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長大，聽多了戒嚴時期的冤案不斷， 包括自己家族中的長輩。被譽為「美麗之島」的台灣，卻也被冠上「冤案之島」！留學10年後，我入籍英國，也是個島，相反地，除了天氣的陰霾，冤獄案件倒是不多。入籍後的第三年，我被抽中履行「陪審」(Jury Service) 的義務。到法院報到時，我又被抽中殺人案件，心裡很惶恐，打算以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為由，改參審短期的案件。後來，聽到白人的公民說：「關於當下社會的治安，及司法的公平正義，一定要有人參與維護，而那個人就是我」。我被這樣的態度所打動，改變計畫，不出國參加學術會議，而留在倫敦作參審。

在那近二個月，我每天只往返家與法庭，深深為英國陪審制所誠服，此案交給我們12位選任的社會成員，即為社會所託負，參與法庭審判此案的決策過程。我們12位參審成員裡，有：大學教授和公車司機等，全都是與該案沒有任何利害關係，全程與被告、告方和法官都不可有直接的接觸，我們很盡責地作到最公正。在審理中，我們被給予正反方的證據，鉅細靡遺。每位不管受教程度的高低，都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最後全部關在一間小房間，由開始對立的兩方，彼此激烈地辯論，從早到晚，日復一日，到不同意見一一被整合， 達成12比0，一致的決議，只為了給被告一個無異議最公正的裁決。再交由法官依據法條，作刑事的判決。雖然大費周章，但我們每位參審員對自己所處的社會，當下的時空，要規範多嚴多鬆的治安，都有參與權，而不是置身事外交由少數，甚至一位法官作全權的裁示。

近期返台，12月13日受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之邀，觀賞《春圃家書》的首映和座談。這是導演暨掌鏡人賴禾盈紀錄自己父親賴丁甫冤案的故事，令人動容且啟人深思（以下內容有劇透）。春圃，象徵賴丁「甫」與妻子「春」葉共同建立的家園。賴丁甫為前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局長，在任職台東第八河川局局長任內，被誣指「用開設一條河川便道，來成立一個砂石業者送錢動機的貪污」。賴父對二審法官的審判說詞，都不會忘掉：「你們這些當主管的，膽子可真大，部屬簽註意見，不予同意的，你們居然敢給他同意；如果是我，我是不敢這樣啦」。教人感慨的是，台灣從戰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等，接二連三的冤案，時至民主後的台灣，竟然還屢見「有罪推定」的含冤入獄！

賴父無奈地說：「我怎麼會碰到這樣的法官？… 就這樣子很草率，也沒有再進一步調查什麼，就開這麼一次庭，我回去之後就等著，他的確定判決書一出來，變成七年徒刑」。這個法官的心態，與戒嚴時期的冤案，如出一轍，即「寧可錯抓百人，也不可放過一人」。難道已進入民主時代的台灣，其司法仍然與戒嚴時期「一脈相承」嗎？

曾幾何時賴父執意地為自己申冤，但台灣司法制度積習已深，判決掌握在一位法官的手裡。賴父知道自己一人無力可回天，只好忍氣吞聲坐牢，好不容易熬過三年半的獄中生活。當假釋出獄後，他正準備走出冤屈的陰霾時，卻面對女兒迎面而來的鏡頭。他的女兒賴禾盈不放棄，執意透過她的鏡頭，希望讓父親沉冤得雪，還回清白。

父親開始時，有些不耐，直接對著女兒的鏡頭說：「我不是為了平反，而要來過我的餘生。我餘生用來作平反嗎？我沒有那麼笨！我的餘生，也是一個生命，我這個生命，不是只有這件事情呢！」然而，基於愛女兒，賴父妥協在：「希望可以幫司法改革推一把」！他也配合地被拍攝了七年，每一次坐在鏡頭前，對他來說：「好像再關第二次」。而女兒也糾結在主題的呈現與拿捏，反反覆覆地剪輯過九個版本。

在此對父女的紀錄片裡，為受害者伸張正義，多半是在飯桌上進行：女兒丟下碗筷，似乎「正義不彰」會讓她無法下嚥；相對地，父親卻還是「民以食為天」，不論談什麼話題，他的筷子從來沒有停過，似乎「不公不義」一事，在他70載的人生閱歷，一路從白色恐怖走來，只有自己慢慢咀嚼，默默地嚥下肚。這讓我們看到世代的差異，受戒嚴時期禁錮的父親，選擇隱忍，面對國家機器，感到無能為力。而民主時代長成的女兒，選擇抗爭，進行社會對話，直接訴諸民意。

在越拍越久後，冤案還是停滯，然而這對父女也已習慣了鏡頭，開鏡後反成為他們對話的時間。女兒為了替弱勢的父親伸張正義，走上街頭，參與社會運動。結果，由於不同的性別認同，自己也成為被蔑視的受害者，需要為自己爭取應有的人權。這場父女關於同性戀者的對話，也是在飯桌上進行：父親對同性戀者曾有世俗的偏見，曾無心地說：「這些人都變態 … 不正常，都有病」。女兒聞此：「我的世界就崩毀了」，眼淚潰堤！藉由這樣的互相傾聽，被拍的父親與掌鏡的女兒，意外地連結在被冤枉，被曲解。女兒告訴父親：「不是要怪你，我只是想跟你說，爸，你不孤單啊」。

不管製作此紀錄片，是否平反會到來？在此拍攝的七年中，分別都找到了自己的力量：賴父受夠了，放下怨恨，疼愛自己，也肯定任內拆掉違法砂石廠的成就；女兒和同性愛人得以享有婚姻平權，也受到父母親的祝福。比起止於平反，此片可能更有高度，如導演片尾所舉的布條：「沒有人是局外人」！是啊，哪天運氣不好，扯上官司，碰上「恐龍」(喻指生活在侏儸紀時期，遠遠落後在現代事務的) 法官，或「酷吏」(意指對人民苛刻、殘忍、不公正的) 法官，無人能倖免？！

台灣追求司法的公平正義，已近百年：早自1927年蔣渭水等成立的民眾黨，在其黨綱裡「政治政策」的第六項，即「要求司法制度之改善及陪審制度之實施」。時至2023年1月1日開始實施「國民法官制度」，引進人民參與審判。是否透過「國民法官案件」，台灣可以逐漸洗刷「冤案之島」的污名？雖然跟英國陪審制不同，「國民法官制度」成功與否的關鍵，也在於：是否有越來越多被選任的國民法官，認定「台灣司法的公平正義，一定要有人參與維護，而那個人就是我」？
 

※作者為倫敦政經學院數位國際關係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