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先聲明自己的立場：雖然我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我從未排斥學習中國古文。我認為，台灣教科書中選入中國古文經典作品，意義等同於當代的美國人乃至愛爾蘭人學習莎士比亞的劇作與詩歌。即使美國早已獨立於英國，即使愛爾蘭人是在反抗英格蘭人的暴政後終於獨立，這兩國的學生閱讀莎士比亞仍然是一件相當合理的事。

但是，並非所有中國古文都值得教，畢竟，文言文本身並不等於美，也不是每個中國文人都是莎士比亞。何況，在課本篇幅與課程時數的限制下，選文當然必須有所取捨。而既然是課本，選文取捨的依據顯然必須回歸國文課的課程目標。

從這個觀點出發，觀察近日的〈廉恥〉風波，可以發現堅持選讀該篇文章的許多聲音，有兩種常見的立論方式，顯示對國文教育目標兩種不同的理解：

其中之一可以用柯文哲和連勝文兩人為代表，他們的說法根本無視教育目標，是以政治立場凌駕教育專業的表現。柯、連兩人雖然曾經在台北市長選戰中互相競爭，這次卻有相似的主張：柯文哲認為台灣應向中國「表明我們同文同種，有相同的歷史、宗教、文化」，而非「把整個文化丟掉」，連勝文則指控民進黨政府「把我們的下一代都變成文盲」，背後是「教育文化台獨」的陰謀。不同政黨的兩人這次卻都赤裸裸地主張應該基於反台獨、向中國表達親近等政治目的，而調整國文科選文、教學的方針，完全不尊重語文教育應該自有目標。

另外一支論點則有提及教育目標：那位引發風波的高中教師宣稱國文課本不選〈廉恥〉是「無恥」的展現，認為若無該篇選文，學生將失去對恥的認識。同時，馬英九則盛讚該名教師具備「見義勇為的正義感與道德勇氣」，是承繼「文以載道」的傳統。他們的說法，認為倫理教化是國文課的目標之一。相較於柯、連二人，這反而是更值得回應的觀點。此處可以衍伸出兩個問題：首先，國文教育的主要目標是什麼？其次，如果該包含倫理教育，〈廉恥〉這樣的選文又是否能達成這樣的目標？

絕對不可忽略的「表達能力」與「文學閱讀能力」

在台灣討論國文科時，經常強調「國」而忽略「文」，將重點放在是否傳承中國或者中華文化，忽略國文教育本質上是語文教育，而所有國家的教育都有這樣的科目。而從國際比較的觀點出發，如果跟英國人或德國人說英文教育、德文教育應當首重倫理，他們可能會感到非常疑惑──對他們而言，語文教育的目標首先必須是「語言表達教育」和「文學教育」。

為了對應這兩個目標，在英格蘭的中學階段，「英語語言」（English language）和「英語文學」（English literature）直接被分為兩個科目，各有不同的課程指引與內容設定。前者的重點在於訓練學生組織論點、引述證據、講述故事、觸動情緒，後者則要訓練學生對文學作品的鑑賞能力。在文學教育中，政府的指引特別強調重點絕非讓學生精熟特定文學作品的內容，而是要教導學生自己閱讀文學作品的方式，要能「辨認作品的主題」，並能提出自己對作品的詮釋，進而以文本內和文本外（作者所處的歷史脈絡）的證據支撐自己的詮釋。

而在德國，教育屬於各邦的權責，並無全國統一的課綱，若以首都柏林的課綱為例，雖然不像英格蘭區分語言與文學兩個科目，但在課程目標上也同樣並列「語言教育」（sprachliche Bildung）和「美學教育」（ästhetische Bildung）兩大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兩份課綱都無規定要選取哪些文章，甚至連台灣108課綱中「提供編選參考」的「推薦選文」都沒有，完全開放課程設計者根據上述教育目標自由選擇，僅要求必須涵蓋特定文學史的關鍵內容：英格蘭課綱要求至少選擇一部莎士比亞戲劇，以及至少一本十九世紀小說，而柏林邦則要求課程設計者在「納粹統治」、「兩德分裂」和「統一之後」三者中至少選擇兩個時期，教導學生閱讀出自不同時期的作品。

