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日軍以琉球船民漂流至「牡丹社」（Botan，今屏東縣牡丹鄉）境內遇害為由，出兵攻打台灣。由於事涉台灣原住民、琉球、中國及日本多方面的國際爭議，史稱「牡丹社事件」。當時因此造成多名排灣族人戰死，日軍隨後取下十二具頭顱遺骸帶回日本，其中四具輾轉被帶到英國收藏在愛丁堡大學。流落近150年的歲月，後來經多方交涉，直到今年11月初才由「原住民委員會」偕同牡丹社排灣族人順利將這四具頭顱帶回台灣，創下國際返還台灣原住民族遺骨的首例。

回顧過去，早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體質人類學」（Biological Anthropology）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而發展，便已有醫生、警察，乃至人類學者紛紛開始進入各地山林原始部落、以便收集不同原住民族群的人體骨骸作為「研究標本」。

針對當時有許多研究者都很渴望能取得人類頭骨作為標本的潮流現象，早年曾跟隨日籍學者鳥居龍藏（1870～1953）進入台灣山地進行人類學調查的森丑之助（1877～1926），將這份內心期盼收集的強烈慾望描述得極為生動：「要深入內山收集蕃人的人類學材料非常困難，所以鳥居先生和我把出處清清楚楚的蕃人骷髏，當作可供研究的、正確的基礎材料，在這個前提之下，人類學者獲得蕃人頭蓋骨就很高興，像是流著口水、虎視眈眈的貓兒，偷吃到鰹魚乾一般」 註更多參考森丑之助，1908年5月3日，〈偷竊髑髏懺悔錄〉，《台灣日日新報》，後收錄於楊南郡，2000，《生番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台北：遠流出版社，頁280-289。。

顱骨的魅惑：從森丑之助〈偷竊髑髏懺悔錄〉談起

早在1895年日本殖民政府治台之初，彼時年方十八、從小就嚮往冒險生活的森丑之助以陸軍通譯的身分來到台灣，並隨著軍隊移防各地。隔年（1896）他在花蓮遇到來台灣進行原住民調查的鳥居龍藏，從此一頭栽入臺灣蕃界調查的工作。據說他進入山林從來不帶任何防身武器，僅攜帶調查所需的相機與文具，冒著可能被生蕃「出草」獵首的危險，以真誠的態度入境隨俗來得到原住民的信任，短短一年間就熟習各族語言。

及至1900年，森丑之助開始擔任鳥居龍藏的嚮導兼通譯，當時兩人帶領著十一人的隊伍，一起在台灣展開了為期八個月的踏查，他們一路從嘉義循八掌溪谷地及曾文溪上源谷地上溯至達邦社、知母朥社（今特富野），然後再從阿里山方向攀登玉山。

某天晚上，森丑之助與鳥居龍藏分別在特富野社與達邦社過夜。深夜裡，森丑之助看到堆放在集會所一旁的籠架上有許多被煙燻到釉黑的頭顱，捫心自問：「這些髑髏不是我們垂涎已久的東西嗎？」頓時澎湃的血液流竄全身，抑止不住狂野衝動。於是趁著夜深人靜時，偷取了五顆頭顱。

彼時自覺做了虧心事的他，在天未亮時悄悄渡河，與在對岸特富野社借宿的鳥居龍藏會合，卻發現對方竟然也不約而同地偷取了五顆頭顱放在皮箱內，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

不久後，旅途中由於森丑之助的包裹突然破裂，以致被隨行的原住民腳伕發現偷竊頭顱一事，甚至驚動了當地嘉義廳番務課的官員。於是經過一番賠罪與道歉而歸還了八顆頭顱，剩下的二顆被鳥居龍暗藏在皮箱裡沒被發現，最後送往日本東京大學理學部的標本室。

