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無疑是近兩年來最受熱議的社會議題之一，但它也經常給人這樣一種感覺：它是按性別來劃分陣營的，男性不可能真正支持女權，而女性則應該都會支援女性，畢竟這事關女性的權利。

然而，現實其實比這複雜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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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未必支持女權

曾有不少老讀者跟我說過，「你寫的各種話題我都感興趣，唯獨女權的看不下去」。

至於看不下去的原因，則種種不一：有些人是看不慣女權主義者的姿態；有些人認為在現階段，「連主流男性都沒得到權利，哪裡輪得到女性」；有的人憎惡女權訴求造成社會對立，「無論誰犯法就該被抓起來 ，這和女權沒關係，最討厭借任何事挑動兩性對立」；還有些人認為女性相信「西方那一套」是被洗腦了，沒有獨立思考；也有人嘲諷我一個男人談女權「很可笑」，是在「討好女人」或賺取流量，動機可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每一類人中，都不乏女性的身影。

這其中最常見的，可稱之為一種對女權的審美式反應：有些人雖然支援女權，但卻不喜歡一些女權主義者「太激烈」——他們反對的不是女性權利訴求本身，但要求你姿勢好看，討厭你反應過度、歇斯底里。

吊詭的是，這種看法厭煩女權主義者的情緒化，但他們自己的反應本身也是出於一種直覺式的情緒化反應。他們相信現在的女權活動已經走火入魔，而他們自己「不反對女權，但反對那種‘你反對我，就是反對女權’的專斷」——然而這種專斷本身，其實並非女權的特徵。

很多人相信，女權是好事，但得「慢慢來」，屬於「第二階段」的事，好比蓋樓要先打好地基，否則就本末倒置了。根據這種觀點，女性即便得到了一些好處，也是超前的、不正常的，隨時可能歸零。

這是相當普遍的一種心態，似乎覺得這種「權利」是一種資源配置，「正常人」都還沒得到，就輪不到更邊緣的群體，諸如女人、殘疾人等等。

連很多女性都接受了這一套，但卻沒有意識到，這種將人群分優先順序的預設，本身就是男權社會的產物——女性爭取權利，並不是一個先後的問題，而是同一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

正由於「權利」被視為有限資源的再分配，女性權利訴求也就被認為是「不正當地」獲得了更多利益，難免引起其他人的不平乃至眼紅，「激化社會矛盾」。

不少女性和我說，自己周圍的男性人都很好，彼此相處得很愉快，也因此，她們不能接受現在把男女搞得很對立的女權話語，轉而主張「真正的女權」應該是促進男女互相理解、互相欣賞。

換句話說，她們寄望於實現社會整體框架的和諧，也就是不打破雞蛋就能吃到煎蛋。

既然相信自己的權利訴求在現有框架下就能得到充分滿足，那麼很自然地，很多人進而認為「中國已經兩性平等了，比國外好多了，不需要鬧女權」。

不止一位女性明確跟我說，真的沒感覺到有什麼性別不平等，所以無法理解現在很多的女權主張，覺得要麼誇大其詞，要麼就是在要求特權。

這麼想的人，往往是一些大城市裡生活優渥的女性，她們的成長環境可能確實比較寬鬆，甚至頗受優待，因而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斷言不存在女性被貶低的現象，態度甚至比男性更堅決，因為女性的身份反而使她們可以無所顧忌。在西安地鐵事件時，就有朋友和我說，就是這類女性認定那個當事女性是活該。

有時候，這樣的想法或許出於天真，她們是真的不知道社會有多複雜，所以豐縣事件才讓那麼多人震驚；但從另一面來說，這也意味著我們社會的碎片化相當嚴重，每個人看到的現實迥然不同，很多人之所以爭吵不休，原因就在於誤以為彼此談的是同一件事，但其實並不是，以至於連對話的基礎都沒有。

本來一個人就難免受自己身周習慣邊界所限，如果你又完全接受而沒想過走出舒適圈，那麼對限制的感受也不會太明顯，只有當你嘗試超出這個邊界，向前走得越遠，感觸才會越深。

2

錯位的批評

當下的很多女權主義者似乎在潛意識裡相信，實現女性權利的最大阻礙來自前現代理念，尤其是那種結構性的男權傳統，只要打倒它就能萬事大吉；但實際上，在這個光怪陸離的時代，後現代理念有時也會成為對手。