若從這兩項教學目標出發，即使只能選擇中國古文，〈廉恥〉這樣的選文顯然並不合適。文學固不待言，顧炎武地下有知，恐怕都不會宣稱收錄〈廉恥〉的《日知錄》是文學作品，畢竟該書的定位本來就是思想評釋與社會分析。

至於就語言表達能力而言，這篇文章則根本是負面教材，選入教材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該文的形式是讀書筆記，如果獨立來看，論證的推論不清楚，就連論點本身也未精確表述。

一方面，該文核心論點是「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作者卻未論證「為什麼」無恥是違反禮義的根源，而非反之，是人們因為失去禮教約束而不再有恥。另一方面，「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這一句話也令人疑惑：「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固然是中國讀書人常有的喟嘆，或許還不需要特別闡釋，但「非一朝一夕之故」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是三代以降「哪些」發展才逐漸累積成今日的禮義毀棄？如果連這點都沒說清楚，讀者要怎麼知道自己是否該同意這個說法？

而這種疲弱的論述，卻是某些人心中的必選，顯示這些人思維中選文與教學目標徹底脫節。即使只看中國古文，比如蘇洵的〈六國論〉開頭便清楚表達論點（「六國破滅（…）弊在賂秦」），並從邏輯推演（「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和歷史證據（「燕雖小國而後亡」）兩方面支持論點，甚至回應反面論點（「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才是傳統課本選文中比較值得參考的作品。另一個例子是李斯〈諫逐客書〉，「太山不讓土壤」、「藉寇兵而齎盜糧」的種種類比，可以專門用於示範此一技法該如何使用。而若要訓練「說故事」的表達能力，即使不考慮台灣、當代中國乃至馬來西亞華人等的作品，中國歷代也從不缺乏好小說可供選擇，可以讓學生不同敘事風格與技巧。

這樣目標與手段的脫節，不僅出現於古文派所推崇的選文邏輯內，也滲入教學與考試實作當中。比如〈項脊軒志〉明明是相當好的文學作品，但由於缺乏對教學目標的認識，許多教科書和試卷出題的方向卻寧可強調「迨諸父異爨」、「扃牖而居」等的單字註釋，以及「從板外相為應答」中「相」的詞性，無視於這些實在都是對學生未來閱讀、思考、寫作毫無幫助的細節。

相反地，即使選了這麼好的文章，學生必須運氣好，遇到很好的國文老師，才能學到「內外多置小門牆」、「客逾庖而宴」是如何以精準而具體的方式表達家族的分裂衰敗，以及「室壞不修」的情感留白，也才能學到長短句運用的節奏變換，和文章結構上最後「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這一記回馬槍如何讓讀者悵惘不已──要教文學，即使必須是中國古典文學，都該多選這樣的文章，並且調整教學的方式。

進一步來說，若要真的引發學生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興趣，選文重點本該放在強調主題和技法的搭配，讓學生發現即使時空背景不同，且用詞遣字已與今日差異甚大，這些作品都還是能幫助自己、陪伴自己思考生命的議題。

就這個目的而言，欣賞台灣文學跟認識中國古典文學甚至並不互斥，這點教學現場第一線早有好老師認識到這一點，但古文派不少教師卻仍然鄙夷台灣文學，硬是要與台灣文化為敵。比如，如果可以帶學生從楊牧的〈妙玉坐禪〉感受慾望的複雜，以及詩中矜持與自憐的情緒，再選讀《紅樓夢》中描述妙玉的相關段落，或者從楊佳嫻的〈木瓜詩〉談感情中的美好與焦躁，對比她所引用的《詩經》〈衛風‧木瓜〉，絕對更切合高中生面對的生命議題，更能引發學生的興趣。又比如，奇異果出版社的國文課本，並列蘇軾〈赤壁賦〉與陳列〈無怨〉談如何安頓自身，更是非常好的做法──如果要讓學生喜愛文學，即使必須是中國古典文學，都有比堅持舊版古文「一篇都不能少」更好的做法，更無須與白話文、台灣文學為敵。

