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唯獨哈里斯符合拜登對副手開出的條件:女性、多元族裔象徵、聽命總統,以及不容模糊的忠誠。(美聯社)
2020年民主黨總統初選進入倒數階段時,僅剩拜登和桑德斯競爭,無論拜登還是桑德斯在當時的全國民調中,他們皆略勝川普,意思是他們確實是民主黨內最強的兩人。只是拜登的黨內支持比例終究贏了桑德斯10個百分點以上,所以是拜登出線。但拜登勝出後,在挑選副手上,則又有非關「民調因素」的邏輯必須考慮。
如果只參考民調數字,拜登那年若以桑德斯為副手,看似「強強配」,實際選戰思考,卻和副手民調無關,而是此黨總統候選人對上彼黨總統候選人,個人欲表現出什麼樣的格局和威望,自己「缺什麼、補什麼」,才真正決定了副手是誰。
很清楚地,桑德斯的極左色彩,加上和拜登同屬「老藍男」,完全無法凸顯拜登捲土重來的耳目一新,所以就算桑德斯是黨內民調第二,也從不在拜登副手名單。而拜登很早就決定選擇一名女性搭檔(有性別平衡考慮),《紐約時報》曾有一篇報導,寫到哈里斯雀屏中選經過,足為外界進一步認識「副手」原來是怎麼一回事。
就《紐時》所寫,2020年被拜登列入最後副手考慮者有四位,包括麻州參議員沃倫、密西根州州長惠特默、前國家安全顧問萊斯以及加州參議員哈里斯。其中萊斯缺乏選舉經驗;沃倫不具族裔多樣性象徵;惠特默和拜登意識形態契合,但她的「白人票」拜登已有了。結果就是兼具女性、亞裔(黑人)標誌的哈里斯得到「面試」機會。
當然,在面試哈里斯前,拜登幕僚已先調查過哈里斯的所有負面影響,例如她是否太過強勢、經常得罪選民、行事風格獨斷、不受控制,以及在自己的家鄉是否不受歡迎等等。在評估上述因素或不影響大局,且可從哈里斯辯才無礙和種族多樣性象徵平衡回來後,拜登才親自會見了哈里斯,進而以更明確的「要求」,想知道哈里斯能否接受。
總統參選人選擇副手,自然不僅是為了應付眼前選舉,一旦擇定,實已展開雙方日後如何合作的談判。哈里斯能取得拜登信任,即哈里斯同意從選舉開始到勝選之後,所有人事晉用都必須得到拜登批准。也就是儘管拜登以哈里斯為副手,選舉團隊和執政團隊,都是「拜登團隊」,哈里斯只是其中一員。這就是《紐時》那篇報導中披露的:「拜登顧問明確表示,拜登選擇哈里斯女士擔任副總統,並不意味在競選工作或未來政府工作中,也會選擇哈里斯的人馬一起共事。哈里斯女士且已經接受了這一現實。」哈里斯的妹妹瑪雅一路以來都是姐姐最親密的政治夥伴,但始終未進入「副總統核心」,也和這原因有關。
繼之,不只人事權聽命總統參選人(包括競選期間),哈里斯之所以可以成副手的關鍵,則是她在和拜登最後一輪的對話中,承諾「將忠於拜登,會毫無保留地支持拜登的每一項議程。」回溯哈里斯在民主黨總統初選時的表現,民調不只一路殿後,且無法撐完賽局,那麼,「民調高低」就跟她這位副手人選又更沒關係,倒是唯有她符合拜登對副手開出的條件:女性、多元族裔象徵、聽命總統,以及不容模糊的忠誠。(若回推2016年川普挑選彭斯,「忠誠」的道理亦復如是)
總統制國家選舉,挑戰之一包括展現國家領導者的威望。美國黨內初選廝殺激烈,為的就是在「自己人」中明白分出勝負,只有勝負清楚,才能得到落敗者的「信服」,也才能釐清誰是領袖。對總統參選人「信服」,則是被選為副手的先決條件。就這點看,哈里斯的低民調,反而更像是自己成為副總統人選的「有利因素」。否則,總統(參選人)、副總統(參選人)雙頭馬車,總統威望還沒選上就先折損,在高強度的大選下,這當然是兵家之忌。
身為同黨同志的拜登、哈里斯,搭檔競選磨合尚且非一蹴可幾,何況不屬於同一政黨的正副組合結盟。目前台灣在野三組總統參選人侯友宜、柯文哲和郭台銘,各陣營皆釋出了不排除整合的訊息,但檯面上估算的搭配方式,要不著眼民調數字加減,要不純以當下反綠為訴求,卻甚少考慮國家領導者的威望(似乎只關心誰正誰副),遑論正副元首實際上的政治運作,唯一可見,他們的治國目光,最遠應該只是到大選投票日而已。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