和一般人設想的不同，反對女權的既不一定是頑固的保守主義者，更不一定「愚昧無知」。

在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精英中，不時能看到這樣一種觀點：女權主張規定了「女性應該是怎樣」，這本身就不可忍受。

她們進而嘲諷，那種對男權話語的批判早就過時了，自己18歲就會背了，種種話術都可以一日速成，但把一切都塞進霸權vs弱者之爭的意識形態摸具裡，就是解放自己心靈和肉體了嗎？

這種看法認為，一個人不分性別，無須他人指點，有權自己決定怎樣過好自己的生活，有一位就在網上如此宣告：

我認為我首先是一個有自由意志和血肉之軀的活人，化妝與否這事，穿不穿高跟鞋這事，以及其他一切類似的選擇，都是為我自己的舒適便利、身心健康、美學品味、社交生活服務的。

宣稱女性已經被男權社會系統性戕害到了喪失整全的自主意識，以至於都不能用基本常識來清楚地辨別和斷定自己（應該）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連無傷大雅的日常穿戴都要摸著良心自我省察一番，這不是在堅固，而是在貶抑和幼化女性個體。

那麼下一步如果是由女權理論家揮斥方遒來規定什麼才是真為女性好，以及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愛美，是不是又回到了熟悉的配方？

不難看出，這種聲音相信每個個體有權「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既不感覺受到了系統性剝奪，甚至也反對將女性生命中的一切艱難都歸咎於此，進而相信女性尊重男性、喜歡孩子也是自主的人生選擇而不應該被邊緣化。

按照這種看法，當下的一些女權訴求不過是「宣洩你未竟的青春期的憤怒，以及為一件自己並沒有付出什麼努力的事情感覺良好」，反倒印證了男性群體對女性的某些偏見。

這無疑是相當犀利的，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此最關鍵的一點是：「你們還在為之爭取的東西，我已經得到了。」本來女權的訴求正是為了讓個體可以自主地做自己，在這一意義上，這一聲音本身就是女權的，而它反對的，其實倒不如說是女權理念的意識形態化。

也正因為自認已經得到了應得的權利，這種主張不是在性別二分的框架底下看待社會問題，而是不分男女都看作平等的個體，拒絕任何群體化的標籤，就像柴契爾夫人那句名言：「沒有所謂『社會』這回事，只有一個個的男女。」

根據這種激進的個人主義，你的每個決定都是自主做出的，也就得自行承擔責任：「你就是你，單數的、理性的、有完全責任的你，你不是什麼70後、80後、90後、00後……任何年代都不能背鍋你的無知與懦弱，也不能買單你的傲慢與偏見。」

現實是，正因為還有太多人遠遠沒能作為自主的個體自由選擇，女權訴求才有其必要。然而落到實處，卻可能出現各種錯位。

北航有個傳統，教室裡前兩排座位留給女生，但近兩年來的新生卻不肯守這個規定，提出既然性別平等，那就應該先到先得。

同樣的，也有很多人振振有詞地主張，都什麼時代了，為什麼還要「女士優先」？既然女性要求平等，那就平等競爭好了。

這些看起來似乎沒問題，但當社會上的結構性不平等尚未消除，而個人也尚未能做到完全自主的情況下，這在實踐中就意味著掉進一個陷阱：讓弱者吞下苦果，合理化了當下的所有選擇，因為據說這都是你自覺自願、也應當為此負責的。

19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之後，黑人在名義上獲得了平等的權利，但權力下放回避了集體談判問題，最終僅僅產生了一個諷刺性的結果：「黑人控制了黑人的痛苦，白人則控制了全國的財富。」

正如日本社會學家橋本健二洞察到的，「自我責任論將本來應負責的人們從責任中解放出來，而將責任推向不應負責的人們。」

3

女權，什麼樣的女權？

雖然這兩年女權活動看起來聲勢浩大，有些人甚至斷言它已經成了一種霸權話語，但深入到社會現實中就不難發現，它其實距離成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公眾連「女權」的確切內涵都存在著廣泛的誤解——諷刺的是，某種程度上正因為這種誤解，才讓人產生了一種它已經席捲輿論場的錯覺。

