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年前開春之際，曾發表「2023年中共十大危機」長文。一年來，這十大危機的發生幾乎皆在我的預測之中。今年以後，中共的危機態勢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些舊危機是新危機的萌芽與前兆，有些新危機則是舊危機的延續與惡化；新舊交疊，已使中共政權處於內外交迫、危機四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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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危機：美中關係脫鉤斷鏈

2023年12月12日，美國眾議院「中國特設委員會」發布一份兩黨議員連署的「大型意見書」，這份長達53頁，內含150項建議清單的報告，稱為《reset, prevent, build》。這份報告以三大重點為支柱：重置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遏制美國資金和技術流入中國為其軍事現代化和人權迫害提供助力、投資技術領先並與盟友共同建立具有韌性的經濟聯盟。我把它概括為「三個斷」：貿易斷鉤、資本斷供、技術斷流。

這份報告進一步呼籲，切斷美中之間的經濟和金融聯繫，包括取消20多年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美國給予中國的低關稅待遇，也就是「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這份有史以來最完整的「抗共保美」清單，建議切斷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資本和技術流動，整個報告的關鍵詞落在：「經濟上依賴一個利用黨國力量進行經濟競爭的戰略對手對美國構成嚴重風險」。換言之，這份報告旨在建議美國與中國必須脫鉤斷鏈。

即使這份報告是否成為行政部門重建美中關係的具體政策，尚有一段距離，但至少證明美中關係至今沒有得到緩解，甚至持續惡化。儘管習近平在2023年11月舊金山APEC峰會中，向美國總統拜登表達了「願與美國結盟並做美國朋友」，但習近平這種翻轉和變身，有人稱之為「微笑外交」，實際上是「面具外交」，已經被視為外交姿態的矯情表演而不被國際社會所信任。換言之，美國不吃「習近平這一套」。

我估計，2024年以後，美中關係將從「去風險」走向「戰略性脫鉤」，再到「大面積斷鏈」的地步，理由是中國對美國已經做出「終極對抗」的戰略準備。

日前，《紐約時報》依據一份衛星監視影像指出，中國正秘密恢復和重建已經廢棄達60年的新疆「羅布泊核試場」，新挖了深達536公尺深的「豎井」(silos)，還新增了許多設施，包括新挖隧道、鋪路、新建築群等，顯示中共正在準備一場你死我活的美中核武決戰。

實際上，有不少人懷疑，12月18日發生於甘肅、青海的6.2級地震，可能正是羅布泊秘密核試所造成的「核爆地震」，理由是這次地震是一種「底層擠壓型」的地震，以致造成青海省出現「砂湧現象」－地下含水量沙層遭擠壓破土而出形成泥流－，都間接證明甘肅地震極可能是一場人為製造的地震。

中共一旦走向與美國的「核武競賽/核對抗」，必將重蹈當年蘇聯由於與美國進行核武競賽而導致「國窮民困」的覆轍。特別是在中國未來10年處於「低度經濟增長」的局面下，這種繼續窮兵黷武的戰略瘋狂，必將使中共重演蘇聯解體的命運。

第二危機：陷入南海戰爭

儘管2016年海牙國際仲裁法院做出了中國對南海主權所謂「歷史性權利」的主張是無效的，但中共既不承認此項判決，也從未停止對南海島礁的軍事化行動。由於中共始終主張對南海90%的海域擁有主權，這幾乎惹毛了所有南海主權聲索方。 2023年12月，中共海警船與菲律賓補給船分別在黃岩島和美濟礁發生對峙和衝撞事件，使南海的緊張形勢迅速升高，甚至瀕臨戰爭邊緣的狀態。

自1995年起，中共就占領了美濟礁，並開始在此填海造島，建造軍事設施。1999年菲律賓佔領了仁愛礁，與美濟礁隔海對峙。2012年中國則控制了黃岩島。隨後，自2018年起，中共就開始向美濟礁、渚碧礁和永暑礁部署了反艦導彈和防空系統，並經常對菲律賓進行包括「圍堵」、「禁航」、「驅離」和「衝撞」等等戰術攻擊行動。

中共的目的，一方面試圖驅離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影響力，一方面試圖打擊西太平洋包括關島在內的美國及其盟軍的軍事基地。

