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議題帶來的交叉性視角將不同的特權和壓迫模型引入運動者的視角。(美聯社)
外界往往將「白紙運動」和長達三年的「動態清零」政策直接聯繫,一些媒體也將這一波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直接稱為「反清零示威」或「反清零運動」。從邏輯上來說這一聯繫並無不當,但如果僅僅局限於「動態清零政策及其反響」這一框架來分析解釋,可能會忽視非常多的其他要素,這些要素從COVID-19爆發前,就給許多公共議題關注者帶來長期的憤怒、無力和失權感,也是許多人選擇走上街頭的直接原因。
在筆者於歐洲組織和參與示威的過程當中,許多的標語和口號都在訴說和「動態清零、封控」無關的內容,而其中「性別議題」更占了幾乎一半。或許也正是這一複雜性,帶給白紙運動和之前世代的許多抗爭完全不同的現場觀感與行動基調: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海外,憤怒的女性抗爭者在現場的比例都非常之高,也幾乎在所有的組織過程中觀察並警惕著父權制、性別刻板印象、男性氣概對活動的占領和支配,並努力將女權主義和LGBTQ的視角與訴求帶入運動當中。
筆者曾經在中國國內的性別類NGO擔任志願者,見證了許多性別議題的發生和討論。離開中國後,從2022年10月開始參與線下的抗議行動,並在烏魯木齊火災前後參與組織了數次歐洲範圍內的中國人抗議集會,因此本文從個人的經驗和見聞出發,講述性別議題為何在這場浪潮中如此重要,又是如何給新生的中國行動者帶來反思和挑戰。
對於筆者來說,參與線下行動的契機並非烏魯木齊大火,而是發生在2022年10月13日的「四通橋抗議」。在中共20大前夕,一位個人抗議者在北京四通橋掛出橫幅,抗議包括僵化的動態清零政策在內的中國政治問題,雖然這一消息在中國互聯網上很快就被封禁,卻在海外中國年輕人當中掀起巨大的波瀾。在疫情三年期間,一些獨立於官方敘事的中文社交媒體帳號興起,譬如INS帳號「CitizenDailycn公民日報」、「Northen Square北方廣場」等,都成為我們重要的訊息獲取工具。北京的四通橋抗議之後,「公民日報」發布貼文「一個人的勇敢不能沒有回聲」,並將四通橋示威者的標語製作成海報,號召海外華人和留學生在學校和街頭張貼,一同聲援四通橋抗議,這一行動號召獲得來自世界各地的響應,後來被冠以「海報運動#ThePostMovement」之名。筆者也正是在這一行動之下,看到了無數在黑暗中奮戰的同溫層,最終戰勝心中恐懼,離開互聯網走到街頭進行公共表達。根據「公民日報」發布的統計數字,該帳號共收到來自全球359所大學的上千份投稿,許多都具有鮮明的政治訴求以及直指體制問題的批判。對於像筆者這樣的中國海外留學生而言,這是從未有過的社會運動經驗,也是後續一系列浪潮的開端。
「海報運動」之後,海外留學生參與公共行動的熱情並未減退,反而持續高漲。彼時筆者經常能看到貼文下或社交媒體群組中的行動者尋找同一地區的行動小組。「公民日報」跟隨這一需求推出「MyDuty線上民主牆」,組建包括倫敦、澳洲東部、紐約、南加州、多倫多在內的5個地區Telegram群組,讓彼此孤立的海外行動者可以有所聯結。其中的倫敦民主牆「MyDutyLondon」在有著較大流量的「不明白播客」報導後,增加了許多關注者,10月29日當期的播客採訪「海報運動」中的女性行動者Kathy,她和民主牆的成員一同參與倫敦香港社群的抗議活動,並在現場喊出四通橋的抗議口號。此後,仿照香港反送中示威中的「去中心化」原則,新生的海外中國行動者借助線上的Telegram群組,以及「公民日報」等社交媒體平台,進行組織和號召,在白紙運動爆發前已進行了包括「集會示威、個人抗爭、行為藝術」等形式在內的許多線下行動,回應在中國發生的四通橋抗議、富士康工人暴動、新疆「再教育營」等社會事件。這些行動群組和經驗都為即將到來的「白紙運動」做好了鋪墊,在一個月之後迅速轉變為更大規模的全球燭光紀念活動。
