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是不意外的。原來王家衛也讀唐諾。而且讀得很細。就連唐諾替羅倫斯布洛克的中譯本寫的序，他也讀得津津有味。

唐諾的身份我們都知道，除了作家，還是個職業讀書人，王家衛說，他喜歡唐諾讀完書之後信手寫的序，旁徵博引，天花亂墜，“永遠與正文擦著邊球，卻又起到為書本暖場的效果”，讀起來簡直比跨刀寫序的那本書還要精彩——而這麼樣自成一格，“脫序”而序的“序”，才有神氣，才叫高明。

而且王家衛欣賞唐諾，也是有跡可循的。他倆同是1958年出生，一個在上海，一個在宜蘭，卻不約而同對影像和文字瘋了魔，並且分別在影像和文字上各展所長，到了今時今日，就算都成為神一般的人物，還是經常會為了自己的理想和夢想而闖下大禍——

就好像，唐諾之前出版了一本總共寫了48萬字的17篇散文，結集《盡頭》，書出版的時候，他很誠懇地對出版社道歉，說他知道自己闖了禍，因為他自己也是做出版出身，不可能不知道當下的出版狀況和讀者的閱讀習性，卻又寫了一本這麼又厚又重的書，和這個速讀時代根本格格不入，偏還有出版社願意冒險出版，唐諾說，他對此書，滿懷歉意。

此外唐諾每天花五個小時，坐在同一家咖啡座的固定位子上，用手寫稿，每天只寫500字，因此一本書前前後後，少說也寫了一千多個日子， 撇開作品的精細度和文化學養的深沉度，他所消耗的時間成本，單就商業角度評估，根本一點都不明智。

王家衛何嘗不是？《繁花》10年前買下小說版權，從改編、籌備、選角、搭景，到重現90年代的黃河路，把勤練滬語徹改形象的演員正式帶進劇組，總共花了七年時間，四年前期，三年拍攝，狠狠砸掉五億人民幣，這些嚇壞人的數目，都是王家衛闖下的禍，不同的只是，王家衛一點抱歉的意思都沒有，甚至覺得錢砸得不夠多，籌拍的時間太倉促——

結果，姹紫嫣紅、眼花繚亂的卅集《繁花》散盡，在驚歎和不捨的全民齊追之下，完美地收了官，收視率和商家在播映時段搶著投放的廣告金額，雙雙刷下新高，一啟播就開了個滿堂紅，大家都說，三十集太少，理應追加一百。

可線上線下罵王家衛的聲音從來都沒有少，說他把金宇澄摘下‘茅盾文學獎’的小說，拍成了王家衛風格的愛情魔幻電視劇；說他把90年代的上海風華拍塌了，過度炫技，把卅集劇集，拍成三十集電影，空有華麗，不夠寫實——

但我們都明白，城市本身，就是一座搭建起來的劇場，縱容一切的繁雜喧鬧，也包容一切的百花齊放百鳥爭鳴，到最後，其實不過是萬法歸宗，時代會過去，記憶會被塵封，散的終究會散，空的始終還是會空。

唯一沒有人敢推翻的是，王家衛的神話，由始至終，沒有破滅。並且，因為《繁花》徹底顛覆了大陸劇集市場的製作手法和呈現方式，他已瑩瑩然從香港大導演，變成替陸劇換血通脈的“爺叔”，地位從此更加超豁，更加不可一世。

我記得唐諾談過，《盡頭》這本書最終的意義，就是把讀者“帶到外頭看裡頭”——這句話一砸下來，就非常王家衛，非常《繁花》，王家衛聽了，是會忍不住牽進他的電影當引子的。   

王家衛說過，他的作品，要人們記住的，就是畫面的情調，就是精緻的造型，就是時代的氛圍，至於故事的文學性、情節性和順序性，還有當中的衝擊和矛盾，他全撒開手，讓觀眾自己去感受去領悟，他說，“我的作品只是一個物體，讓觀眾藉由這物體去拓展各自的想象，才是觀賞一齣電影或一部電視劇的樂趣”——乍聽之下，不就和閱讀的樂趣十分相似？