美國和菲律賓自1951年起就訂有《美菲共同協防條約》，近期，美菲又訂立了《加強防禦合作協定》(EDCA)，只要中共對菲律賓的攻擊造成傷亡，就會受到美國的反擊。另外，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也尋求日、韓、印度等國的協助，除了已經允許美國駐軍之外，還提出菲日兩國相互駐軍的構想。未來如果情勢繼續升高，極可能在這一地區爆發一場針對中國的「圍中之戰」，中國必將遭受「新八國聯軍」(美、菲、日、韓、印、澳、英、南海主權聲索國)的集體圍剿。

第三危機：異化的民族主義

從一戰結束到二戰期間，特別是德國納粹主義、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過程，說明了一些「(自認)屈辱性的強權國家」在面臨內外交迫、經濟封鎖、權力競爭與國際孤立的困境之下，最容易形成一種「瘋癲的」、「失控的」、「叫魂的」民族主義，並且進一步採取「報復性外交」或「無理性侵略」來展現「雪恥復國」的強勢立場，乃至危害現有的秩序與穩定。「雪恥復國」向來是獨裁者最廉價而有用的法寶，授予獨裁者採取以軍事對抗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絕佳理由。中共當前正處於「以民族主義進行報復性擴張」的失控狀態：一方面開始實施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一方面實施極端的對外擴張。

依據《自由時報》報導：去年12月，發生在日本一家名為「中華西太后」的中式餐館，由於在疫情期間於門口張貼「禁止中國人及韓國人入內」，遭到旅日中國網紅「油頭四六分」的騷擾。事件曝光後，立刻在社交平台掀起熱議，日本反中情緒再度升溫，不少日本網友甚至高喊「中國人滾出去」。另外，最近發生一個小粉紅擰了一把鼻涕，塗抹在台灣駐加拿大領事館的招牌上。

這種「中國小粉紅現象」其實就一種「民族主義的武器化」。問題在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始終是在中共的組織、規劃與鼓動之下形成的，但是一個失控的民族主義也會轉過來使「操縱者失控」。一方面，由於操縱者對民族主義的控制能力不足，導致操控者被民族主義驅使和綁架，造成「腦熱」與「蠻幹」的冒險行動。另一方面，在習近平強力洗腦洗出一些「腦殘粉紅」之後，這些粉紅反過來逼迫他們的領導人，不得向世界低頭示好，不得對反華勢力妥協退讓。這種現象我稱之為「異化的民族主義」(alienated nationalism)，這將使得中國無法走出民族主義的精神毒癮，無法邁出與世界友好合作的步伐，最終走向一種不計後果的全球對抗。

第四危機：走向通貨緊縮

通貨緊縮是指「貨幣供應量少於流通領域對貨幣的實際需求量」，也就是社會消費支出不足，從而引起商品和勞務的貨幣價格總水平持續下跌的現象。長期的貨幣緊縮會抑制投資與生產，導致失業率升高與經濟衰退。

自去(2023)年4月以來，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都徘徊在0%，在7月數據掉到- 0.3%之後，8、9月回到0.1%和0%，但10月份再度出現 -0.2%。至於「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率更是連續13個月負成長，去年10月份為 -2.6%。

依據中共官方去年10月份統計，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用來衡量消費者購買能力的變動，以及「生產者物價指數」(PPI)，用來衡量企業生產的產品價格的變動，雙雙出現下滑。換言之，即使商品價格下跌，消費者依然不敢消費。其中PPI下滑更為嚴重。兩項指標，都顯示中國將持續惡化的經濟衰退之中。

第五危機：中南海權力震盪

火箭軍事件、李尚福事件、秦剛事件與李克強猝死事件相繼爆發，各方認為這是習近平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而進行一連串的「權力大清洗」。表面上，這是習近平以「剷除忠臣」的方式鞏固了自己的獨裁地位，但實際上可能造成黨內人人自危的離心力量與信任危機。

習近平已經進入「老齡執政」的階段。在共產黨歷史中，領導人往往年紀越大越危險、越失控，一方面恐懼生命苦短、時日不多，一方面充滿壯志未酬的焦慮感，我把它稱為「共黨頭目的老年危機症」。史達林如此，毛澤東如此，習近平看來也是如此！

