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個丁酉年，距離1957年整整60年，反右運動依然是一個禁區，不得紀念，不得評論，不得研究，依然是鐵桶江山，依然是萬馬齊喑，依然是鴉雀無聲。60年了，血淚的歷史連接著血淚的現實，重讀1957年9月26日胡適先生在十二屆聯合國大會的演講，我發現他當年對中國大陸發生的情況並不真正瞭解，有不少誤判。《中國大陸反共抗暴運動》，——僅這個演講的題目就與真實的歷史有距離，「反共抗暴運動」言過其實了。

即使是28年前風起雲湧的八九民運，數以千萬計的國人上街抗議，老實說也並無「反共」的意圖，旅居美國的評論家李劼先生在《百年風雨》中論及，趙紫陽生前所作的秘密錄音為自己、為學生運動所作的最大辯護就是：「沒有人想推翻共產黨。學生沒有這個意思，知識份子也沒有這個意思，他趙紫陽本人當然更不存有這個念頭。趙紫陽沒有說錯。舉國上下，整個學生運動連同捲入的知識份子乃至平民百姓，都把這場席捲全國、震驚世界的學潮，自覺或不自覺地置於認同黨天下的共識底下。這與其說是悲劇，不如說是喜劇。」換言之，就算1989年也沒有發生過「反共抗暴運動」，更不要說是在1957年，即使儲安平提出了「黨天下」的說法，也是限制在「宗派主義」思想現象的範圍裡，小心翼翼地提些意見罷了。

60年前，共產黨政權建立還不足8年，世人對這個政權的認識並不清晰，總是抱有幻想，當時不曾想到突然發生「反右運動」，也想不到接下來的大躍進、大饑荒，更不會想到「文革」，甚至60年後這一切都還不能公開談論。

胡適先生在演講中滿有激情，但立論的依據與事實頗有落差，比如他說：「在過去幾個月中，匈牙利事件的影響曾在中國大陸引起了兩個重要的反共運動。一個就是在大學中學的學生中爆發了一個普及全國的反共運動。另外一個就是各大學中以及一些所謂『民主黨派』中的知識份子，在整整一個月中公然批判攻擊中共政權。」60年後，我們看到的歷史資料都證明，學生中質疑、批評的聲音固然有之，甚至也有一些不無尖銳的批評，但要說發生了「反共運動」，並無其事。

以北大為例，胡適演講中所舉的例子就有問題，他說5月4日晚上，8千學生開紀念會，「有19個學生領袖發表激烈的演說，公開攻擊共產政權在學校裡以至在整個國家中迫害自由和民主。自從那天晚上以後，北京大學的壁報就成了學生們自由發表意見的公開論壇。」 他聽到的大概是誤傳的消息，當時北大中文系四年級的學生馬嘶回憶5月4日晚會上點燃的火把遊行、詩歌朗誦，內容完全是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範圍裡面，張元勳的回憶也是如此，他們都記得火把和詩歌，壓根就沒想到批評什麼。中文系三年級學生林昭那時也沒有不同的聲音，「公開攻擊共產政權」更是無從說起。北大學生真正自由發表意見是從5月19日開始的，但一直是兩種聲音並存，自發捍衛正統意識形態的學生與表達不同意見的學生之間，從一開始就陣線分明。

胡適先生的演講發表之後，《自由中國》半月刊上就有文章詳細介紹，接著有多篇文章呼應他的觀點，也是以「反共抗暴運動」來定位大陸知識份子和學生的鳴放運動，60年前的春夏之交，確實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如同28年前一樣，但參與者包括那些最後遭到整肅、淪為階下囚的代表人物在內，都沒有公開提出「反共」的主張，似乎也沒有這樣的念頭，雖有不滿和批評，但都沒有達到胡適先生和《自由中國》的言論所論及的程度，很不幸的是，他們照樣遭遇了極為慘重的打擊，並不因為他們既無「反共」的事實、也無「反共」的意圖就得以逃脫滅頂之災。這是林昭她們在以後的歲月裡慢慢想明白的。

這當然不是胡適先生不尊重事實，而是他得到的資訊不夠準確，鐵幕森森，兩岸隔絕，他在大洋彼岸獲得的資訊有誤。這位立言謹慎，不張狂、不自誇、珍惜羽毛的知識份子，輕易不會判斷失誤，無奈鐵幕深垂，影響了他對大陸政情的準確判斷。60年後，我在銅牆鐵壁之中，想起的不僅是歷史，還有現在和將來，這個民族還將承受怎樣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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