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中研院社會所在今年成立「香港主題研究小組」，推動香港研究並進行資料收藏。今年12月8日將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當香港研究走向全球」，將舉辦兩場主題演講，分別由李立峯和孔誥烽主講；一場「在海外推廣香港研究」圓桌論壇，由李靜君、梁啟智、單國鉞引言；並有七十篇左右論文發表。本報特邀香港小組召集人吳介民，與清大《當代中國研究通訊》合作策劃「研究香港」專題，由日本東大教授阿古智子發表第三篇，談香港研在日本的來龍去脈，是一篇具有深刻歷史感與洞察力的日本香港研究簡史。】

英屬香港研究

日本和香港在文化（動漫、電影、美食等）、經濟（貿易、投資）、教育（留學）等方面有著悠久的密切交流歷史。然而，當我們談論「香港研究」時，雖然這個領域在日本已經有長足的發展，但香港研究只是中國研究和亞洲研究的一小部分，能夠將自己稱呼為「香港研究學者」的人，以及這些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和書籍數量是有限的。

日本關於香港最早的著作是Joseph Chailley-Bert的『東洋ニ於ル英國植民政策』（東方的英國殖民政策，1898 年）（木村良吉翻譯），是作為了解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殖民政策和日本殖民管理的參考而出版。

第一本關於香港研究的嚴肅學術著作是矢野仁一的『支那外交史とイギリス：アヘン戦争と香港』（中國外交史與英國：鴉片戰爭與香港）（1939）。 這本書將鴉片戰爭描述為英國極不公正的暴力行為，並深入調查了殖民侵略的現實，成為東方歷史研究上的熱門話題。直到今天，仍然被認為是一部歷史傑作。

小椋廣勝的《香港》（1942）也是這段時期在香港寫成的難得一見的書。小椋在法政大學商學院（現在的法政大學初中和高中的前身之一）任教，同時活躍於共產黨所屬的文化團體，但在1928年因“315事件”被捕，之後退休。1937年，加入同盟通訊社。戰後他經驗紅色清洗，後來擔任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並於1959年成為立命館大學教授。

戰後香港工業化與人類學研究

1960年代的香港研究，横山昭一的『香港工業化の研究』（香港工業化研究）（1969），是代表性成果。

可兒弘明是一名歷史學家與文化人類學家，1965至1973年在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研究。編著『香港艇家的研究』（香港船民研究）（1969），獲得第5屆澀澤獎（日本民族學會、（現）日本文化人類學學會）。可兒的代表作『香港の水上居民－中国社会史の断面－』（香港的水上居民：中國社會史的橫斷面）（1970）在日本學術界廣為人知，主編的『もっと知りたい香港』（想更加了解香港）（1984）和『香港および香港問題の研究』（香港及香港問題研究）（1991）對於有志於研究香港的年輕人來說是非常實用的書籍。1979至1980年，可兒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機構進行了美國華僑研究，並以他對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地中華傳統文化的研究為基礎，出版了『華南華僑・華人の故郷』（華南華僑・華人的故郷）（1992）、『僑郷華南、華僑・華人研究の現在』（僑郷華南、華僑・華人研究的現在）（1996）。此外，並曾出版『大図解　九龍城』（九龍城圖鑑指南）(1997)。

1980、90年代，包括香港在內的華南地區的人類學研究成果相繼發表。田仲一成的『中国の宗族と演劇』（中國的宗族與戲劇）（1985）就是其中之一，本書透過香港農村資料的分析和田野調查，釐清華南部落社會儀式戲劇的社會結構，指出鄉村儀式是由以宗族為基礎的血緣儀式組織所支撐。

文化人類學家志賀市子所寫的『近代中国のシャーマニズムと道教―香港の道壇と扶乩信仰』（現代中國的薩滿教與道教：香港的道壇與扶乩信仰）（1999），描述發生在市區多租戶建築中的香港道教形式、實踐中國古代神聖儀式和聖歌的宗教團體「道壇」的現狀和歷史發展，並重新思考了滲透到中國宗教傳統研究中的分析框架。