11月24日,新疆烏魯木齊大火發生,至少10人葬身火海,僵化而缺乏人性的動態清零封控,再次點燃人們的憤怒情緒。四通橋後抗議組織的模式被迅速運用到海外的「白紙運動」聲援行動當中,在原來的各地區Telegram群組中,又誕生許多新成立的城市群組用以組織烏魯木齊的燭光紀念活動,幾乎遍布歐美的各個主要城市。在11月24日至次年2月期間,柏林、倫敦和巴黎等城市,線下抗議行動接連不斷,形式也非常多樣,既包括傳統的遊行示威,也伴隨著行為藝術、快閃等行動。值得注意的是,和中國爆發的抗議相比,海外的白紙運動參與者更加多元,既有擁有明確政治訴求的行動者,也有只希望悼念逝者、抒發內心的一般民眾。行動者當中的政治光譜也非常龐雜,許多集會現場其實包含了社會主義者、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大一統」支持者等在內的臨時聚集,不免會產生許多衝突,而性別議題產生的衝突正是非常重要的一組矛盾。
在四通橋抗議浪潮之前的海外民主運動舞台上,對性別議題的討論其實非常有限,許多上一個世代的民運人士具有明顯的保守主義傾向,推崇男性氣概和性別刻板印象。一些女性人權捍衛者被邊緣化,往往只能以「男性運動者的妻子或家人」的身分出現在公眾視野。但是四通橋之後的海外青年抗議活動,基本上沒有落入這一舊的運動框架,打從浪潮一開始,關注性別議題女性行動者的身影便出現在幾乎每一次的重要行動之中,並且始終保持獨立性和批判視角。
以英國倫敦為例,MyDutyLondon群組在集會的組織討論中多次提到性別議題,一些男性異見者會使用性別侮辱的方式攻擊習近平,譬如發布將其頭像與裸露的女性身體拼接的圖片,這些招致群組內女權主義者的反感,並當場提出反對,要求群組成員和管理者尊重女性,並建立性別友善的空間。在10月29日的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示威當中,女權主義示威者組成一個小小的方陣,用象徵徐州豐縣「鐵鏈女」的鐵鎖鏈將彼此連接在一起,並且手舉抗議中國國內性別暴力、性別歧視的標語。
特拉法加廣場示威之後,女權主義者仍然在大群組內面臨相當程度的男性說教,一些反對者提出「人權高於女權」和「顧全大局」,要求女權主義者容忍厭女的敘事和表達。面對這些爭論,女權主義者維持相當的獨立性,一個名為「我們都是鐵鏈女(We are all chained women)」的行動小組開始從大群中獨立出來,力圖建立反歧視的性別友好空間,並且創建新的社交媒體帳號。在隨後的許多活動當中,關注性別議題的女權主義者開始有意識地組織自己的活動,而非依附於大的抗議聯盟,譬如在11月12日發起「占領女史箴圖」的抗議行動,並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的聯合抗議後,又以「酷兒&女性 不該被忘記」為主題舉辦了一場訴求交流集會。
倫敦並非孤例,在筆者參與的德國聲援四通橋集會當中,現場有相當多的標語內容和性別議題有關,一些標語直指中國政府對女性人權捍衛者的鎮壓,聲援黃雪琴、李翹楚、彭帥,或批評中國政府和公眾人物對男性氣概的推崇,對性別暴力和性騷擾的不作為,以及對女權主義和LGBTQ組織、公共帳號的封鎖打壓。在這一波浪潮當中誕生了一些具有標誌性的,與性別有關的口號標語,譬如「父權不死,極權不止」、「不要父權要多元」,這些口號借助社交媒體平台出現在全球各地的集會現場。美國紐約一個名為「女子主意」的華人泛女權社群平台,則以「開放麥」的形式凝聚女權主義社群,以幽默消解父權制和威權體制,這一模式後來如雨後春筍一般迎來許多效仿,在荷蘭、英國、法國、義大利和日本等地,女權主義小組和開放麥紛紛成立,許多成員都曾參與過烏魯木齊大火後的燭光紀念活動,或在更早時期就參與運動。
2023年5月,發生在台灣的#MeToo運動延燒至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界,王丹、滕彪等知名民運人士被指控性騷擾,引起一場範圍巨大的討論,一些「白紙運動」後興起的青年行動者及組織,公開反對以王丹為代表的上一世代民運人士對性同意、性別平等和反性騷擾等議題的漠視,也反對犧牲性別議題來換取一個表面上同仇敵愾的「民主運動」大業。同樣的,這些性騷擾事件讓行動者之間產生許多分歧,「公民日報」發布致王丹的公開信,並且開闢「異見」專欄以供討論。在美國的紐約民主沙龍、德國的A4revolutionberlin都發布聲明。女權主義者也有行動,2023年6月4日的倫敦六四紀念集會上,來自「我們都是鐵鏈女」的女權主義者組成小隊,公開喊出「要女權要民主,不要性騷擾」的口號。
