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齊柏林甫於日前舉行《看見台灣II》開鏡記者會，宣布新一波跨國空拍計畫，預計進一步拓展時空維度，遠赴日本、紐西蘭、馬來西亞與中國大陸等地拍攝，將台灣置入世界版圖，以更全觀的視野解讀環境議題。未料，在眾人期待聲浪中起飛的他，卻於花蓮執行拍攝時直升機失事，命喪黃泉。

齊柏林投入空拍20餘年，2013年以紀錄片《看見台灣》締造2.2億票房，刷新台灣紀錄片紀錄，並榮獲第50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齊柏林鏡頭下的台灣出奇壯美，他坦言，在空中記錄島嶼之美著實困難，得一再琢磨拍攝角度，去蕪存菁後才能拍得到。然而，他不僅醉心於美麗台灣，在《看見台灣》片中，當觀眾被島嶼的雄偉壯麗地景擒住目光，深深讚歎時，敘事驟然一轉，島嶼的傷痕於此際進入景框。過往秉持「家醜不可外揚」心態的他，這回，以鏡頭見證了環境的創傷，他甚至自嘲，這是一部足以發人省思的「恐怖片」。

當年《看見台灣》曾招致諸多批評，包括揚著「愛台灣」的大旗，表彰美與感動，流於煽情，卻未能直指環境問題背後深層複雜的結構性原因，尤其片末烏托邦景象有粉飾太平之嫌。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授邱貴芬在《「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一書中，則對本片提出不同的分析： 「就『環境紀錄片』這個類型而言， 『環境紀錄片』的目的在於提倡『環境意識』，讓觀影者對於人與『自然』的關係有進一步的反省，逐漸提升自己的環保知識和環保意識。電影的威力也正在此。」邱貴芬認為，以此角度來看，清楚定位為「環境紀錄片」的《看見台灣》雖不盡完美，卻是相當成功的影片。

《看見台灣》引發可觀的後續效應，不僅觀者如織，討論聲浪不絕於耳，也迫使政府展開調查行動，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行政院終於在2013年成立「國土保育專案小組」。2015年底，我受邀至中原大學參加《看見台灣》映後座談，電影放映時，觀者專注癡迷，時有動容，映後討論熱烈，緊扣台灣環境議題及觀影過程所受之啟發，我亦將上述提及之普遍批評拿出來跟眾人討論，觀者的反饋顯然站在了影片這一方。

齊柏林的作品是台灣人情的縮影

我第一次見到齊柏林導演是在某電影場合，當時，本片監製侯孝賢導演出席了該場活動，會後，齊導演與其工作人員等在休息室外，正準備向侯導請益，態度謙遜和氣。《看見台灣》上映前夕，我至他工作室採訪，他謙虛地說，「你叫我導演，我會很不好意思，因為這部片是我問出來的，我問了好多不同的導演，因為過去台灣沒有類似的經驗，無前例可依循。」

齊柏林的謙卑，或是天性；另一方面，長年穿巡高空，拍攝宏偉地景，也讓他看見，人雖如螻蟻，摧毀環境的力道卻十分強大，此番經驗提醒著他，人非主宰，面對大自然，應學習謙卑，找出和諧共處之道，或許是這樣的緣故，使得謙卑的態度又在他性格裡鑿得更深了一些。

齊柏林自言，從小成長於忠黨愛國的家庭，空拍「原聲童聲合唱團」 登上玉山頂峰吟唱時，他沒料到他們會攜帶國旗上山，因此當他們揮舞旗幟，向這片國土致意時，他不由熱淚盈眶，激動不能自已，為完成拍攝，他強壓淚水，就怕眼淚弄潮鏡片，無法對焦。那也是有史以來最驚險的一次拍攝，風起雲湧，直升機上下落差一百英尺，鏡頭震盪得厲害，抓都抓不穩，拍完直想趕快逃離現場。

齊柏林將《看見台灣》視為一種「柔性的訴求」，沒有激烈的控訴，單純希望把看見的現象呈現出來，讓大眾和官方意識到問題的存在，進而思索應對之道。一如他的為人，拍攝《看見台灣》時，他選擇了溫和的態度，不猛烈批判。他的人及作品，某種程度上即是台灣人情的縮影。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著有《再見楊德昌：台灣電影人訪談紀事》，另主編《台灣電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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