瀨川昌久在『中国人の村落と宗族 : 香港新界農村の社会人類学的研究』（中國人的村莊與部落：香港新界鄉郊地區的社會人類學研究）（1991）中，透過對中小宗族的田野調查，考察了周邊的村莊、村會、市場區域等。他對各個單位進行多層次的分析，同時釐清各教派融入近代以前，複雜的國家社會機制。瀨川的著作主要關注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南方的部落和文化，包括『客家 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ーとその境界』（客家：南方漢族的種族和邊界）（1993）、『族譜 華南漢族の宗族・風水・移住』（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與遷徙）（1996）、『中国社会の人類学 親族・家族からの展望』（中國社會的人類學：來自親戚和家庭的視角）（2004）等。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瀨川出版了『香港社会の人類学―総括と展望』（香港社會人類學：總結與展望）（1997），試圖解讀現實社會中香港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谷垣真理子是關注華南地區的研究者之一，出版『変容する華南と華人ネットワークの現在』（變化中的華南與華人網絡的現狀）（2014）等書。谷垣分析1982年開始的區議會選舉，並編寫『英領期香港における選挙と政治エリート形成過程』（英國殖民時期香港的選舉和政治精英形成過程），同時也撰寫了「第二次世界大戦後の香港左派の形成」（二戰後香港左翼的形成）、「中国内地との一体化と《脱中国化》」（與中國大陸統一和“去中國化”）等論文。

過境城邦、華僑/華人研究

濱下武志在『香港――アジアのネットワーク都市』《香港：亞洲網絡城市》（1996）中，從歷史的角度分析香港作為中轉城市的角色。19世紀中葉以後形成的現代亞洲市場被認為是西方資本主義封鎖亞洲開放的結果，但真正使市場發揮作用的是東亞和東南亞兩個已經形成的經濟自治區，以及中國和太平洋地區發展的多樣化流通形式。濱下追溯了香港這個中轉城市在主權回歸中國之前回到了亞洲歷史上曾經存在的「邊緣區域秩序」的現實和背景。濱下專門研究近代東亞史和經濟史，包括『中国近代経済史研究――清末海関財政と開港場市場圏』（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晚清海關財政和開放港口市場區）（1989）和『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近代中國的國際機會：朝貢貿易體系和近代亞洲）（1990）。濱下對海外華人的研究也很著名，『華僑・華人と中華網 移民・交易・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展開』（海外華僑、華人和中華網絡：移民、貿易和匯款網絡的結構和發展）（2013）試圖從超越地域主義和國家歷史觀的宏大視角，闡明香港作為一個變動循環的「中華網絡」。

中嶋嶺雄的『香港：変わりつつある都市国家』（香港：變革中的城邦）（1997）也是至今仍被傳誦的傑作。當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時，中嶋直接向日本人事院院長請求允許他以國家公務員身分前往被禁止的共產主義國家，並親自前往中國。1966年，他訪問了香港、廣州、北京、上海，與紅衛兵進行了各種互動，包括一手拿著一本《毛澤東語錄》，一起彈鋼琴、拉小提琴合奏。根據這些經歷，他向《中央公論》提交題為《毛澤東逃離北京的真相》的論文。1968年爆發大學糾紛，東京外國語大學因全協闘（全校聯合抗爭會）而關閉，中嶋的研究室也遭到破壞及縱火。在觀察文革和大學衝突時，他完全脫離了左翼意識形態。1969年大學衝突結束後，他以外交部特約研究員身分赴香港留學。儘管當時日本國內的主流情緒支持文革，他還是從將文革視為權力鬥爭的角度發表了多篇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1981年榮獲三得利學術獎的《北京烈烈: 文化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ったか》（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是什麼）。此後，他發表了廣泛的著作，主要關注當代中國，並以著名的保守派評論家而聞名。

2010年代的香港研究

以下學術書籍於2010年代出版，都以香港為重點的研究。古泉達也的『アヘンと香港：1845-1943』（鴉片與香港：1845-1943）（2016）是一部從現代全球化發展中的亞洲與太平洋接觸點來看圍繞鴉片的國際關係史。在國際社會對毒品的批評日益增多之際，本書透過香港與鴉片的關係描繪了香港的現代形象，並且解釋為何在大英帝國乃至日本軍政府統治下香港仍繼續實行零售鴉片銷售制度。本書總結了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的歷史，原本被認為是「萬靈藥」的鴉片遭致取締。