王家衛書讀得很兇，涉獵極廣，除了金宇澄李舒唐諾，喜歡的作家還有很多很多，且偏好文學著作，常常移花接木，將作家們的文學資源，引用到他的作品裡去，其中包括劉以鬯、米蘭昆德拉、村上春樹、金庸、馬奎斯、曼努埃爾普依格，以及太宰治——文學，似乎才是王家衛最終的電影江湖。 

而這次改編《繁花》，全書三十一章，少說也超過三十五萬字，王家衛在腦中一劃，就骨肉分明，劃出兩條主線，一是九十年代上海的山河歲月，一是黃河路上的飲食男女，兩條都紙醉金迷，都金燦糜爛，都各自埋下鋪就卅集電視劇的線索，斷斷不能顧此失彼，也切切不能行差踏錯。

王家衛尊重文字，對作家這行業，總有著莫名的好奇和幻想，也對作家們都崇敬有加，從《對倒》的劉以鬯，到《繁花》的金宇澄，都是。甚至被說是把劉以鬯，當作自己的文學導師——雖然在拍攝上，以王家衛的作風，沒有可能面面周全，做到完全遵從原著，但對所改編的作品，以及作品的原作者，他都畢恭畢敬，虛心討教。

而金宇澄，有才氣，有底氣，於是或多或少，免不了就會有上海老作家的傲氣。可到底，金宇澄也是個見過文學世面，有分有寸知進退的老編輯人，既然把《繁花》交給王家衛，就全然不過問《繁花》的改編和設定，對王家衛也十分客氣，只給了王家衛一句另有玄機的忠告，“獨上閣樓，最好是在晚上”。

偏偏這一句，正是《繁花》開篇的第一句，王家衛也因此順勢而上，將這一句，連帶金宇澄，一起拍進第一集的開場——結果一看到這一幕，聽到金宇澄的上海話，還有感受到書房裡上海弄堂斜斜照射進來的光線，我立刻聯想起張愛玲在《傾城之戀》開頭的那一段，“上海為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一小時”——可見時勢營造氣韻，三十年代局勢不穩定的上海，和九十年代到處都是黃金的上海，到底還是有分別的。尤其是，金宇澄所看見的上海，和張愛玲眼裡的上海，明明是懸掛著同一個月亮的上海，但無論是排場還是韻味，已經大大不同。 

因此春節未到，《繁花》從啟播到收播，已經把春光鬧盡——王家衛將九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場的紙醉金迷和愛恨情仇，還有把商戰和股瘋之下暴發戶似的光燦糜爛，都金碧輝煌地搭建出來，也都淋漓盡致地重現眼前，甚至細微如“至真園”飯店裡擺在桌臺上的筷子碗盞和調羹，還有在“夜東京”吃的一碗泡飯小菜，都講究工秀纖麗的擺設和排場，以致那一輩的上海人看了，也禁不住低聲呼叫一聲“靈，真靈！”沒想到霓虹養眼，萬花如海的90年代上海，真的就在王家衛的手裡，活靈活現地再活溜一次。

其實幕後有幕——最關鍵的是，金宇澄特別將作家李舒，介紹給了王家衛，以便在四年籌備三年拍攝期間，貼身護衛，和王家衛坐下來，一起梳理舊上海的吃食文化和男歡女愛。

李舒身份多重，既是媒體人、作家、也是美食達人和生活家，出版《山河歲月》、《民國太太的廚房》、《潘金蓮的餃子》，基本上都與民間吃食，以及品味生活相關，完全印證了木心先生所說的，成為藝術家有什麼難？只要懂得把生活過成藝術，你就是藝術家——李舒正是。

我也喜歡讀李舒寫的書，喜歡她的題材刁鑽有市井氣，也喜歡她的行文運字有閨秀感，而且十分厲害穿梭古今，在深厚的史料中吸收飽滿的資料，並且一邊消化一邊分解 ，還一邊梳理一邊架構，說舊時代的吃食，也談老北京老上海的情懷，既細膩又精確，把條條理理都整頓得分分明明，我想，這大概也是王家衛特別依賴她的原因。

