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場軍事衝突中，支持一方「動武有理」，是「正義之師」，就等於支持那方的軍隊做任何他們覺得必要的事情嗎？

很多人似乎以為如此。他們以為，為了殲滅敵人，「毫不保留」有什麼不對？在這波以巴危機引發的相關討論中，很容易發現有許多不同立場的論點，都隱含著這樣的預設，甚至更有論者直接提出這樣的主張。

但在國際法上，這個預設其實是百分之百錯誤的。依照國際法、更不用說國際上對於人道和正義的討論，「這是戰爭」並不代表交戰方什麼手段都可以用。相反地，基於人道的考量，即使是「正義之師」也都必須盡到一些義務。

換言之，即使支持作戰的目標，認為出兵是正當的，不等於支持所有作戰的手段。​近來，比如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以及歐盟官方的代表，都在公開支持以色列有權自我防衛的同時，也提及防衛的方式必須遵循國際法，指的就是這個層次的問題。

一定會有人質疑，​這種要求太過天真。質疑者可能會問：戰爭誰在跟你講規則？但是，相關規範在制定的時候，就是「專門針對」戰爭時期作的規範──這些規範不是「即使有戰爭仍然適用」，根本是「因為有戰爭所以適用」。

而即使執行有其困難，但這些規範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也已無可質疑，是幾場重要國際會議的產物，由不同國家、不同時期、不同立場的代表共同協商，聯合國大會的幾次決議也再三確認其中幾項重要原則。對於這些重要原則，國際上的共識是所有國家都必須接受規範，即使沒有簽署相關的條約協議依然如此。

​即使參戰有理，也要遵守規範

回顧這段時間來網路上的討論，甚至一些國際政治人物的發言，不論是專談這波攻擊的血腥暴力，還是上溯各種「歷史淵源」，背後經常都是牽涉到「是誰在自我防衛」等問題，甚至是在問「誰先的？」。不論這些論點各自是否合理，這些討論的焦點顯然是關於「發動或參與戰爭的正當性」。

​這個討論固然重要，但在國際法上，總是會嚴格區分「參與戰爭的合法性」（jus ad bellum）和「戰爭中行為的合法性」（jus in bello）。也就是說，即使一方參戰的理由很正當，即使出兵的理由值得全力支持，也不代表那一方什麼都可以做。

​更白話的說法是：有權拿起武器，不代表拿起武器之後想怎樣都可以。

​或者舉個切身一點的例子：如果中共真的侵略台灣，台灣當然有權防衛。但比如說，假設國軍抓到一些戰俘，也一樣不能對國軍施予酷刑；又比如說，台灣和國際盟友也不能故意去炸三峽大壩，造成大量平民死亡。

這兩種合法性需要討論的內容、引用的法規也完全不同。關於​「是否可以參戰」，主要的討論重點會放在自我防衛、聯合國的角色等等，最常被引用的是《聯合國憲章》的相關規定。而「戰爭中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則主要是奠基於一系列稱為「國際人道法」（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IHL）的規範，最常被引用的是一系列的《日內瓦公約》，也還有其他的規範存在。

值得補充的是，戰爭中政府也仍然受到國際人權法的規範，不過人權法允許在緊急危難下對人權做必要限縮。相對地，人道法並沒有因為戰爭而限縮的問題，因為人道法就是專門適用於戰爭時期的規範。

或許會有讀者好奇，但考慮到巴勒斯坦和哈瑪斯的法律地位，雙方真的受到國際法的約束嗎？答案是肯定的，即使國際法上很可能不會把這波衝突定位成「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但不論是認定為所謂非國際武裝衝突，或者認為適用佔領區的規範，雖然會有些細節上的不同（比如戰俘問題），整體國際人道法仍然適用。

回到眼前的個案，這也是為什麼聯合國專家會聯合警告，以色列國防軍和哈瑪斯雙方的行為都涉及戰爭罪，都該強力譴責，也都需要遏止和調查──在討論「手段是否合法」的時候，完全不會考慮「參戰理由是否正當」。

​基本原則：區分平民與戰鬥人員

​而手段是否合法該如何判斷呢？法律當然有很多細節，但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區分平民跟戰鬥人員。

​平民永遠不會是軍事行動的合法目標。軍方永遠不可以直接瞄準平民，除非平民自己也參與了戰鬥。更進一步說，軍方不但不可以刻意殺傷平民，更有義務區別平民目標和軍事目標，不可以「無差別攻擊」──所謂的無差別（indiscriminate）不是一個形容詞而已，在國際人道法上有重要的意義，也因此是國際上近期討論相關問題時的關鍵詞，尤其是關於國防軍轟炸和全面封鎖加薩走廊。

