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的兒子19年前經由慈濟的協助，為患有血癌的小兒子安排骨髓的捐贈和移植。前幾天，他來台灣參加亞太千里論壇，以「新加坡人和台灣人父親」的心情，語重心長地勸告台灣：解決兩岸對峙僵局，時間不在台灣這一邊；以為美國永遠會或能以武力阻擋中國武統台灣是不智的；台灣可以考慮「一個中國人的邦聯」作為與中國和平談判的標的。這些言論從新加坡外交巨擘口中說出，因為以下原因格外具有意義。第一，新加坡以蕞爾小國得以遊刃有餘地周旋於西方列強之間，對美國的地緣政治考量、國家利益權衡與遠交近攻手法，自有深刻過人的理解和認識。第二，作為同時被鄧小平和習近平推崇為中國共產黨最需學習的對象，新加坡對中共將如何演進其政治制度以支撐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應有第一手的體察與領悟。

可是，今天兩岸和平談判中最挑戰棘手的障礙是如何說服台灣民眾，中國在統一當下對維持台灣既有民主生活方式的承諾可以永保不變。鑑於香港的慘痛經驗，這種保證似乎只有在中國政治制度未來能逐步納進民主元素的前提下，譬如說，中國部分地區的民主化程度能進化到今天新加坡的水準，才會有一定的吸引力與可信度。

那麼，（部分）中國地區的政治制度在可見的未來有可能演變成新加坡式的體制嗎？如果有，要多久？這兩個問題都跟今天中國與新加坡之間的民主化距離息息相關。

從1980年到2010年三十年間，美國盡力扶持中國經濟的成長，希望有朝一日，中國經濟的繁榮會促成中產階級的興起，進而引導其政治制度走向民主的體制。可惜這個期待在習近平上台不久後就正式破滅，從那時起美國改弦易轍，將中國視為具獨裁傾向的競爭對手，而非理念相同民主陣營的一員。許多人對中國未能藉由經濟的繁榮促成內部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深感意外，但其實這樣的發展在歷史上也曾出現，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新加坡：雖然新加坡2022年人均所得高達8.3萬美元，但自由之家仍然將其列為不自由的民主政體（illiberal democracy）。

雖然新加坡各方面的施政理念與作法，包括經濟發展策略、國民住宅政策、交通管理措施、填海造地作法、養廉防腐機制，皆多有值得中國學習之處。但其實中國政府最有興趣的面向應該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如何自開國以來堅持與維持一黨獨大的統治格局，全力建塑高效能政府以促進經濟成長、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因而使其得以長期執政、歷久不衰。這一套以賢能官吏爲主體的政府架構一方面反映中國君權時代專業官僚主導治國體系的影子，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李光耀因個人懷疑西方民主在東亞國家的適用性而摸索出來的另類政府治理制度。近十幾年來，學界廣泛討論所謂的中國發展模式，其中有關如何實現高效得民心政府的論述幾乎無不以引新加坡爲濫殤。

假設台灣以今天新加坡的民主化程度作為和平統一的前提，那麼中國離這個民主化程度還有多遠呢？我們可以就言論自由、政府選舉、依法治國（rule by law）、掃除腐敗四個層面來比較新加坡與中國的現況。

從本世紀以來，新加坡政府直接審查禁制當地報紙文稿的案例已極為罕見，所有國際知名刊物在新加坡都可暢行無阻，互聯網上的民眾言論鮮少受管制，被封鎖的不良國際網站為數只有數百個。就前述這些言論面向而言，中國目前幾乎都和新加坡處在相反的一端。

中國的民主選舉從上個世紀以來就一直停留在村級政府，而且黨的控制色彩很濃。新加坡的政府選舉則早已進展到國會議員、總理與總統的層次。雖然新加坡執政黨藉由訂定圖利自己的選舉規則增加選舉優勢、鞏固政權，但人民行動黨在這些公開的遊戲規則下，老老實實地宣揚過去政績，預告未來政見，努力爭取人民對執政當責性（accountability）的認可，以期贏得選票與政權。易言之，新加坡的選舉規則容或未臻公允，但選舉競爭的過程則十分透明激烈，完全沒有上下其手的斧鑿痕跡。

從建國以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就似乎認識到一黨獨大政體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在於官員的貪汙腐敗，因此早在1952年就成立國家反貪汚調査局，負責揭發、調查和防止全國各級政府官員的貪腐行為。習近平的中國共產黨也有類似的反貪腐調查單位與制度，但新加坡的肅貪反腐制度因以下幾個配套措施而更勝一籌。首先，政府官員高薪養廉的政策削弱貪腐動機；其次，貪汚調査局在法律上有不受任何外力干擾下，偵辦包括總理在內的最高階政府官員的尚方寶劍；最後，官員的不明財產視同貪腐罪證的法律極具嚇阻力。

也許新加坡與中國兩者之間最大的民主化差距在於對依法治國精神的尊重程度。新加坡的法律條文與行政規定也許古板、偏頗甚至野蠻，但至少定義明確、規範清楚，政府執行過程照章行事、透明公平、可預測性高。相較之下，在中國則人治遠重於法治，所以相同的事件，只因不同的官員，不同的時空，就可能有截然不同、且政府完全沒有義務解釋的執法結果。也就是說，新加坡政府依法治國的紀律大大提高了言論管理、政府選舉與反貪防腐等政策的公信力與可實施性。

雖然新加坡屬於低自由度的民主國家，但即使連大部分的歐美先進國家都很難挑戰人民行動黨的整體治國績效與成功贏得民心的執政能力。儘管現今中國的民主化程度離新加坡還差一大截，但假定在未來20年內，中國共產黨果然成功地仿效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一黨獨大的政治框架下，於特定千萬人口級都會區（如上海或深圳）達成人均所得大幅超越台灣且民主化程度逼近今天的新加坡，那麼台灣社會還會繼續以惡意併吞的眼光看待中國統一的企圖，堅持排斥兩岸和平融合嗎？

※作者為清華大學合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