王家衛尤其喜歡李舒寫的小品，通常犁字佈局，寫的都是民國時期的飲食文化和名人軼事，王家衛稱讚她的文字和她的名字一樣，讀起來特別舒服，而且還說，李舒“對於滬上的星光月影和飲食男女，信手拈來，十分熟悉”。是於王家衛第一次下筆為書寫序，就是獻給了李舒，為李舒的新書《從前的優雅》搖旗站台。

王家衛經金宇澄引薦，把李舒引進劇組，擔任美食文化顧問，絕對是明智之舉，因為《繁花》拍攝黃河路的飯店，裡頭的上海菜和廣東菜，李舒幾乎信手拈來，就算沒吃過她也聽過，加上愛讀小報八卦，愛探民間美食，牙尖嘴利味更刁，對飲食文化極有研究，顯然再適當不過。

大陸作家兼影評人毛尖就說過，王家衛最厲害的地方，就是用金句的文學性，來輸出他電影的思想性，繼而鞏固他畫面的唯美性。可這一次,《繁花》盛開，重現九十年代上海的恢弘大氣，光靠一雙眼一枝筆，甚至一個人的記憶和一架攝影機，怎麼都不夠牢靠——因為一個人的記憶，總是潮濕的，也是搖晃的。就算砸錢搭建最接近真實的場景，也必須得根據建築的結構，氛圍的營造，細節的針對，才帶得出當時的年代感，所以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王家衛對自己的美學底蘊沒有了十足把握，出動好多名堂顯赫的城市建築師和美學大師，在背後給他指點，替他撐腰。

王家衛大學唸的雖然是香港理工學院美術系，可他愛書成癖，當初選讀設計，就是以為可以不用做研究不用趕功課，多點時間讀小說看故事——

《繁花》考究美術場景後呈現的成果。（翻攝自微博）

《繁花》盛開之前，大家都認定，王家衛太自戀太小資太文藝太精緻，這都是拜讀太多書所賜，拍成電影可以美其名稱之為WKW風格，可拍成電視，很明顯就會失格，因為守在電視機前面追劇的普羅大眾，不賣小資產也不賣布爾喬亞的賬，無論是現代寫實劇或古裝偶像劇，愛看的都是故事的起伏和角色的煽動，那種劇情上緊鑼密鼓，情感上濃油赤醬的節奏和佈局——

結果《繁花》一端出來，商戰、江湖、情愛、年代，閃爍不斷，高潮迭起，莫說觀眾，就連金宇澄其實也有點意外地說，實在佩服王家衛，他只不過在書裡用幾行字帶過的外貿大樓，王家衛就把整個外貿大樓的場景給宏偉地還了原，然後還一路為他的《繁花》修枝剪葉，添柴加炭，加強了情節的影視感，劇情緊湊鏡頭流暢，拍出的是九十年代的上海在喧鬧中迷失、在迷失中茁長的半部自傳；也拍出黃河路上風起雲湧明暗起伏的一截回憶錄。

《繁花》開盡，導演和演員一樣，需要沉澱，也需要放空，因為只有徹底放空，才能重新吸收，王家衛只有讓自己處於完全停滯不前的狀態底下，才能將拍攝《繁花》所消耗殆盡的能量，重新飽滿地填充。

我不是沒有在想，王家衛文筆讓人驚艷，他是不是應該趁《繁花》落盡之際，親自動筆，記錄《繁花》七年的拍攝花絮和鏡頭內外，就好像早前香港著名編劇魏紹恩，曾經貼身追訪，於1995年寫過《四齣王家衛。洛杉磯》，一本和王家衛光影對談的電影筆記？而音影流竄，人物晃動，王家衛解碼《繁花》，應該會和金宇澄的原著一樣立體，一樣精彩，一樣七彩繽紛，五色紛陳。

※范俊奇，馬來西亞作者，曾任多本時尚雜誌主編，現為專欄作者及自由撰稿人，專欄散見馬來西亞、台灣、新加坡各報章、雜誌及網媒，著有《鏤空與浮雕》I,II,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