習近平的疏失，不僅在於改變中共的「傳統黨規」，更在於不願建立「接班人」制度，以及藉「維穩」之名強力壓制人民的不滿與批評，這就會產生「兩怨危機」：民怨與黨怨。一方面，當安倍晉三、李克強等政治領袖死亡時，人民心中普遍產生一種「可惜不是你」的怨嘆；一方面，一旦習近平有什麼三長兩短，必然提前在中央層級產生「爭奪接班人」又在事後「爭奪最高領導人」的權力鬥爭。

最近習近平發起了一場「新評毛澤東運動」，藉「捧毛」來墊高自己搖搖欲墜的地位。特別是在去年的「權力大清洗」中，習近平清洗了自己親自提拔的人，不僅證實了「伴君如伴虎」，更造成「伴君如送死」的恐懼感。這是一種「黨性輾壓人性」的無良政治，也就是「靠習近平越近，死得越安靜」。可以預見，來自民間自發的反習聲浪將「由小到大」，來自黨內「逼(宮)習」的奪權力量將「由暗到明」。換言之，在習近平的「肅貪－肅殺」之下，「中南海的權力震盪」很可能發生，其慘烈情況更是難以預料。

第六危機：深陷國際孤立

中共最近召開了「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再度提出「鬥爭口號」：敢於鬥爭、敢於亮劍、積極備戰等等，重新恢復「戰狼外交2.0版」，這必將使中共再度陷入國際孤立狀態。這包括美國將「重置」中美關係，不斷在南海挑釁造成印太國家「聯合抗中」的態勢，不公平貿易與企業補貼政策導致歐盟採取「反補貼調查」等等。我把這種孤立概括為「三重孤立」－「美亞歐」三個區域性孤立的狀態。特別是美菲之間加緊軍事協作關係，隨時啟動「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以及EDCA，越南也開始倒向美國，成為美國「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對象，以及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然而，中共依然叫囂「武力統一台灣」，造成全球一致反對中共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壓力，從區域孤立到全球孤立的局面，必將出現。

中共當前面臨的真實外交局面就是：大朋友都跑光了，只剩下一些「小朋友」，例如北韓、伊朗、俄羅斯和緬甸這些受到國際制裁的「流氓國家」。這四個國家已經被視為「邪惡軸心」，是破壞國際體系的「麻煩製造集團」。換言之，中共的國際形象已經跌落至「末段班」，陷入一種「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已經無國際誠信與價值號召力可言，成為眾所公認的「國際公敵」。

第七危機：中歐貿易戰一觸即發

在2023年12月7日北京舉行的「中歐峰會」顯示，中歐關係已經撕破了臉。中國擺明了不會在俄烏戰爭中支持歐洲，也無意在中歐貿易失衡問題上做出讓步。

歐盟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達到近4000億歐元，歐盟認為這種貿易失衡既是「不可持續的」，也是「不可忍受的」。目前，歐盟將已經展開針對中國電動車的「反補貼調查」，估計將在2024年下半年公布調查結果。毫無疑問，中共行之多年的貿易補貼政策必然證據確鑿。

在此同時，歐盟也自去年5月17日啟動「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如果中共不願在出口補貼和貿易公平問題上做出讓步，極可能遭到歐盟進一步的貿易制裁，進而失去大部分的歐洲市場，甚至引發繼川普之後的「中歐貿易戰」。

第八危機：官僚失能，治理失敗

1，疫情高爆發：白肺疫情

由於疫苗效力的低落、醫療能量的不足、公共衛生條件的落後，使中國處於疫情高爆發、傳染大規模、死傷較嚴重的情況。在歷經Covid-19三年「動態清零」之後，中共官方並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和謀求改進，這就是「官僚躺平」的現象。在中共這種缺乏民意監督、權力制衡，僅僅只有「黨內問責」的體制下，這種每次流行性疾病甚至是新冠變種就造成疫情高爆發的現象，只會越來越嚴重。

