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沒有避免讓「美國強權」滑向「美國霸權」的軌道,反而讓「美國價值」成為反諷和笑柄。(美聯社)
一般認為,自1969年到1972年之間,季辛吉在達成美蘇削減戰略核武談判上貢獻良多,不僅促成了尼克森任內「第一輪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ALT I)以及「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ABM)的簽訂,也奠定了卡特任內第二輪談判(SALT II)的基礎。一般也認為,季辛吉採取的「低盪政策」(法語:Détente),在推動軍備控制與核不擴散方面,緩和了美蘇之間的核對抗,也避免全球面臨核大戰的威脅。
實際上,季辛吉不過是順勢而為、借力使力。所謂「貢獻論」只是從「美國方」(American side)來論定,若從「蘇聯方」(Soviet Union side)來看,蘇聯實際上更希望實現削減戰略核武的目標。當時處於布里茲涅夫統治下的蘇聯,為了發展核武並與美國軍備競賽,已使自身陷入財政空虛、民生崩潰的邊緣。對蘇聯而言,與其自行削減核武,不如拉入美國進行共同裁核。換言之,與其說季辛吉在美蘇限核問題上居功厥偉,不如說蘇聯在限武議題上高度配合,試圖使自身獲得喘息復甦的機會。
但是,季辛吉喜歡賣弄創新觀點,試圖在美蘇限核議程中試圖保留美國的「核特權」。他一方面致力於限核,一方面又為限核另闢方便之門。在1957年的《核子戰爭與外交政策》一書中,季辛吉提出了所謂「有限核武」(或稱「戰術核武」-區域性小型核戰)的概念,這實際上是在「保證相互毀滅」的戰略嚇阻上開出一條「你滅我存」的例外通道,以致給「戰略嚇阻」理論鑽出了一道漏洞,使得核子武器再度(或實際上可以)成為外交政策的訛詐工具,使先前削減戰略核武的成果功虧一簣。當今俄羅斯就是利用「戰術核武」(有別於保證相互毀滅[MAD]的戰略核武)進行對西方國家的核訛詐,對世界發出核恐怖,並在俄烏戰爭中頻頻暗示隨時動用戰術核武的殺招,逼使北約克制和讓步,並使極權國家(如北韓與伊朗)取得利用戰術核武進行威嚇與反制的工具。
就在結束第一次中國之行之後,季辛吉再度回到巴基斯坦並轉飛巴黎,為他已經預謀的「棄越計畫」進行秘密談判。從美國倉促介入越戰到倉皇退出,季辛吉始終不相信美國會打贏這場戰爭,始終抱持失敗主義的態度。1973年1月27日,就在與毛澤東會面前夕,季辛吉與越共代表黎德壽在經歷68次會談並簽署《巴黎和約》之後,美國無情地拋棄了南越。對於這場「棄越鬧劇」,僅僅憑藉季辛吉的三寸不爛之舌,美國就撒手而去!尼克森所謂「光榮退出越南」,成了舉世嘲笑的政治鬧劇。然而,為了美化這場醜聞,季辛吉給了尼克森一個不痛不癢的名詞:「越戰越南化」。
美國離開越南之前,季辛吉一方面與北越當權派進行妥協式的談判,一方面卻對柬埔寨與寮國邊境的共黨殘餘份子進行地毯式轟炸。這場從1969年持續至1970年的「秘密轟炸行動」,不僅隱瞞了美國國會與公眾,也違反了國際法,並且造成5萬名平民死亡。對於這項殘忍行動,季辛吉曾下令美軍:「打碎一切能飛能動的東西」,顯示其下手之狠有如快刀斬亂麻。在200噸炸藥的肆虐之下,這條狹長的邊界幾乎每寸土地都被炸翻,幾乎能動的生物都被炸死。在美國撤出南越之後,半壁中南半島已成屍橫遍野的廢墟,海上漂浮難以計數的難民。總結整個越戰,美軍在這一地區投下了800萬噸炸彈,超過了二戰期間所有參戰國投彈的總和。直到今日,寮國還在清除除美軍投下足以把寮國兒童雙腿炸飛的未爆彈!
