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課綱調整，減少和調整高中文言文推薦篇目，引起批評。先有「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批評課綱「去中國化」、「台獨課綱」，以東亞史取代中國史，消除學生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認同，再有北一女國文老師區老師，抨擊新課綱刪去多篇經典文言文，更特別提到刪掉顧炎武的《廉恥》，讓學生不再有機會思考為什麼「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這一課綱缺德、無恥，「犯下萬死莫辭的罪行」。這些批評又引發反彈和「出征」。

筆者不熟台灣教育，但記得類似爭議每隔一段時間就出來一次。這裡結合自己的理解討論一下。這裡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歷史教育，一個是語文教育，它們雖然是不同科目，但也是相關的，而且都涉及「文史教育」的問題。

中學教學，無論哪一科，最大限制都是課時有限，於是好鋼應該用在刀刃上，把最核心最值得教的東西傳遞給學生。於是課綱調整，包括不同學科之間的課時比例，和同一科目內部的學習內容，永遠都需要的。而這種調整永遠都是妥協的，不可能讓所有人高興。

筆者對美國中學教育有一定認識。即便在和政治關係不大的科目中，也出現過很多重大爭議性調整。比如美國很多州的數學課綱，大幅減低幾何學的份量，為的是在中學階段就加入微積分，而且現在還進一步加強統計學。於是現在學生的幾何能力都大幅降低，只重視計算（長度角度面積），不重視證明（幾何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證明）。很多老師感嘆21世紀的學生，幾何能力連幾千年前的歐幾里得也不如。但這顯然是為了更適合現代社會需求而不得不做出的調整。

台灣課綱做出調整也是這個道理。

在歷史課綱的部分，台灣的歷史教育必須與時共進。

對大眾而言，語文課最大的用處莫過於學會閱讀理解和口頭及寫作表達。（資料照片）

第一，現代人獲得資訊的渠道能力都大增，減少記憶性的材料，增加思考性的材料，才是歷史教育的方向。記憶性的東西網上一查即可，但思考性的東西，必須學生真正思考過，才屬於學生自己的。因此，在極為有限的中學歷史教育時間中，除了盡可能地教授最核心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是訓練學生在面對歷史事實時的思考方法，而不是要學生記住一堆上網就能查到的細節。

筆者在中學學習歷史的時候，曾經為記住一些細節而煩惱。比如，中國古代有什麼農作物和農具，就令筆者非常頭痛。當時學習的時候，只是一堆冷僻的字和不熟悉的作物名稱，只能靠死記硬背。但後來了解到，古代農業的發展，氣候地理、物種分布、耕作方法、物種大交換如何決定各地人民和各民族的糧食，就會理解到，為什麼黃河流域的漢人、江南到東南亞的百越人、兩河流域的中東民族、中南美洲的原住民等，作物為何如此不同。這就彷彿找到一條線，把這些知識串連在一起。

第二，歷史教學應該是重近現代而輕古代。近代歷史遠比古代歷史更加影響我們的生活，如果說，古代歷史可以追溯「我們是誰」，那麼近代歷史就是回答「我們現在為什麼這麼樣」、「我們以後怎麼辦」等問題。前者固然重要，但後者更值得學生知曉。而與之相適應，也必須把視角放在更大的範圍中。這是因為近代史就是一部世界史，正是大航海時代、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世界大戰和當代史，決定了現在全球的格局，也深刻影響現在的走向。重視近代史，重視世界史，不但符合世界歷史學發展的潮流，也符合台灣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政治文化一部分的現實，更好地幫助學生迎接一個全球化世界的挑戰。

在國文課綱部分，也同樣如此。語文教育減少文言文比例，我從來都是贊成的。而實際上，根據資料顯示，2010版課綱裡面的文言文比例為45～65%；這次課綱下調到35～45%。

同樣使用中文的地區，在中國大陸，2017年之前，古文的比例只有20%左右。到了2017年，中國統一使用新教材，把初中（對應台灣國中）古文比例大幅升到51%，高中維持50%左右。中國高中的文言文比例，超過台灣2019年的108課綱一些，但還低於台灣2010版課綱。這件事在中國也有很大爭議。而且中國教材中增加的以古詩詞為多，詩詞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文言文」。至於中國香港的文言文教育比例就更低了。在2017年中國調整課綱後，中國香港跟上大陸步伐調高文言文比例，但高中階段的指定選文才12篇，還不如現在的108課綱。

可見，台灣即便在調整之後的108課綱，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在筆者看來，這個比例還是高的，還有繼續下調的空間。

筆者自己也常看文言文，對個人而言，掌握文言文，多學知識，從來不是壞事。中文文言文文獻海量，能直接閱讀如此龐大的文獻，能更好理解古代歷史和思想。文言文具備高度美感，更在世界文學寶藏中佔有一席之地。這都說明文言文「有用」，「非常有用」。

