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利用三次割讓的機會，一塊一塊地取得香港的領土：先是一八四○年代拿到香港島，一八六○年代拿到九龍半島，最後於一八九八年以九十九年的租期獲得了與中國接壤的新界，以及其他二百三十五座離島。自此，香港島、九龍和新界這三大區域，組成了目前我們所知的香港。

然而這樣的描述確實過於簡略，完整的割讓過程其實更為複雜、更反覆無常、更殘酷。事實上，甚至可以說是英國歷史上最可恥的事件之一。這三次割讓，每一次都伴隨著一場戰爭，香港被分成三大塊，每一塊都被當作戰爭的戰利品。也因此，如果要了解香港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們必須從頭關照整個歷史脈絡。

前兩次的戰爭衝突刀光血影、曠日持久，導火線是英國試圖保護自家的商人在中國販賣非法毒品，所以又被人稱為鴉片戰爭。這兩場鴉片戰爭在當時引發極大的爭議。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時候，時任國會議員的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在議會上說：「這場戰爭，從源頭上就是場不公正的戰爭，其過程中充滿了算計，這會是有史以來第一場讓這個國家永遠蒙羞的戰爭。」格萊斯頓後來在一八六八年當上了首相。

茶葉開始在英國蔚為風潮，要說回十七世紀的時候，在政治聯姻之下，葡萄牙的凱薩琳公主(Catherine of Braganza)遠嫁給英格蘭國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自此將中國茶葉傳入了英國，人們對茶葉的欲望和需求源源不絕；此外，英國人還迷上絲綢長袍，餐桌上也開始擺起青花瓷。

但相較之下，清朝皇帝卻認為中國並不需要「蠻族」生產的物品，而只看上了白銀和金條，所以清廷把來中國做生意的英國商人全集中限制在廣州的港口，一年中只能在特定的月份經由壟斷貿易權的「公行」進行買賣，而掌管這個公行的官員是以腐敗聞名的「粵海關部監督」(Hoppo)。英國迫切需要找到某種商品，來平衡這個極為不對稱的貿易逆差，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鴉片。雖然鴉片嚴格來說是貿易的非法禁品，但卻被地方當局默許，因為地方政府仰賴從英屬印度運來的鴉片所繳納的進口稅。

後來是因為道光皇帝試圖消滅鴉片禍害，才導致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但英國人總是大義凜然地說，他們是在追求貿易自由和捍衛國家榮譽。皇帝本人也是個鴉片癮君子，但他還是命令欽差大臣林則徐去禁絕鴉片貿易。林則徐正直清廉，處事風馳電掣。一八三九年三月十八日，他才抵達廣州八天，就要求英國商人交出鴉片存貨。他把外國商人都鎖進倉庫裡當人質，直到他們把鴉片交出來才放人。英國人手中總共二萬多箱的鴉片全被上繳，被扔進三個裝滿鹽水的巨大池子裡銷毀。

英國駐華商務總監是位留著大八字鬍的海軍上校，名叫義律(Charles Elliot)。他向商人承諾，英國政府一定會賠償他們的損失。這個消息於六個月後傳到了倫敦，內閣認定英國財產遭到破壞，英國政府因此陷入財政困境，所以中國人應該要為此付出代價。不甘國家榮譽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和侮辱，他們決定發動戰爭，派遣了遠征軍四千人和十六艘戰艦要出馬討回公道。

一八四○年二月，外交大臣巴麥尊子爵擬了一份條約草案，從中可以清楚嗅到這場戰爭瀰漫的濃厚重商主義。該條約明確指出，英國應「放棄任何島嶼的永久擁有權」，並且將重點放在要求中國對英國開放五個貿易港口。但是在義律和他堂兄懿律爵士(Rear Admiral George Elliot)的指揮下，遠征軍奉令占領浙江沿海的舟山島，將此地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然後向北前往渤海灣與中國談判條約，逼迫中國同意對貿易讓步。

一八四○年七月四日，英軍只花了九分鐘就占領舟山，造成二百零八名中國人死亡，四百六十二人受傷，英國人則沒有兵員折損。然而，中國的全權代表琦善不敢拒絕英方的要求，也不敢馬上答應，使得條約談判僵持了六個月毫無結果。義律失去了耐心，於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在珠江三角洲的虎門海峽，發動第二次穿鼻之戰。英軍不到一個小時就占領了大角頭和沙角砲台，終於迫使中國在驚駭之中投降。根據一些當年與役的英軍描述，戰役場面血流成河，屍體成堆，堡壘裡「滿是腦漿」，無數漂浮的屍體染紅了大海。

四天後，在義律和琦善的談判中，首次提及了香港。我在倫敦郊區英國國家檔案館(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中找到了當年往來的原始信件。這座菱形的檔案館以混凝土建成，走粗獷主義風格，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找到許多珍貴文件，比如亨利八世(HenryVIII)的信箋，或是十一世紀寫在羊皮紙薄膜上的法庭判決。我原本是要來尋找談判的紀錄，沒想到卻找到了一些新發現。