​講得更直接一些，以色列的平民和巴勒斯坦的平民，不管他們的政治立場是什麼，不管前者是否支持屯墾擴張，不管後者是否支持哈瑪斯，不管他們曾經是，都不會是合法目標。當然，戰爭難免誤傷平民，這點國際法當然也已經考慮到，所以當然不是「一傷及平民，就構成戰爭罪」，但絕對不可以「瞄準」平民，或者「不管自己是否瞄準平民」。在這個原則下，就算不談法律上有專門禁止擄獲人質，哈瑪斯殺害和綁架多名以色列平民的行徑，就已絕對構成戰爭罪。

​除了不能瞄準，軍方也有責任要「儘可能把對平民的危害降到最低」。換言之，即使行為有軍事目的，都還是有義務儘可能不要傷害到平民，至少努力考慮過各種可能的選項。​

最後，人道法也要求作戰方不能為了小的戰略目標，而犧牲不成比例的平民性命與健康，這就是所謂的比例性。可想而知，什麼叫做「合乎比例」永遠會有爭議，但這個原則確實存在，作戰方不可以明擺不在乎這一件事。而且，退一步來說，這項原則也意味著如果知道一項行動可能傷及平民的狀況下，作戰方必須要有明確的目標才有可能可以執行。

透過這幾項原則，可以更了解近期一大爭議：以色列軍方通知加薩走廊北方一百萬平民撤離、向南移動，不少人爭論這樣是否就「夠了」，是否就是仁至義盡。

綜合整理國際人道法專家們目前的分析，問題不是出在「通知」本身。問題首先在於，要從加薩北方移動、疏散一百萬人，平常就已經相當困難，在現在爆炸頻傳、缺油缺電的狀況之下更是如此，加上現在還有許多傷者、孕婦和身心障礙者，都尤其難以移動，若是認為通知之後就能撤離，這項目標並不實際。

除此之外，南方本來人口密度就高，現在更已經嚴重缺乏空間和必要資源，沒有水喝、醫院連屍袋都不夠。在這個背景下，即使多數平民都移動到南方，仍然高度可能爆發人道危機，而以色列軍方也有義務將這個問題納入考慮。

最後，如果有任何平民因為各種原因留在北方，他們在國際法上的屬性也沒有改變，仍然是平民，所以前述禁止瞄準、最小傷害、合乎比例等原則也依然適用。

綜合以上三點，問題不在通知本身，而在於通知之後不算仁至義盡，仍不會豁免以色列軍方在國際法上的義務，不會消除對實際結果的責任。

​集體懲罰絕對禁止

此外，還有一個相關但不完全一樣的原則，是禁止「集體懲罰」（collective punishment），這同樣不是修辭而已，而是國際法上對於戰爭罪討論的一個重要概念。

什麼是集體懲罰？最近網路上不同立場的很多人，會對一些平民死亡說「活該啦」、「誰叫他們要怎樣怎樣」。不論說的是「誰叫以色列要這樣惡待巴勒斯坦人」，還是說「誰叫他們（在2006年）自己選出哈瑪斯」，又或者以「復仇」為理由，總之，只要認為任何一方可以攻擊一整群人，尤其是以一整群平民為目標，都不但冷血，而且違反國際法，不管說的是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

​用更白話的說法來講，國際人道法禁止的是「連坐」。當然，有些人確實應該為自己的罪行負責，但這些責任一定是個人要擔負，可以把人抓捕之後審判，而如同前面所說，在戰場上擊斃敵軍當然也不會構成戰爭罪。但是，只要涉及「連坐」的邏輯，彷彿「一整群人」都要負責，這就是違法的，因為「集體戰爭責任」並不存在。

不能連坐的原則，甚至不只適用於平民而已，也適用於其他失去戰鬥力的（前）戰鬥人員──可以要他們個別為自己做的事負責，但不可以把他們當成一個集體處罰。尤其，如果是以一方政治領導人有「多壞」或甚至「多笨」為理由，處罰一整群平民，更是同時涉及「不得以平民為目標」和「不得集體懲罰」這兩個問題，不論我們說的是以色列還是巴勒斯坦。

另外，值得補充的是，依照相關條文的明文規定，所謂的「懲罰」並不只包含殺害跟關押，還包含用行政的手段，或是動用警察的力量等等，執行任何種類的制裁或騷擾。

正是在這個原則下，國際上有不少專家都質疑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的全面圍困，加上斷水、斷電、斷網，很可能已經構成集體懲罰，進而涉及戰爭罪。這些人立論的基礎，正是考慮到這樣的懲罰性行為，無異於因為哈瑪斯領導層的作為而處罰當地兩百萬居民，而且處罰的方式甚至還是危及人類生存基本需求，可能導致大量死亡或長久身體損傷，是相當嚴厲的集體懲罰。

對方邪惡，不代表你可以跟著邪惡

另外，近來許多論者，甚至包含以色列官方或親官方的人員，會強調哈瑪斯綁架人質，屠殺平民，而且還以加薩走廊居民為「人肉盾牌」，既然如此，憑什麼要求以色列國防軍遵守國際人道法？

