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在看納斯邦的「逃避人性」時，對於其中一個案例感到非常好奇，一個男人開槍射殺一對正在露營的女同志情侶；後來在法庭上，這個男人的律師抗辯說：看到這對女同志，導致這個男人產生極為強大的厭惡感，所以才忍不住開槍殺死她們，基於這一點，不應該判處這個男人蓄意或故意謀殺，而應該因為這股憤怒而減輕刑度。

那是大學時代由李茂生老師所推薦的書籍，當時的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怎麼會有人敢公然做出這樣的抗辯。但後來稍微有點接觸後才發現，無論是葉永鋕事件、蜜月灣事件、農安街事件中，校方、傷人者、警察的所做所為，其實跟上面案例中的男人相類似，都是對經由外觀（外表或舉止）或認識（報案內容），認定為「非自己群體」的少數者，基於自己的「噁心感」，進行暴力攻擊或差別待遇。

納斯邦從對於「噁心感」的研究出發，將「噁心感」區分為人類本性的噁心感（對於骯髒、污臭等可能的病菌源）；以及社會建構出的噁心感（對於同性戀、黑人），認為前者是人類為了生存而發展出的自衛天性；而後者則是由社會建構出，對於「非正常族群」的排拒，往往沒有太過於正當的理由，只要是被社會認定為「不正常」者，都有可能被社會建構出「噁心感」，進而受到排擠跟暴力。進而，對於跟「不正常」者有所連結的符號，也當然成為感到噁心的對象，例如六色彩虹旗、Lady Gaga、甚至是蔡康永這個根本披著「正常人外衣」的同性戀者。

就在昨天，建中校方因為承受不了大量的抗議電話，命令學生拆除畢業典禮所設計的彩虹掛飾，稍微看了一下抗議者的理由，就可以清楚明白，我們社會是如何「定義」出「性少數」的「異常」，然後「設計」出一整套精密的「噁心建構裝置」。

首先，「性少數」往往違背既有的「性道德」，無論是性的對象（同性、數量、年齡、非人等）、性的方式（非陰道交、非隱蔽性、非虐待或綑綁等）、性的言說（未成年人不可公然自白自己的性事、性的不可分享性等），於是，透過早期精神科學的協助，這些性少數被視為「精神疾病患者」，一方面建構出「不正常」，同時被繼續觀察、分析出更多不正常的前行為或習性，讓教育者能夠建構出「正常」的性教育。

再者，透過「正常」與「不正常」的分類，塑造出「性少數」在社會中被認為「噁心」的溫床，這種例子從以前到現在都不會缺乏：對於妓女的噁心感、對於手淫少年的噁心感、對於性暴露者的噁心感、對於同性戀的噁心感、對於性虐待傾向者的噁心感。

最終，一個完整且環環相扣的社會控制機器就完成了，「性少數」是疾病、是令人感到噁心的對象、是值得人類差別對待的對象；如果有人敢站出來為他們發聲，那這種噁心感也將會傳達到發聲者的身上，不管他是不是該「性少數」。而如果自己身邊出現「性少數」，則必須早日強迫其接受醫療、並且隔絕一切對外接觸管道，甚至送進永遠隔離的精神病院中。

雖然隨著社會的發展與知識的進步，部分的人們逐漸脫離「性少數」是疾病、是「噁心源」的想法；但這樣的牢固且運作多時的社會控制體制，仍然具有相當強烈的影響力。相信美國還是有非常多的人認為同性戀是疾病、相信歐洲還是有相當多的人覺得同性戀很噁心、相信台灣也還是有很多父母送小孩子去接受性別轉換的治療。這些都是我們必須不斷努力的部分，但同樣的，在這些已經被控制的人民心中，我們已經成為同樣令人感到噁心的對象了。

當然，在這樣的社會中，會發現訴諸「噁心」逐漸成為反對者隱藏的共識，但他們也知道不能夠直接明講（就像是討厭東南亞籍勞工或街友也不能明講，但從言語中就可以明顯看出：別假了，你就是覺得他們噁心）。於是，噁心開始轉換成其他的詞彙，像是「國民健康」、「傳統道德」、「性氾濫」、「來自外國的邪惡影響」，繼續訴說著「我們就是對於性少數感到噁心」，繼續試圖正當化他們的差別待遇甚至是暴力行為。

我想，如果不想再因為這樣的想法而造成更多受害者，最好的方式就是早點站出來向這種想法宣戰，不斷拆解社會建構出的「噁心感」，跟他們說：「真正應該被覺得噁心的，正是你們這群自以為正常的人們」。

※作者為台大法律碩士、任職於沃草。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轉載自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