然而，這些「有用」是對專業人員和愛好者而言的，對普羅大眾來說，文言文畢竟是一種「死去的語言」。儘管我們還廣泛使用文言文的「遺產」，比如格言名句成語俗語等等，但這只是現代語言的點綴，是錦上添花，而不是缺了不行。

對大眾而言，語文課最大的用處莫過於學會閱讀理解和口頭及寫作表達。我們要閱讀的文字絕大部分都是白話文，我們要寫的東西也都是白話文，寫作或口語表達的對象也都是熟悉白話文的人。這些情境，佔據社會生活幾乎百分百。要花上將近一半的基礎語文教育時間，學使用率幾乎是零的文言文，投出產出比實在極低。

進一步，文言文很有美感，但以表達清晰而論，文言文是一種相當糟糕的載體。文言文缺乏精確表達的能力（特別是以前不加標點符號的文言文），很多字句都模糊不清，直到現在專家還不斷爭論。這種不清晰的表達力，很可能是導致中國邏輯發展長期落後於西方的「元兇」。

由以上兩點討論可知，無論是歷史課綱還是語文課綱，其修改都符合現代社會的要求，一些人把教育問題政治化，不考慮社會實際需要，固守陳規，這固然是言論自由，但這種論點是錯誤的。

至於區老師還特別提到了顧炎武的《廉恥》篇，我在這裡多討論兩句。

筆者跟著新聞看一下，才知道原來那篇引發爭議的顧炎武的《廉恥》，原來在台灣語文教學中作為範文用了這麼多年。如果筆者是選文的人，可能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把它選入，遑論讓它待在名單上這麼久。108課綱去掉它，真是剛好而已。

顧炎武固然是大學者，大思想家，但沒有什麼人認為他是文學家。《廉恥》出自《日知錄》。後者是顧炎武讀書筆記的彙編。從文章而論，《廉恥》的水平其實只屬一般。文學性就不談了，畢竟不是文學性的散文。把它視為議論性散文的話，它也缺乏周詳的論證和佈局，遠遠不算名篇。考慮它是作者的讀書筆記，也毫無必要苛求作者。

舉例說，在說理方面，文章並沒有說清楚。顧炎武不斷強調羞恥之心的重要性。然而，對羞恥之事要有羞恥之心，這點固然重要，但什麼是「恥」即羞恥之事的問題，如果沒有搞清楚，羞恥心只能淪為空談。而恰恰，文章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說明什麼才是「恥」，或者說應該對什麼事情要感到羞恥。

對個人生活而言，什麼是羞恥之事已經很難說了。比如，可能在一二十年前，同性戀還是很恥辱的事，只能做不能說。到了現在，公然歧視同性戀已經是羞恥了，反同人士往往還「起手式」先強調自己「並不歧視同性戀，只是XX」云云。

至於對國家大事什麼是羞恥，就更難一概而論了。實際上，很多涉及國家層面的事，不論正反，都能從不同角度找到辯論點。

因此，同意文中所認為的士大夫不能無恥，但我們依然缺乏判斷是否為「恥」的標準。如果把《廉恥》視為議論文，那麼在這一關鍵點上，《廉恥》就說得很粗糙。

比如，顧炎武在文中引用南北朝時期顏之推所寫的《顏氏家訓》，說一個齊國的漢人官員，讓自己子女學鮮卑文彈琵琶，以討好達官貴人的例子，認為這種事非常無恥。

這裡的「齊」是指南北朝中北方的「北齊」，而不是南方的「齊朝」。北齊是鮮卑人國家北魏分裂之後演變而來的國家之一。皇帝高氏是鮮卑化的漢人。對對顏之推（和顧炎武）等人來說，北齊是個佔領中原的鮮卑人政權，所以才會這麼說。

和當代類似的情況是，二戰日本佔領中國時，大概是有中國人為做官而學日語的情況。然而，即便考慮到「國仇家恨」的因素，每個人都是很複雜的，其選擇也不能一概而論。

比如，香港電影《葉問》中，佛山被日本佔領，警長李超（林家棟飾演）學日文，做了日本人的翻譯。這算是「無恥」嗎？在一開始，葉問（甄子丹飾演）也是這樣認為的，痛罵他是漢奸，質問他「是不是中國人」。李超痛斥時，分辨自己只是為了生活，自己也要吃飯，還用日語大叫「我是中國人」。李超的這番話，在電影中非常有感染力。到了後來，還是葉問開始眼中的「漢奸」李超變成救了葉問的恩人。

由此可見，讓學生知道「廉恥」固然是重要的，但讓學生辯證地去理解什麼是「羞恥之事」才是更重要的。這顯然是《廉恥》一文無法說清楚的。至於說，不讀這篇文章，學生就會「不知廉恥」，這更是荒謬絕倫。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