久末亮一的『香港 「帝国の時代」のゲートウェイ』（香港：通往帝國時代的門戶）（2012）描述自19世紀中葉以來從中國擴展到東南亞和美國，香港位居連接、調整人員、貨物、資金和資訊流動的門戶。本書實證闡明了一個經濟區的歷史和香港至今存在的原因，重點關注銀幣等中國人的金融活動。

從香港回歸到回歸後

香港回歸前夕，日本學者積極進行了香港研究。代表性的例子之一是澤田ゆかり主編『植民地香港の構造変化』（殖民地香港的結構變遷）（1997）。日本的個別研究人員經常研究小主題，亞洲經濟研究所組織了香港研究組後，才使結構分析成為可能。本書試圖闡明香港社會和政治經濟的根本特徵。例如，為什麼香港的財富科技如此受歡迎，經濟金融政策、房屋政策也受到影響。人們常說香港對弱者嚴酷，然而，香港政府「積極不干預」的政策不能只用「弱肉強食」、「自由放任」等關鍵字來理解。從經濟和福利政策的實際情況來看，香港試圖以最小的成本建立一個穩定社會的制度。本書也從政治角度分析香港左派勢力持續增強的狀況。

即使在亞洲經濟研究所（アジア経済研究所，IDE），現在也幾乎很難推動專門研究香港的大型項目，但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竹內孝之總結了『返還後香港政治の10年』（回歸後香港政治的十年）（2007）。竹內認為，自1970年代末中國轉向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不再可能與中國分開看待。中英關於香港主權回歸的談判於1982年開始，並於1984年結束，但從此時開始，香港政治派別的輪廓變得更加清晰，在各種問題上開始出現分歧。竹内將左派（親中國派）的「資本主義傾向」和民主派的「社會主義傾向」，視為這一衝突的矛盾面向。回歸前後，包括著名學者在內的許多人預測，中國統治將破壞香港的經濟繁榮，而左翼政黨民建聯擴張，尋求改變選舉制度並獲得經濟上的支持，香港政治會一點一點地發生變化。中國爭取時間，直到左派占上風。民主派努力使《基本法》這個不完整的憲法成為憲法，並實現徹底的民主化。然而，竹內警告說，如果沒有經濟獨立，香港將受到中國擺佈。

愛みち子的『香港返還と移民問題』（香港回歸與移民問題）（2009）根據具體的原始資料和大量的法庭記錄講述圍繞現代香港的移民問題。本書內容涵蓋英國香港移民政策的歷史，香港回歸前後的外交談判，有關移民法律措施的索賠、審判、判決以及中國的回應。

一國兩制研究

香港回歸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社會對香港的興趣逐漸減弱，但仍出版了多本學術書籍。法學學者廣江倫子在『香港基本法解釈権の研究』（香港基本法解釋權研究）（2018）中提供了香港基本法解釋權的理論視角，將普通法與回歸後的中國法聯繫起來的“一國兩制”政策下，從香港法律國際化（積極接受國際人權法）的角度，系統性地整理並思考普通法與中國法的兼容和衝突。

目前被認為是日本最重要的香港研究人員之一的倉田徹，憑藉著作『中国返還後の香港―「小さな冷戦」と一国二制度の展開』（回歸中國後的香港：「小冷戰」與一國兩制的發展）（2009）獲得第32 屆三得利學術獎」。本書一反回歸前的許多悲觀預測，從一國兩制體制下政治、經濟、社會狀況變化的角度分析中港關係穩定的形成機制，並尋求實現「高度自治」，這尖銳地描繪了中國與香港融合的現實。然而，現在看來，香港回歸後的悲慘預言已經成為現實，日本的香港研究面臨嚴峻的考驗。

從「不問政治的國際城市」到雨傘運動、政治危機

倉田徹和張彧暋合著的『香港: 中国と向き合う自由都市』（香港：面向中國的自由城市）（2015）探討英國殖民統治後如何賦予香港“高度自治”， 以及回歸中國之後向來“不問政治的國際城市”居民如何組織雨傘運動，並且產生政治覺醒。

