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非今或以今非古，都不是教育的必要，尤其文言白話間的優劣評等。文白之爭，其來有自，百餘年前，爭的是書寫方式，搶的是普羅市場，所以有文言文是死東西不應繼續供奉之說；近年在意的是文化認同，所以有不讀文言文就是去中國化的焦慮。如果文言文等於中國化，那麼不太讀文言文的中國，文革起就已經去中國化了。

二十世紀前，口說手寫不同道，雙軌分明。孔子一句「大家來談談各自的志向吧」，門弟子們筆記下來的是「盍各言爾志」，而「願無伐善無施勞」也肯定不是顏淵的口語，誰會那樣說話。在語文雙軌的那二千年裡，任誰都能言詞便給指天畫地，卻未必能落筆成文，畢竟這是兩種不同本領。只不過這部一點也不口語的論語，偏偏被說是儒家重要的「語錄」。

二十世紀初，胡適的「我手寫我口」驚世現身，終結了語文雙軌的千年命祚，一舉把書寫跟口語綁作堆。胡先生屢屢親自示範白話文無拘無束免章免法的書寫速效，沒想卻讓「朝朝頻顧惜夜夜不相忘」這滿溢文言風采的白話，迄今仍被視為美句，沒給丟進垃圾桶。胡適的書寫革命，歷經百年洗鍊，鬆綁成了今天怎麼說就怎麼寫的不講修辭不必文法的書寫風格。然後人人能寫，也個個不解古文。

不解古文不是大罪過，就如同不懂俄文德文芬蘭文一樣而已。想了解康德，找懂德文的來協助，懂了，也不會變成康德；讀不懂報任安書，找懂古文的來搭橋，懂了，也不會變成司馬遷。文言白話都只是書寫的方式達意的載體，無干禮義廉恥忠貞廉潔等德目之稼接。置身客觀材料裡就能變身成材料中人，大概只有變色蜥蜴有此能耐，非人類所能及。畢竟，春秋經寫定已二千年，讀書人搖頭晃腦地讀出長篇巨論，可中國各朝各代不是照舊亂臣賊子百出，何來「春秋經成亂臣賊子懼」；在那苦讀而且只讀四書的科舉時期，千百年的時間，終究沒能產出另一組孔孟；不喜蘇東坡詩文的，再憤恨也不會因此變成王安石；沉迷俠義小說不能自拔的，怕也不會就此義從膽邊生，雖千萬人吾往矣。文言白話一樣有力，也一樣無力。

材料是客體，能否內化為個人品格或行事章法，乃存乎一心，迎拒之間，不是以何種方式書寫的問題，也不是考試分數或篇章多寡的結果。否則胡適不會批人「兩腳書櫥」，顯見「人書雙軌」從來不是特例，因此，不必對文言文期待太高奉為靈丹，也不必抬舉白話文說他能改造人心。

經史諸子都只是材料供給取用，要把材料形上成操守品德，聖人怕也無法承諾；但是，要把材料形下為實用物件，冬烘業師就能做到。詩經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讀了，離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罵名就遠一些，很實際；看到標緻佳人，有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以獻寶，別有格調。看不慣門門通樣樣鬆的愛炫半調子，嘆一句「真是鼯鼠五技」，大概不會失禮；說不動兒女去追垃圾車，搬出「有事弟子服其勞」，可能可以少聽幾次為什麼是我的回嘴。

要文言文扛起移風易俗的大任，言之過重；要文言文讓口語優雅達情，卻是妥妥能行。一句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拿來說人鏗鏘有力，拿來律己就看自己高不高興，誰能奈何。學子之所以不喜古文，與其說是教忠教孝令人嫌厭，不如承認是章句註解的背誦惹人惱怒。是以，文言文不是寇讎，何必反目。就像，莎士比亞的戲劇慫恿不了天下男女都去私奔殉情，但是「to be or not to be 」「玫瑰不管叫它甚麼名字 都依然芬芳」，其俐落優美，卻是人人擷取。

文白之爭本就是一場註定沒有勝負的戰事，纏鬥無益；諸子百家誰高誰下，各有所宗，從來就不是定論；怎樣有恥如何無禮，更不是國文教科書或授業者可以定奪扭轉，不如把心力兜轉到眼下「天生就懂不必註解」的白話文。白話文不講文法不重文化，恐怕才是現今教育該看緊的事。

再怎麼直接的我手寫我口，總還有文法與對錯作為綱領，不是見仁見智歡喜就好。現今，尊稱自己是「王先生 張小姐」，稱美「黑道」為「人士」，介紹自己「已經將近二十幾歲」，打開電視「自強號列車撞到七十八歲老翁當場斃命」，轉台聽到「校長已經到達醫院對學生作出探視的動作」，林林總總的無章無法，明白彰顯了人文基本教育的低落，畢竟口說筆寫是人文素養與人文品質的表徵，實不容放任。把白話文章法端進教室，或許哪一天我們寫白話文的世世代代，能分辨：「學校的新規定，全校學生職員老師今天起進出校門都要配戴員工證教師和學生證」是錯誤的陳述(中國 大學入學考試考題)，屆時，或許才能坦然面對白話文運動而無愧。

至於顧炎武，他不過是讀冊有感寫了篇名為廉恥的心得而已，就饒過他吧！

※作者為大學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