我要找的信是一張張宛如薄紗的小麥色信紙，完整地裝在一份薄薄的馬尼拉夾中。我打開第一個信封，看見裡頭裝的是義律寫給琦善的信，日期是一八四一年一月十一日，也就是血戰之後的第四天。信上寫的漢字小小的，還算整齊，不過看得出當初下筆相當倉促，有一些錯字被劃掉。儘管如此，這份文件對我來說依然像天書，因為它使用的是清廷的正式語言。不過我很快注意到一些驚人的事實。

義律在信中寫道：「今擬將尖沙咀洋面之所濱之尖沙咀、紅坎(紅磡)即香港等處，代換沙角。」有趣的是，「即香港」這幾個字並非直接寫在句子中，而是後來加上的，就寫在兩行文字間的空白處。顯然，香港自第一次被提及開始，在任何意義上都很邊緣。

四天後琦善回信，他寫的內容遠比義律的信更加精采。信紙上蓋有三顆紅紅的大印章，而且不同於英國抄寫員的彆扭字跡，這封信的手寫字每一個都寫得又大又工整又漂亮。每一筆一劃都散發著博學和文化的氣息，但想也知道，收件者肯定對此全然無感。琦善在信中指出，尖沙咀和香港是兩個不同的地方。他向義律提議在兩者之間二選一，而不是兩個地方都要。

義律只花了一個晚上，就決定選擇香港。據中國歷史學家的說法，他之前都寫「香港一處」(a site in Hong Kong)，但在回信中已改口為「香港一島」(the island of Hong Kong)，顯示英國在最後一刻提高了要求。

這也就是說，後來會選擇香港幾乎是偶然的事。一八九五年，殖民地公務員歐德理(Ernest Eitel)曾形容香港的割讓「令所有相關人士感到意外」，中國全權代表直到最後一刻，才勉強提出割讓香港的選項，而英國使節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不情願地接受了這個提議。這三張宛如蟬翼的信函，竟乘載著如此深沉的重量，讀得我震懾不已。如果義律最後選擇九龍而不是香港，或者如果琦善同意同時割讓香港和九龍，歷史將走上完全截然不同的道路。

根據英國的記載，在這次通信之後，他們私下達成了所謂的《穿鼻草約》，將香港割讓給了英國。中國還要賠償六百萬銀元，作為英國鴉片被銷毀的賠償，並且重新開放貿易關係，以平等的方式進行官方協商。

僅僅九天以後，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英國皇家海軍砲艦「硫磺號」(HMS Sulphur)的艦長愛德華．卑路乍(Edward Belcher)登陸太平山腳下，自稱是這片土地「真正的首批占領者」。他和他的眾船員一齊大聲歡呼三聲，為維多利亞女王的健康舉杯致敬。第二天，停泊在港口的所有軍艦皆一致對空鳴砲，「歡樂之火」(feu de joie)的轟鳴聲響徹雲霄，傳達到了山頂。他們在登陸點舉行了升旗儀式，並把這個地方命名為「占領角」(Possession Point，即今日的上環水坑口)。英國的史書記載的，全是這一套敘事版本。

北京則對這段歷史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詮釋。據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說法，這是一次武力奪取，「同時對清政府進行外交勒索」。《穿鼻草約》無疑問題重重。而且中英版本有很大的差異，包括一些關鍵問題，例如指出英國人在香港的居留權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

在琦善給皇帝的奏摺中，他將《穿鼻草約》描述為「提議的條款」，而不是一項已成定局的協議。早在一九五○年代，研究中國皇家檔案的獨立學者黃海昌(George H. C. Wong，音譯)就認為，其實英國對香港是非法占有。照這樣來看，香港之所以成為英國殖民地，完全是因為義律把自己的願望當成了既成事實來說。

各方對《穿鼻草約》的反應都極度的消極。消息花了整整十週後才傳到倫敦，香港首任行政官義律立刻被踢下台。義律受到了眾人的抨擊，因為他不僅沒有成功讓中國開放港口進行貿易，還令人費解地選擇了香港。巴麥尊子爵憤怒地寫信批評義律，對香港的那句遺臭萬年的形容就是源自此信。他形容香港是「一塊連房子都沒有的荒蕪礁石」，「它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貿易市場」。

在同一封信中，巴麥尊子爵對協議的正當性提出了質疑，他寫道：「即使這是所謂的割讓，在我看來它似乎有很多附加條件，並不是真的割讓本島的主權，這必須由皇帝簽署批准才算數。」清廷同樣非常憤怒，將琦善革職並押回北平(今日的北京)處置，指控他叛國。他的財產被沒收，本人則被流放到西藏。

*本文摘自《香港不屈：不能被磨滅的城市》，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林慕蓮（Louisa Lim）

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高級講師，《重返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作者。林慕蓮的父親為新加坡華人，母親為英國人，曾在香港度過童年。1989年時她在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主修當代中國研究，於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派駐北京和上海長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