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皮耶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推出了一份關於總統川普「國際評價」的調查，並以10張圖顯示世界各地的人如何看待川普和美國，大致呈現的結果是，川普在他國間的信心水準，明顯低於他的前任歐巴馬，代表其外交政策普遍不受到歡迎。另外，在調查的24個國家中，有53%的成年人對美國持正面看法（歐巴馬時期為64%），大多數歐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對川普外交政策沒有信心，但菲律賓和以色列人對川普的信心比例都高達70%以上；在針對五位國家領導人信心度比較上，川普（29%有信心）只贏過殿後的習近平的28%，不及梅克爾的46%；至於川普最受他國批評的外交政策，則以關稅議題和退出《巴黎協定》分居一、二。

2023年，同樣主題調查的主角換成拜登。在23個調查國家中，有54%的外國人對拜登有信心，在他主政下，有59%外國人給予美國好評；此外，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拜登在波蘭獲得的信心比例最高（83%），而希臘、法國、西班牙和匈牙利，對拜登的看法則是負面多於正面。

從上述調查，可以看出川普、拜登所獲國際評價的樣貌。至於為什麼美國人要關心自己國家，以及總統個人的國際好感度，因為無以迴避的是，美國和多數國家、國際組織皆存在連動關係，舉凡旅行、貿易到產業技術，它和各國的往來都是高度緊密，他國公民對美國的觀感，自然會直接影響彼此交流順暢與否，間接左右國家戰略發展的順與逆。

進一步說，會特別關切自家「總統」在他國人民間的信任度，很簡單的道理，即歷來的調查同時顯現了，當他國國家人民普遍更信任美國總統（主要指外交政策），認為他做的是正確的事，則這些人對「美國」本身就愈會抱持正面、積極的看法。換句話說，美國的「國家領導人」很大程度就是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形象的塑造者。這也是為什麼當美國在制定所謂「美國利益至上」等等外交政策時，必然也要盱衡外在國際輿論的分歧，美國之所以會長期在「穩定世界秩序」和「干預他國事務」的褒與貶間擺盪，道理就在這。

台灣正逢總統大選，自今年夏天各黨參選人底定，便相繼有外國媒體向參選者邀約專訪，代表了國際社會對台灣未來國家領導者確實相當關注。關注原因無他，過去，台灣總統的外交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聚焦在「提高台灣國際能見（參與）度」，但近年來因新一波國際局勢，台灣在所謂地緣政治、印太戰略和全球供應鏈等議題上，除了既有「提高國家能見（參與）度」問題，實則也被賦予了具體的角色扮演。

可以說，台灣總統選舉，一方面是為了展現一個國家堅實的民主制度，但站在他國立場，台灣經由民主選舉所產生的國家領導人，將如何和外在世界連結，並由此影響整個世界，這才是國際媒體相繼訪問各組候選人（包括副手）的主要動機。

於是，當選戰進入最後階段，我們突然看到柯文哲宣稱自己要走「蔡英文外交路線」，侯友宜提出的國防、外交政策，諸多內容竟也和蔡英文現行施政方向相去不遠，則今年3月，同為皮耶研究中心的報告或可解釋他們何以「靠向蔡英文」。其報告顯示，當前有66%的美國人對台灣持正面看法，其中的11%更屬於「非常有好感」。若以上述皮耶研究中心對總統個人和自身國家評價的正面連動分析，當然可以反推美國人對台灣的好感，是來自蔡英文任內推動的外交政策（主要為對美關係政策）所致，那麼，以「走蔡英文的路」去贏取國際好感，就再理所當然不過。至於蕭美琴近日接受英國《經濟學人》訪問，特別著墨於台美關係一環，當然就是在詮釋什麼才是「正版的蔡英文路線」。

不過，「靠攏蔡英文路線」選舉策略終究只是一時，未來台灣總統的外交工作，除了持續「提高台灣能見（參與）度」，也將益發無法自外於穩定國際秩序和鞏固民主陣營的責任，屆時台灣領導者的「國際評價」就會更為關鍵，而關鍵中的關鍵，就是領導者自身的對外形象，將形塑出什麼樣的國家定位，以及是在什麼樣的國家形象下，台灣得以獲得更多的國際支持，從而帶出之後的國家發展方向。外國媒體陸續專訪台灣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也是在協助我們做出判斷。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