不同縣市有不同標準），以及選總統的競選經費可能達10億之譜，這樣的政治獻金實在毫不足道。

這幾年來，每逢有台灣的上市櫃公司與企業出現弊端醜聞，監察院的政治獻金公開查閱平台就成為不同政黨的攻防戰場。把曾經收過特定企業政治獻金的民選公職一律視為它的「門神」，認為彼此一定是有「見不得人的勾結」，好像幾10萬或100萬的公開政治獻金就可以「買」下一個立委議員幫它「看門」，這實在小覷了台灣立委議員們的自主性。

歷經過去20年的實務操作，台灣政治獻金的「捐」與「受」雙方其實各有不同的考量。由於幾10萬到最多百萬的金額實在不多，與其說捐贈的企業是要影響立委議員、左右政策，還不如這只是讓立委議員們「認識」這些企業的門檻，保留日後「有事相求」或遊說的可能。也由於多數的民選公職都需錢孔急，除非捐贈者爭議過大或惡名昭彰，在查核其資格無虞後，更是很少拒絕這些透過公開合法管道進來的政治獻金。

所以，王鴻薇在過去1年收了基泰建設共兩次，合計30萬的政治獻金，卻宣稱她根本不認識基泰的董事長、總經理，這可能性的確是存在的。問題不在於基泰建設給王鴻薇的30萬，問題在於以下兩點：

一、才一個月前，王鴻薇振振有詞地指控雲豹能源捐給民進黨政治獻金是「台電跌倒，民進黨吃飽」、「吸乾人民的血汗錢去滋養政治人物」；怎麼輪到她自己收了基泰的政治獻金就是「不減少任何監督」？更遑論這些人打雲豹能源打了一個月，沒拿出半點確切的違法事蹟，而基泰建設卻是造成此次大直大坍塌的事主。

二、王鴻薇宣稱基泰建設的兩筆政治獻金，是來自她一位去從商的媒體前輩，「以基泰建設名義捐獻」。此說法若非違反《政治獻金法》第1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捐贈」，必須處以雙倍罰鍰。就是王鴻薇在基泰建設出事之際，刻意地撇清她受贈基泰建設政治獻金的關係，面子裡子都要，是典型過河拆橋的行徑。

選舉要錢，動員要錢，養助理要錢，維持良好的問政更要錢。台灣的問題是，選民常常要求民選公職要在地方隨時看得到，卻也希望她們能在議場或國會有良好問政為民喉舌；選民希望他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別與企業「掛勾」太深，但卻連公開申報的政治獻金資料都覺得礙眼。這種扭曲的心態以及不符現實的法律規範，並不會迎來清明的政治，反而讓政治獻金潛入地下，那些看不見的官商勾結就是這樣來的。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