然而,打不贏越共就拿寮柬平民洩憤的「遷怒戰爭」,並沒有迫使越共屈服,反而造成寮柬兩國反美情緒的高漲,人民普遍不滿並推翻的寮國王室與柬國龍諾(Lon Nol)親美政權。換言之,季辛吉的狂轟濫炸,等於間接幫助寮共與赤柬贏得了內戰,造就了史上最殘暴的波布(Pol Pot)政權的崛起,導致200萬人死於「紅色高棉大屠殺」(Khmer Rouge)。多數人認為,這場駭人聽聞的系統性謀殺,季辛吉難辭其咎!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就曾經指責尼克森與季辛吉:「我們在柬埔寨和寮國投下的炮彈比歐洲在二戰期間的炮火還要多」,「但留給世界的只有混亂、屠殺以及最後從地獄爬出來的專制政府」。換言之,季辛吉一生自詡重建世界和平,實際上是助紂為虐,貽禍無窮。
很難想像,一個國務卿可以操縱和濫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力量,與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權秘密勾結,搞政變、搞暗殺,並支持獨裁政治。歷史解密資料已經證明,季辛吉是推翻智利社會主義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主謀,並暗助智利極右派的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政權,坐視其擴張拉丁美洲的恐怖統治。換言之,由於季辛吉的倒行逆施,反而助長了拉丁美洲「反美-左翼」力量的抬頭,為遠比「反共右翼」更為獨裁的「拉美左派」鋪平了道路。
根據CIA的解密檔案,阿連德在1970年贏得總統大選之後,季辛吉通過監聽、跟縱和恐嚇,試圖破壞阿連德的就職,在此期間,季辛吉還策畫綁架智利陸軍總司令施奈德(Rene Schneider),在任務失敗後乾脆將其殺害。面對阿連德的勝選,季辛吉曾經表示:「我不懂為何我們有必要袖手旁觀一個國家因為國民的不負責任而走上共產主義道路。這些議題太重要了,不能任由智利選民自己做出決定」。換言之,季辛吉自認可以操控智利政局,可以左右智利人民的命運!爾後,即使阿連德上台後,季辛吉也拒絕與智利新政府合作,暗中採取破壞智利經濟的行動。
當季辛吉的死訊傳出之後,現任智利駐美國大使巴爾德斯(Juan Gabriel Valdes)不僅冷漠以對,甚至以「道德卑鄙」一詞表達對季辛吉的負面悼念!
1971年,僅僅因為巴基斯坦充當美中之間的傳信者,美國公然支持巴基斯坦軍隊對「東巴基斯坦」(現在的孟加拉)發動種族滅絕戰爭。當時,季辛吉和尼克森不僅無視美國駐東巴基斯坦領事館提出停止屠殺的請求,還批准向巴基斯坦運送武器,造成東巴基斯坦30萬人喪生,1000萬難民流亡印度。
1975年,季辛吉和福特總統秘密批准美國支持的印尼軍隊入侵前葡萄牙殖民地東帝汶,爆發大規模的土著殘殺事件。當時季辛吉曾向印尼總統發出密函:「行動必須保密並迅速取得成功」。在這場季辛吉幕後鼓動的屠殺事件中,有超過10萬名東帝汶人死亡。事後,季辛吉在遭到指控時竟然辯稱:「我們只是違法,沒有違憲」!
當代美國政界與知識界,多數認為權傾美國政壇達半個世紀的季辛吉,非但沒有保護美國的傳統價值,沒有將美國約束在權力與道德的平衡之間,沒有避免讓「美國強權」滑向「美國霸權」的軌道,反而讓「美國價值」成為反諷和笑柄,使「美國信譽」(American credibility)黯然失色,使美國主導的「戰後秩序」被視為掩蓋美國單邊利益的遮羞布。
一旦失去普世信任,美國主張「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就有如風中煙霧,飄邈而空洞,盟國就會擔心隨時遭到出賣和背叛。季辛吉的「弱國無人權」、「盟友可犧牲」、「強權即公理」、「割地換和平」、「美國版本的馬基維里主義」等等主張與行動,就是今日「疑美論」和「美國式微論」的根源。換言之,當代反美國家與獨裁強人無不以「季辛吉主義」來拆解「美國秩序論」,把美式民主視為美國帝國利益的代名詞。
在季辛吉處於政治顛峰的年代,也就是在中東地區進行穿梭外交(shuttle diplomacy)期間,作為一個猶太後裔和「反蘇」政客,他從來沒有支持流亡蘇聯的猶太人返回以色列定居。他甚至說:「即使蘇聯把猶太人關進毒氣室,也不是美國關心的問題,它頂多只是一個人道主義問題」。難以想像這是一個受過納粹迫害並流亡美國的猶太人說出的話!
即使離開了美國政壇,季辛吉依然對世界局勢說三道四。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對於中共以坦克和機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季辛吉竟稱這是中國內政,與美國利益無關,美國不應干涉!在俄烏戰爭問題上,季辛吉主張烏克蘭應該「割地求和」,也就是把被俄羅斯侵占的克里米亞歸於俄羅斯永久佔有,以所謂「戰前現狀」來換取停火。儘管他事後認錯,但這就是季辛吉一貫的「魔鬼交易論」,一貫的「綏靖換和平」的懦夫之論。一言以蔽之,季辛吉一生號稱反共,實則最為恐共!
有人說,季辛吉是美國國際政治上現實主義的代表,這種說法是對所有「現實主義學派」的羞辱。當代美國的現實主義學者,無不羞於宣稱自己是「季辛吉主義」的繼承者。另一方面,對密室交易的沉迷、對弱勢人權的漠視、對權力平衡的執著、對穿梭外交的自戀,特別是對中華民國做出無可挽回的傷害,使得所謂「季辛吉主義」只能是一種「冷血的現實主義」,一種「骯髒的現實主義」。有人說季辛吉是一個實用主義者,我認為他根本是「懦弱的綏靖主義者」,因為他一生基於「低盪政策」而進行的調停外交,都是在和魔鬼做交易,和霸權謀妥協,以犧牲弱者的利益來滿足獨裁者的野心,是當今國際政治上最負面的教材與示範。
作為一個台灣學者,我不願也無法給予季辛吉任何正面的評價。對於季辛吉的離世,一個操縱世局達半個世紀的美國外交政客,恕我不客氣的說:死有餘辜、遺臭萬年!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