2，災難常態化：貴州地震與杜蘇芮颱風

這次甘肅發生規模6.2的地震，人民在房子倒塌之後跑到戶外避難，在零下10度的低溫下坐以待斃，顯示中共當局的災難防治非常疲軟和落後。有人甚至懷疑，這場地震是中共進行秘密核子試爆所導致的「人為地震」；加上更早之前杜蘇芮颱風襲捲中國華北地區，造成重大災難。官員採取的是「保中央、不保人民」、「保維穩、不保救災」的態度，這幾乎是一種「官僚殺人」的事件，至今依然積累極大的民怨。

第九危機：資產三流失(財政、投資、人才)

1，財政部分

2023年中國的各種經濟數據中出現一個關鍵指標，那就是政府的月度財政公共預算出現明顯下降。實際上，自5月份起，中共的月度財政收入的增量開始下滑，到了8月，財政收入增量出現了負值，同比2022年8月短少了600億人民幣。

財政萎縮的主因，來自各種稅收的減少。依據2023年1－8月統計，消費稅下降了9%，顯示民生消費確實出現萎縮；企業所得稅下降了7.6%，顯示企業的利潤確實下滑；個人所得稅下降了0.1%，幅度雖然不大，但也顯示人民的所得出現剛性下降；另外進口貨物增值稅和出口退稅同時下降，顯示出口疲軟和無力；印花稅下降了8.9%，其中證券交易印花稅下降了29%，是金融活動衰退的表現，另外在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都同時下降，顯示房地產處於下行蕭條的階段。

2，投資部分

依據2023年第二季度的統計，境外對華直接投資下降到49億美元，創下了1998年以來的最低值，與2022年同期相比降幅達到87%，目前這個數字已經達到92%，顯示外資流失的規模非常龐大，而且繼續在流失。相對的，在中國對外投資方面，相較於2016年暴跌了25%。換言之，中國同時出現了「內外投資雙流失」的現象，也就是外國對中國的投資金額低於中國對外投資的金額，也就是「撤資大於新增投資」的趨勢。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去年11月3日公布第3季「國際收支統計」，外資第3季直接投資總額為負118億美元(約新台幣3790億元)，為1998年建立統計以來首次出現負值。另依據《經濟學人》的估計，依據中國習慣於模糊和灌水的國際收支數據，實際上可能掩蓋高達 5000 億美元(約台幣15.65兆)的資金流出。

另依據「中國美國商會」2022年秋季的調查顯示，66%的會員企業將「中美關係緊張」列為中國市場主要的風險。另一方面，「中國日本商會」去年9月針對會員企業的調查顯示，近5成的會員表示「2023年不投資」或「將比2022年減少投資」。

3，人才部分

《華爾街日報》去年7月5日發表一份調查報告，中國的「淨移民」人數在2018年已接近30萬人。所謂「淨移民」，是指一段時期內移居到國外的移民總數減去每年移居到國內的移民總量(移出減移入)，這些移民，大多數是富人或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也就是所謂「高淨值個人」(資產超過100萬美元)。從數據來看，2017年富人的淨移民人數超過1.1萬人，2019年超過1.5萬人。

從「淨移民」中的富人流出數據來看，2022年有1.8萬富人移出，2023年有大約1.35萬名富人離開中國。

淨移民的增加(移出大於移入)也反映外國人才流入的減少。中共官方數據顯示，2020年上海和北京的外國居民僅為163,954人和62,812人，較2010年分別下降了21%和42%。

人才流失必然造成資產外移、技術流失、經濟倒退、社會退化等等危機。

第十危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依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2023年12月發布「中國經濟危機展望」指出，如果中國不能在短期內解決「房地産價格暴跌所引發的金融危機」，按考慮到物價波動的實際增長率來看，1%左右的GDP低增長將形成「常態化」。換言之，中國要實現到2035年名義國內生産總值(GDP)翻一番的目標，將非常的困難。綜合各方的分析，未來10年中共的GDP將處於「0%－3.5%」低檔徘徊和增長乏力的狀態，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並在人均GDP達到中等收入水準後，出現了停滯或「卡關」的狀態。這種停滯狀態表明，既無法在技術上與「先進經濟體」競爭，也無法在工資成本上與「低廉經濟體」競爭，造成經濟始終「上不上、下不下」的狀態。

未來，如果中國不能維持平均每年6%-7%的GDP增長，若合併技術創新的不足、「黨管經濟」以致擾亂市場的自主與活力，加上貧富不均與人口老化，中國必將跌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之中。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