關於雨傘運動的研究，還有周保松、倉田徹、石井知章的『香港雨傘運動と市民的不服従 「一国二制度」のゆくえ』（香港雨傘運動與公民不服從：「一國兩制」的未來）（2020）。

倉田徹是香港研究領域的頂尖專家。他在『香港政治危機: 圧力と抵抗の2010年代』（香港政治危機：2010年代的壓力與阻力）（2021）一書，從多個角度分析近10年來香港的軌跡，包括2012年反對「愛國教育」必修課的抗議集會、2014年呼籲民主的「雨傘運動」、2019年的反送中等。「一國兩制」政策下應該享有高度自治權的香港，隨著2020年7月《國安法》的實施，發生了重大轉變。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是作為紀念東京大學出版社創立70週年而出版。

倉田徹和小栗宏太主編的『香港と「中国化」――受容・摩擦・抵抗の構造』（香港與「中國化」：接受、摩擦和抵抗的結構）（2022）描述北京中央政府制定的「國安法」與香港選舉制度的變化，如何逐步讓香港民主化的進程陷入停滯，並且嘗試從不同意識形態背景下的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關係”和“價值觀”這兩個要素來探索香港的未來。

香港目前正處於重要的十字路口。廣江倫子、阿古智子主編的『香港 国家安全維持法のインパクト 一国二制度における自由・民主主義・経済活動はどう変わる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影響：一國兩制下的自由、民主和經濟活動的變化）（2021）解讀一國兩制政策的未來，以及對法律制度和社會的影響。

松谷曄介主編的『香港の民主化運動と信教の自由』（香港的民主運動與宗教自由）（2021）將參與民主化運動的教會領袖和信徒的文件和聲明翻譯成日語，通過關於「信仰」、「自由」和「民主化運動」的討論，探討了香港基督徒如何應對繼2019年反送中、實施國家安全法後發生的動盪。

日本的香港研究的限制與可能性

倉田徹指出日本的香港研究有三個優點：（1）香港研究可以為中國研究、亞洲研究等其他領域，提供政治、經濟、歷史分析的角度；（2）特別是與中國境內相比，香港本身為研究者提供更方便、更開放的渠道（可是，國安法施行之後就不是了）；（3）學者可以使用英文和中文進行研究。然而，也有三個缺點：（1）缺乏專門進行香港研究的研究機構和研究團體；（2）自稱為「香港研究人員」的學者很少；（3）由於香港既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一般城市，很難作為比較研究的對象，因此香港經常被視為例外而被忽視或遺漏。

然而，近年來，維護國家安全法實施後被剝奪活動能力的部分港人移居日本或建立活動基地，新形式的研究活動也開始出現。由於自由表現的權力被剝奪，社會運動正在透過藝術活動而不是書面文字進行。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在日本進行合作。例如，東京大學以《香港週》為題進行行動主義與藝術結合的學術研究和社會活動，年輕人用3D列印機製作曾經矗立在香港大學的「恥辱之柱」，並在《香港週》展覽場地和六四紀念集會地展示；又如倉田明子為主的東京外國語大學的研究小組 不斷舉辦有關香港的電影放映會和討論會。倉田明子是倉田徹的夫人，她的代表作是《中國近代開埠與基督教》一書，以1840年代誕生於中國的「開放港口」為背景，描繪知識分子透過新教傳教活動所獲得的西方知識和技術，對中國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的動態。她也翻譯了《九龍城寨史》（2022）和John M. Carroll教授的《香港史》（2020）（與倉田徹合譯）等書。

我擁有香港大學博士學位，用社會學現場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方式來研究現代中國，出版了『香港：あなたはどこへ向かうのか』（香港：何去從何）。我在這本書中不僅描寫香港社會的狀況，也提出了思考台灣、日本、中國問題的視角。這本書的內容也是「行動研究」的體現，即邊行動邊研究，這種風格是一種研究香港如何受中國威權主義影響的方法。

※作者阿古智子係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著有《香港 何去何從》（香港 あなたはどこへ向かうのか）（玉山社，2022）。

作者附記：倉田徹教授於2020年12月10日在香港研究年會上作題為《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Studies in Japan》（日本香港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報告。本文是參考該報告中介紹的日本香港研究的歷史脈絡和特點而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