白紙運動中女權主義和性別多元行動者的參與絕非偶然,而是和數年來中國國內性別議題的持續發酵有關。2015年,行動者「女權五姐妹」遭警方刑事拘留,此前她們一直在從事反對性騷擾和家庭暴力,以及推動性別平等的公共行動;2018年,中國#MeToo運動從高校誕生,將性騷擾議題帶入公眾的視野當中,然而,許多當事人的勇氣和犧牲未能換來制度的改變,一些政府和高校官員將女權主義者視為麻煩,採取各種維穩手段讓其噤聲,但女權主義討論卻在互聯網審查之下快速生長。2022年1月,徐州豐縣「鐵鏈女」事件將中國境內人口拐賣和精障女性的問題曝光出來,直接引爆公眾的憤怒情緒。官方一方面用語焉不詳、漏洞百出的通告應對公眾,另一方面卻加緊刪帖封號,並且嚴格封鎖事發地點。網名為「烏衣古城」的女網友前往豐縣聲援,卻遭到警方逮捕和毆打,並在披露遭遇後再次被警方帶走,至今杳無音訊。
官方也在意識形態上推崇男性氣概和性別刻板印象,譬如教育部於2021年1月公開聲明,將加大投入培養學生的「陽剛之氣」、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2022年4月,共青團中央官方帳號更直接發文稱「極端女拳已成網絡毒瘤」。一些民族主義意見領袖也在網上發起集體舉報和攻擊,將為女權主義和LGBTQ等性別議題發聲的人視為境外勢力的滲透,呼籲國家嚴厲打擊。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越發加強互聯網管控和宣傳。2019年之後,無數的公共帳號從互聯網平台消失,許多和性別相關的公益組織被迫解散。2021年,關注女性勞工權益的諮詢平台「尖椒部落」、女權主義播客「海馬星球」,以及一些關注女權主義的個人帳號被迫關閉或封禁;同年7月,許多高校的彩虹小組和LGBTQ社團組織遭遇打擊,微信公眾平台被封禁,一些組織本身也在學校施壓下被迫解散。微信公眾號被刪號後,會變成紅底、白色感嘆號的「未命名公眾號」,成為中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的標誌性符號。
上述的事件和討論正如一個高壓鍋,熬煮著憤怒的女性。面對不公的事件,官方不僅未公開透明和公正地處理,反而對民間意見採取刪號、封禁的手段,使得憤怒和無力感持續地醞釀,女權主義者、LGBTQ行動者和國家政權也逐漸喪失了21世紀初那樣的合作可能。「對抗」成為不得不做的最後選項,只是缺少一個契機。筆者認為,「白紙運動」正是這一契機,當對政權的不滿最終爆發,許多女性走上了街頭,將被刪除的聲音帶著憤怒和悲傷呐喊出來,香港樂隊My little airport的歌曲「宅女,上街吧」成為運動中另一個標誌性的動員口號,正如歌詞中的「宅女,上街吧,這個政府靠得過嗎?宅女,上街吧,你要未來繼續任由人魚肉嗎?」
隨著中國政府頒布「新十條」,動態清零政策最終走入歷史,海外的運動浪潮也迎來低潮,雖然青年組織者試圖以李文亮紀念、六四紀念等活動延續運動,但不免喪失了2022年11月、12月時的盛況。然而,與政治反對運動低潮相對的是,海外女權主義和LGBTQ社團的蓬勃發展,與光譜複雜、衝突頻發的「大聯盟」相比,基於身分認同而形成的小型社團更容易凝聚,所關注的議題和政治反對相比也稍加安全。運動中的性別議題討論更帶來許多新的問題,譬如性騷擾防治、安全空間的建立等,而對待性別議題的重視程度也成為區分「白紙運動」和上一世代運動(如六四運動)的重要因素,在民運界性騷擾事件期間一度產生「白紙一代」的說法。
性別議題帶來的交叉性視角將不同的特權和壓迫模型引入運動者的視角,中國的現狀不僅是「政府—人民」這樣的單純壓迫模型,也包括內地漢族相對維吾爾族、香港、西藏等邊緣族群的特權和壓迫,以及女性和LGBTQ群體面對的歧視和打壓。在「白紙運動」期間,有許多行動者沒有沿用充滿男性氣概的「民主反共」意識形態敘事,而是從個人經驗出發,主動檢視自己身上的特權地位,呼籲建立更平等和多元的社會,這是筆者認為本次運動留下的最大財富,而這正是性別議題在運動中的討論、女權主義者和LGBTQ行動者持續不斷抗爭的結果。也正是這樣的交叉線視角,豐富了整個運動,使行動者之間「看見彼此」,變成單純的消耗和對抗,同時起到賦權作用。
※作者Charles是「白紙運動」海外參與者。曾為中國性別NGO志願者,2022年離開中國前往海外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