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之後，美國首次面對一個嶄新的歷史格局，首次面對「共產主義的國際性挑戰」。由於美國缺乏戰略準備與外交規劃，這就出現了一個「戰略轉型的空窗期」，也就是不知如何面對世界格局的重組與共產主義的威脅。就在這種空窗期，季辛吉－一個跨世紀國際政治陰謀家－的思想與策略，趁虛而入地佔據了美國的政壇，影響了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與世界格局。

國際政治的夜行動物，弱小國家的劊子手

作為一個德國猶太人移民美國並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季辛吉自始醉心於「後拿破崙時代」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戰略哲學，這是一種以操縱國家權力以塑造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而獲取穩定體系的思想，史稱「梅特涅主義」。在性格上，季辛吉是一個具有陰陽兩面的分裂性人物，聰明、狡黠、刁鑽、冷血，善於秘密外交與籌碼交易；他是一個國際政治的夜行動物，弱小國家與無辜平民的劊子手。為了完成外交使命，既可以殫精竭慮而穿梭調停，也可以魔鬼交易而妥協逃命；為了實現戰略目標，既可以冠冕堂皇塗脂抹粉，也可以不擇手段玩弄權術；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關於世界和平的讜言宏論，也可以看到人性中「納粹/猶太－欺弱/唯利」的本性；他享盡自由美國賦與的尊榮與便利，卻斲傷踐踏了美國的傳統價值。他踐行世間一個最不可取的原則：目的合法了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不是毀譽參半，而是功不抵過

他有兩句名言，一句是「權力是最好的春藥」，一句是「一個在外交政策上要求道德完美的國家，將得不到完美，也得不到安全」。由此即知，「權術」與「非道德」就是季辛吉思想與人格的特質。

蓋棺論定，正是此時。有人說，季辛吉一生毀譽參半，但若「毀大於譽」，則無「參半」可言；若論其一生「過大於功」，則只能是「功不抵過」。終其一生，八大罪狀，無可卸責！

第一過：國際政治的「夜行動物」，美國史上最大的宮廷權臣

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後，中蘇關係正式破裂。在此之前二個月，季辛吉進入白宮擔任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早在1970年初，毛澤東就想與美國改善關係，其動機就是在蘇聯的核武威逼之下試圖「聯美抗蘇」，這是至今中共每遇困境之時就會「借助」美國之力以求生的規律。毛澤東利用「乒乓外交」，以一種親善友好姿態開始勾搭美國。1971年春季，一支以15名球員組成的美國桌球代表隊獲邀前往中國，以切磋球技為名，開啟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序幕，同時也開啟了季辛吉與中國齷齪不堪的秘密外交。1971年7月9日，季辛吉偽裝一次東南亞之行，實際上騙開了隨行記者之後從巴基斯坦飛往中國，展開一場改變世局的秘密外交。在往後的政治生涯中一再證明，當季辛吉身負重大陰謀之際，就會像「夜行動物」一樣墊步潛行。

季辛吉深知，他可以通過一種稱為「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和「聯中制蘇」的戰略為工具，使中國成為他畢生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利益之泉與淘金之地。他說服了尼克森：「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它的7億51 千萬人民的參加，穩定而持久的和平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同時也說服了尼克森向美國公眾廣播：「我們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新關係的行動，並不是以犧牲我們的老朋友為代價的」。實際上，不僅並非如此，而且正好相反。

季辛吉深知「中俄嫌隙」的微妙與可用之處，他緊緊抓住蘇聯對中共的敵意以及中國在蘇聯核武陰影下的恐懼而拉攏中國。他也深知尼克森的弱點就是「尋求連任」，他把「塑造亞洲權力平衡」獻策於尼克森，包括「聯中制蘇」與「撤出越南」，以利於對總統的玩弄與操控。昏君與權臣，往往是歷史悲劇不可或缺的搭檔；尼克森也許是美國歷史上最窩囊的總統，但季辛吉從來就是把「美國總統」當成自己權力慾望的傀儡，而不是老闆或上司。

對中共而言，所謂「談判」向來以交易和勒索為目標。但季辛吉無所謂，因為只要敢於犧牲他人就會有籌碼。他深知，拉攏中國的最好辦法就是滿足中國併吞台灣的野心。至於台灣這個「鳥不語、花不香，男女不相愛」的蕞爾小島，在季辛吉眼裡，無足輕重，不足掛齒！

第二過：幫助中國崛起，養虎為患

受到有「冷戰之父」之稱的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的影響，季辛吉採取了「聯中制蘇」政策，目的是孤立、圍堵、遏制、牽制蘇聯，但是在「關門」與「開門」之間，季辛吉也替同樣處於國際孤立的中國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在美中關係正常化期間，中國正處於「文革」的動盪與騷亂之中，生靈塗炭、國困民窮；當時中國的人均所得甚至不及沙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窮國的1/3，但是季辛吉依然認為中國「潛力無限」，依然可以充當美國的戰略盟友。季辛吉不僅幫助中國躲過文革10年浩劫與經濟凋敝，而且給予中國在經濟、商貿、科技與文化各個領域的援助。他從不把美國視為「猶太移民」的第二故鄉，而是把中國視為他心目中的「迦南美地」！　

為了對付蘇聯這匹野狼，不惜養大中國這隻暴虎。季辛吉並非不知「養虎為患」的後果，但以鄰為壑、損人利己，有何不可？由今觀之，實際上，所謂「聯中制蘇」沒有甚麼了不起，不過就是毛澤東「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翻版，不過就是「拉一個共產黨去對付另一個共產黨」，但其結果是主要敵人蘇聯沒有消滅，反而扶持了中共，給當代國際社會製造禍亂的根源，並最終反過來對抗美國。季辛吉這種「幫美國製造敵人」的惡劣影響，乃至歷經半個世紀以後的今天，美國即使「亡羊」都不足以「補牢」！

第三過：「秘室背叛」/徹底犧牲中華民國的利益

美中建交始終是在季辛吉的權力操控和秘密外交的框架下實現的，並且以犧牲中華民國的利益為代價，去滿足他所謂的「聯中制蘇」戰略。在1973年2月15日與毛澤東的會面中，季辛吉就應允中國在華盛頓設立「辦事處」，即使當時中華民國大使館還坐落在「雙橡園」。這是一種「密室背叛」，是季辛吉早已準備出賣中華民國的第一步。

在與中共的所有談判中，季辛吉幾乎「照單全收」中共對台灣所有嚴厲的打壓，從台灣必須退出聯合國「中國代表權」身分，到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並且為1979年美中建交三條件：廢約、撤軍、(與台灣)斷交，預先做出了準備。儘管季辛吉承諾在台灣遭受中共武力攻擊時美國將提供保護，但不可彌補的傷害已經造成，使台灣在近半個世紀以來，始終受到「一中原則」的箝制和打壓。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季辛吉一共訪問了中國100次，卻從未一步踏進民主台灣。在季辛吉一生中始終看不起台灣，從未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從未顧及中華民國曾是二戰期間與美國並肩作戰的盟友，這就是季辛吉一貫「鄙視小國」的倨傲心態。即使在去世前夕，季辛吉還主張美中之間應該尋求「和平相處」之道；在川普當選並與蔡英文通話之後，季辛吉警告川普，美中關係的重心在中國，不在台灣！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David Sanger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由於著眼於大國競爭，他經常傾向於粗暴的『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特別是在與小國打交道時，他總將這些國家視為更大鬥爭中的棋子」。這一批評，正中紅心！（待續）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