即使教學目標包含倫理

退一步來說，即使不討論語言表達能力和文學閱讀能力，反而強調國文科的教學目標包含倫理教化，〈廉恥〉都是非常糟糕的選文。〈廉恥〉的論證斬釘截鐵，不斷重複「恥」是做人根本，從論證的角度來說徹底欠缺說服的誠意，缺乏概念界定，遑論實際論證──畢竟，這篇文章終究是讀書筆記，並沒有真正說服或教學的意圖。

若要相信閱讀這篇文章能幫助學生有「恥」，就彷彿某些宗教團體相信在街頭舉牌說「自己的神最好」、「不信者會如何如何」就能傳教，絕對是無效的作法。這樣的作法，充其量只能讓已經相信的人更為堅定，既無紮實的論理，又不令人感動，毫無說服力可言。

其實，即使不考慮同時納入歐美的、當代的討論，只以中國古典為基礎，也絕對有更符合倫理教化此一目標的選文。

比如，即使只討論儒家的倫理，那麼，讓學生閱讀余英時、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等中國思想史大師的作品，再進一步補充閱讀他們所引用的經典原文，絕對更好入手。何況，這些大師的共同特點，就在於利用儒家思想資源，深刻思考當代政治與文化生活的重要問題，比如何謂自由、比如知識學習的意義。倘若真要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推動倫理教育，透過這些選文，讓學生自己思考過一遍，效果絕對優於傳統選文中常見的不由分說。

即使非選古文原典不可，如果選文是比較孟子、荀子和莊子對「天」的看法，或者選讀宋明理學不同門派的辯難，也才能鼓勵學生自己思考，還能同時訓練論證的能力。從倫理的角度來說，這將絕對好過灌輸學生「這就是聖人的教誨」，要學生自行「體會」。

其實，流於教條的教學方式，彷彿孔子等人無所不能，只需閱讀他們的開釋，而無須主動思考、質疑、辯論，反而將如同牟宗三先生所說：「似乎是推尊孔子，實際上是糟蹋孔子……凡是拿這種心理來了解孔子，都是不善於體會聖人的生命，不能體會聖人之所以聖人的道理安在。」那些以倫理教育為由，以為〈廉恥〉是最佳選文、必要選文的人，反而才是在糟蹋儒家思想，恐怕推廣的效果低，讓學生倒盡胃口的效果高。

而這正是最悲哀也最諷刺的事──這些古文教育最賣力的代言人，其實正是讓許多人對中國古文、乃至對文學和語言倒盡胃口的元兇。他們忽略表達能力與文學閱讀能力的課程目標，甚至也不肯好好理解倫理教育應當如何進行，只能仰賴「屋宇」、「教化」、「人文素養」等空洞詞彙，除了訴諸懷舊之外，實在無法說服任何對教育目標有所思考的人們。

有建設性的談法，必須揚棄「一點都不能少」的堅持，不應只以傳統選文為唯一「正統」、「完整」的版本。否則，即使對於抱持中國認同的人而言，這都將無視下一代真正的需求，只有「這些是基本素養」的套套邏輯，是低劣的教育觀點，而在台灣認同已成主流的年代，古文派更註定無法說服新一代的台灣人為何該讀這些古文，反而是將真正值得學習的中國古文一併拖下水，讓他們的主張顯得過時、腐朽、教條。

而這一切最好的註解，恐怕就是那位老師自己。她在記者會上宣稱，課綱不將〈廉恥〉列為必讀，導致學生不知「恥是清清白白的辨別」。可笑的是，這句話根本不出自〈廉恥〉，而是出自蔣介石的詮釋，而且蔣介石那句話不但毫無文本依據，還其實是用來表述「廉」而非「恥」的內涵──根據蔣介石的說法，恥其實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將教條東拼西湊，無視教育目標，反正看起來像儒家傳統就是道理，是傳統的選文就是經典，並且一股腦地要「傳承」給學生，因循故舊，抱殘守缺──這一群人，只能說是古文教育、中國文化最無能的代言人。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