本來女權就有諸多面向，到現在仍然處於各執一詞的狀態，沒有人能說，「只有這樣才算是女權」。所謂「田園女權」可能是最遭男性厭惡的那種「女權」，但在一些真正的女權主義者看來，那根本不能算是「女權」。

更複雜的是，很多女性看起來反對女權，但其實她們自身的意識就是相當女權的。當然，女性本身就是一個極其龐大的群體，難免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即便女權內部也有不同的主張，反對一種看法，並不一定就是因為支持男權。

也就是說，不僅反對女權的不是同一撥人，甚至他們反對的也不是同一種女權。

在各國女權主義興起的歷史上，女性內部一直都會存在各種複雜多元的聲音，有時甚至發展到對立的地步，特別是職業女性與家庭主婦之間，彼此的立場常常迥然不同。

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一書中將之歸結為男權文化的結構性特徵：「比起男人的厭女症，女人的厭女症更加麻煩，因為女人的厭女症是自我厭惡。理解了這一點，許多謎都能解開。比如：為什麼女人之間圍繞男人相互對立？為什麼說女人的敵人是女人？為什麼母女關係複雜糾結？等等。」

中國家庭也不例外。淡豹的小說《亂世佳人》寫活了一個認同父親的女兒形象，極好地刻畫了家庭中不同女性角色帶來的內在緊張感：

實際上，二十多年來，從她是小女孩時到現在，她始終是使用母親而愛父親。不都是這樣嗎？無數的女兒不都是這樣嗎？如今她仍舊依賴母親，需要母親幫忙照看孩子、監管保姆，但又反感老人溺愛，不教孩子規矩，也不聽教訓，還有動不動撂挑子的脾氣。不都是這樣嗎？無數的女兒不都是這樣嗎？這世界上難道有誰真正愛自己的母親嗎？一代代扣緊的難道不就是女兒憎恨母親的鏈條嗎？

最終，要直到女兒也經歷母親類似的痛苦，才發現「我是另一個女人」。

我們每個人都會根據自身的經歷和所處的社會結構位置來判斷，但當一個社會日漸多元化發展時，這卻隨之會帶來一種不可避免的割裂：哪怕都是女性，但人與人之間的經驗難以共通，一個人為之氣憤不已的事，另一個人可能毫無感覺；你還在竭力去爭取的權利，她卻可能覺得早已獲得，甚至不理解你為什麼要那麼激烈。

這種割裂感，實際上本身就是女性在社會結構中處於相對邊緣乃至依附性地位的證明之一，正是因為這種割裂，她們難以形成一種共通的身份意識，進而採取一致的行動。

更關鍵的是，很多女性自己也不願認同女性身份。在女性高管中，有相當一部分不願突出、或傾向於淡化自己的女性身份，原因是不想被人認為是受照顧才坐上這個位子的，又或者是覺得「女性」遠不如「高管」這一身份重要。這倒像是某種見不得人的卑微出身，越是成功的人就越是傾向於去掩蓋它。

毫無疑問，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永遠是困難的，但這正是當下所欠缺的。在我所看到的現象中，大部分女性與其說是「反對女權」，倒不如說是無法理解另一個女性的處境——有時甚至自認很理解對方的處境，但還是遺憾她們被帶歪了、走岔了，行為是不理性的。

然而，假如你能真正代入她們的感受，或許會發現，她們很清楚自己要什麼、在幹什麼。權利是每個人都有的，女性爭取權利與男性保留權利並不是此消彼長的零和遊戲，關鍵在於如何界定和厘清邊界。

當一個社會逐步實現現代化，個人權利意識的興起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當下的女權也是由此衍生的，只不過主體是女性而已。吊詭的是，恰恰是那些個人權利很強的女性，反過來覺得女權是沒有必要的框框。

這充分體現出中國當下社會語境的高度複雜性，但真正的問題是：僅僅個體化的行動並不會帶來社會結構性的改變，如果我們真的想要推動什麼，那就不僅需要對社會的反思，也需要對自我意識的反思。

※本文轉載自北同文化AllForQue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