對此，國際法上的答案也非常明確：國際人道法要求的是「最低限度的人道標準」，並不能因為對方違法就跟著違法。換句話說，這些標準是「絕對的」，是行為的底線，而非「相對的」，不是「只要比對方好就可以了」。

換個方式來說：國際人道法要求的，是所有軍事人員都要對平民、對人命負責，而不是對敵方、對敵軍負責。換言之，以色列軍方負責的對象不是哈瑪斯，而是一個又一個的平民。

同理，國際人道法也不准許以復仇為由，而違反法律所訂定的最低底線。試想：如果對方殘暴等於己方可以殘暴，也意味著己方殘暴對方也可以殘暴，人道的底線將會越沉越低，很快就將不復存在。

至於「人肉盾牌」的問題，則值得特別討論。一些人主張，哈瑪斯刻意讓平民暴露在危險之中，來阻遏或承擔以色列國防軍的攻勢，在這樣的狀況下，以色列不該為這些人道危機、人命損傷負責。但國際法上的認定不可能是這樣：哈瑪斯這樣的行徑當然殘暴、惡質，本身也高度可能構成戰爭罪。但是，哈瑪斯有責任，並不豁免國防軍的義務，先前所說「不瞄準平民」、「儘可能降低對平民危害」、「比例性」等原則仍然存在，不會因為哈瑪斯的邪惡而消失。這就如同，把一個人丟在路中央是犯罪，但明明看到有人躺在路中央卻仍開車輾過去也依然是犯罪，兩者並不會互相抵銷。

這點會不會增加國防軍行動的困難，當然會，完全無須否認。但基於國際法，也基於尊重人命，這些義務不會因為哈瑪斯的邪惡而消失。國際法就是要求作戰方必須思考成本較高、但可以降低平民傷亡的方案。

一些相關的具體要求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具體要求也很重要，下方的列表並非全部，只能列舉部分：

＞不能瞄準平民使用的住宅、庇護場所、醫院。

＞平民們要生存下去的必需品和建設，不可以當成目標，這包含食物、飲用水設備、飲用水資源、灌溉設備等。

＞水壩、核電廠這些破壞後會使平民死傷慘重的設施，同樣不能當目標。

​＞禁止綁架人質。

＞即使在封鎖的情況下，都必須允許中立的人道救援，運送生存必需品，並且發放給平民。

＞原則上要避免強迫平民遷移，如果一定得遷移的話，要盡力確保這些平民有得住、有得吃、有得穿、衛生條件可接受。

＞不能使用「造成非必要痛苦」的各種武器：如果你用這項武器，會讓人高度受苦，或是你無法控制它是不是會無差別造成傷害，那就不能用。這裡有些具體規則，比如大家最熟悉的禁止生化武器，以及達姆彈等特定子彈、武器的禁令。

​＞記者只要沒有參與戰鬥，必須視為平民加以保護。

​結語：在兩個孩子之間，不做選擇

​再次重申：這些規範不是「怎麼戰爭期間還要遵守」。不，「就是戰爭期間才特別要遵守」。上個世紀眾多血腥的戰爭之後，各國代表就是坐了下來，協商出了這些戰爭時必須遵守的規範。

​當然，國際法向來的問題就是難以執行，尤其國際戰爭罪的調查還有各方不願配合、預算和人力嚴重不足的問題。但是否能成功調查、起訴、判刑是一回事，遵守法律的義務是另一回事──我們都知道，並非只要不會被逮捕、被處罰，就可以隨意違法，任意對身邊的人造成傷害。

必須記得的是，這些規定所要保障的，是最低限度的人道，是要保護一個又一個有血有肉、會疼痛會死亡的個人。而「不要造成不必要的痛苦」──這不就是人性的基本原則嗎？

​這個原則，或許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表達。斯洛維尼亞詩人Boris A. Novak著名的作品〈Decision (11)〉，為這個原則提供了最清楚、也最能撫慰人的說明：

「兩個孩子之間／選擇兩者。」（“Between two children/choose both.”）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孩子之間，選擇兩者，不論他們不巧身處何處，不管他們的祖父母或他們的政治領導人犯了什麼過錯。

這首詩的下一段則說

「大惡和小惡之間／不去選擇。」（“Between the lesser and the bigger evil/choose neither.”）

​這也是人道的要求：盡最大的努力不要為惡，不因為面對大惡，就認為自己可以選擇小惡，遑論同樣犯下大惡。

最後，面對這樣難解的衝突，尤其又有不負責任的政治領導人，這首詩的最後對我們說：

「希望和絕望之間／選擇希望：／因為它更難以忍受。」（“Between hope and despair/choose hope:/it will be harder to bear.”）

選擇絕望是容易的，不期不待不受傷害。有希望才是最困難的，但我們不能丟失希望，即使這個世界總讓人悲痛、憤怒、心碎。

​因為，有些原則必須堅持，也值得堅持。

※台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