偷竊頭骨，在當時是一種冒犯禁忌的行為，理應受到制裁。所幸後來有當地官員出面調停，才平息了原住民的不滿。對此心懷愧疚的森丑之助，直到經過了整整八年之後，才在《台灣日日新報》發表一篇〈偷竊骷髏懺悔錄〉來追悔當年這件事。

台大的布農族馬遠部落遺骨返還，為何迄今仍延宕多年？

在時間上，回到英國愛丁堡大學歸還牡丹社原民遺骨的案例，從最初（2019年）在媒體批露有四個牡丹社頭顱被收藏在愛丁堡大學解剖學科，翌年（2020）再由原民會、文化部、文資局、屏東縣政府和牡丹鄉公所等各級單位協調成立「愛丁堡返還原住民遺骨計畫工作推動小組」，並於2021年向愛丁堡大學提出返還要求，直到2023年台英雙方真正達成返還工作，整個過程大約歷時四年左右。

相較之下，稍早之前（2017年）同樣透過媒體報導引發社會大眾關注的布農族馬遠部落先人遺骨案：1960年代台灣大學醫學院幾位解剖學科教授以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為名義，前往花蓮布農族馬遠部落帶回64具族人遺骨（後來有部分遺骨不見，目前存有正式紀錄的是43具）。直到相隔50多年後，於2012年《台大校友會刊》首度揭露了這段鮮為人知的研究歷史。當時（2017年）馬遠部落族人不僅組成「還我祖先遺骨自救會」要求台大歸還並道歉（隔年正名為「馬遠部落會議還我祖先遺骨工作小組」），而台大校方也初步允諾，會與部落族人和原民會、教育部協調，希望由公部門主責，擇期以正式儀式將遺骨歸還給馬遠部落。

然而，儘管馬遠部落與台大雙方都認同「返還遺骨」之必要，監察院亦於2018年完成調查報告，並向社會大眾公開。但在現行制度與責任（經費）分配的實際執行過程卻遭遇到了種種困難，以致馬遠先人遺骨報導至今已過了六年（2017～2023）仍遲遲無法返鄉安息。

不同於牡丹社案例當中相對單純的遺骨返還，隨後（2020年）「馬遠部落會議還我祖先遺骨工作小組」同時也提出更為完整的七大訴求，包括：要求台大公開針對馬遠祖先遺骨相關文獻資料，並協助部落出版學術刊物；針對遺骨返還工作時程確立，並要求台大進行道歉儀式；興建紀念專區；設立補償及回饋基金會；台大醫院補償措施；遺骨事件列入國民教育階段教材；遺骨事件列入台大校史紀錄。

事實上，正因馬遠部落先人遺骨一案牽涉層面遠較牡丹社案例複雜許多，長期觀察馬遠部落遺骨返還事件的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黃之棟，乃特別為此撰寫了一篇研究論文〈原住民族遺骨與文物返還的制度性安排：公共行政的觀點〉，其內容指出：「不管是原住民族還是政府，皆把舉證、盤點、調查、返還等責任，全部交由返還方來承擔。這麼一來，便大大加重了大學等返還方的負擔，從而也增加了館方或校方抗拒的可能。.....倘若主事者又缺乏族群敏感度與相關專業訓練，就更容易導致各單位對此採取保守的態度。」 註更多參考黃之棟，2020，〈原住民族遺骨與文物返還的制度性安排：公共行政的觀點〉，TASPAA論文資料庫。

歸結而論，由於現今台灣政府、民間博物館乃至各大學研究機構對返還都還處在摸索的階段，加上國內尚未形成 一套完整的制度可供依循，因此連帶造成了實際執行的公家單位或學術機構，對於返還過程感到不安而造成延宕，甚至抱持著「以拖待變」的消極作為。對此，黃之棟認為單純的返還有其極限，參與主事者必須要更進一步思考探索其他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從制度面著手增加各界返還誘因，進而達到加速返還進程的目標，這才是當前所面臨「遺骨返還」的最大挑戰。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