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句話：「身在公門好修行」，所謂「公門」是指官府、衙門，意思很清楚，官衙中人，因應官位、職權大小不同，對平民百姓而言，動輒能毀家滅門，能多一分寬容體諒仁心，即是行善積德。其實，這句話落實在現代社會也能一體適用，對於掌握被告罪名是否成立、罪名輕重、刑責多寡，甚至生死大權的職司刑事審判法官而言，尤其貼切。

不過，不論古今，現實都是殘酷的，「身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事實上都只是無權無勢平民百姓對於有權有勢者的道德期盼（甚至只是「乞求」）罷了。因為，不論是道德期盼，或是良法美意，事實上，都敵不過怠惰輕忽的人性缺憾！法官、檢察官、律師也不例外。

就制度而言，刑事訴訟法對於保障被告訴訟人權制度目前已漸臻完備，觀察最高法院最近20年的刑事審判實踐，諸如：要求法官應善盡訴訟料義務、善盡闡明權之責，要求律師應善盡實質有效的辯護職責，以確保被告享有憲法保障之訴訟人權，確保受公平審判權，依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享有充分防禦權…等裁判要旨，也時有所見，只是，明文指斥、嚴厲指摘的案例十分罕見，絕大多數的指摘語氣都相當委婉，簡直是不關痛癢，對於違法濫權的審判更是毫無制裁、抑制效果。

以下，筆者要評述的黃＊浩被訴加重強制性交未遂案，是最近遭最高法院明文指斥、嚴厲指摘的罕見案例。該案被告黃＊浩，被訴侵入住宅強制性交未遂，可是，觀察最高法審判長李錦樑、主筆法官錢建榮於112年12月14日判決的111年台上1120號判決所揭露的卷證資料，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的證據法則，被告能否成立犯罪？是有很大爭論空間的，退萬步言，即使能成罪，罪名能否論處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加重強制性交未遂罪？是否應論最重本刑5年有期徒刑，最輕只有6月有期徒刑的強制猥褻罪，亦大有爭辯空間。

壹：太草率、太怠惰、太恣意的偵查起訴案

本案是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陳嘉義提起公訴，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桃園地院準備程序時，原本否認強姦未遂，他辯稱：他與被害人A女於108年10月至11月間，在桃園市「豆干厝」性交易而認識，因A女告知有私下「接客」，故與Ａ女約定於108年12月16日在A女的住處私下性交易，因而，被告於15日深夜１１時許，在「豆干厝」附近等候，待A女下班，即騎機車尾隨到A女住處，A女在4樓住處套房門口，先向他收取2500元新台幣（金額部分，警詢及偵訊時說1200元，一審準備程序時說是2500元），卻拒絕他進入，僅同意他在套房門口撫摸胸部及下體。被告同時提出他與A女間的通訊軟體討論私下性交易的對詞內容為證。

至於A女的證詞，108年12月16日凌晨警詢初訊時，她指控被告黃＊浩對她強制猥褻，未提兩人有過性交易，同月31日第二次警詢時，她坦兩人曾性交易，價格是1200元。

偵查中，A女又自承，她兼職性交易，被告是她的客人，被告當日是想去她的套房性交易，「被告原本要勸我去他家，後來改口說要去我家」。

從以上的A女證述，對照被告的答辯，筆者殊難想像陳嘉義檢察官的起訴意旨，竟會簡化成為：被告黃＊浩見A女深夜獨自返家，四下無人，竟基於侵入住宅強制性交未遂之犯意，未經同意即尾隨A女進入該公寓樓梯間並上樓，於A女住處門口，佯詢能否為性交易，經A女口頭明示拒絕後，旋以徒手拉扯A女側背包及皮夾，並將其推擠至門邊，再以手強觸A女胸部及下等方式施強暴，嗣A女將被告黃＊浩推開，趁隙逃入屋內關門，被告黃＊浩見未能得逞，始行離去而未遂。

在陳嘉義檢察官的起訴意旨中，A女與被告間的性交易關係不見了，相約到A女家性交易的內容，也成了無故尾隨侵入住宅性侵害，一件原本只是性交易衍生的糾紛，竟然成了加重強制性交未遂重罪，陳檢察官如此偵查起訴是否太草率、太怠惰、太恣意了？

貳：可疑的自白、離譜的「無效辯護」

本案於偵查中出現檢察官恣意、草率的起訴烏龍，猶可歸咎於被告未委任律師辯護，可是，當本案進入審判程序，竟然還出現與卷證資料不符的可疑自白，一、二審承審法官還能據以論處加重強制性交未遂之重罪，誠屬匪夷所思。

如前所述，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桃園地院一審準備程序時，均堅稱他與A女是性交易爭議，否認加重強制性交未遂犯行，Ａ女也自承，她與被告間曾有性交易、被告是她的客人，當日是想進套房性交易。按說，即使兩人因性交易發生爭議，也不可能衍生出加重強制性交未遂的自白才是，可是，原本辯稱與A女是性交易的被告，卻在第一審準備程序後自白了。

被告突然由否認起訴犯行轉為自白的轉折關鍵，筆者推測，應是與法扶律師應少凡研商後的決定，但因被告與律師間的溝通具有「秘匿特權」，筆者無法確認應少凡律師與被告究竟是如何研商？具體理由為何？不過，最高法院的指摘發回意旨，臚列應少凡律師形同虛設、根本未踐行實質有效的辯護作為之後，根據「行為瑕疵」與「結果不利」二項無效辯護要件，已強烈質疑應少凡律師構成「無效辯護」，筆者就不傷這腦筋了。

據卷證資料顯示，桃園地院受命法官蔡旻穎進行準備程序之後次日，應少凡律師以電話向書記官表示，他於110年1月17日以後不在國內，「因為有家人癌末要去探望，可能要3月初才會回台，已經準備好書狀，會快遞到法院」，隨即具狀陳報，請求法院於110年1月17日至同年3月上旬其出國期間，避免指定審理期日，桃園地院審判長潘政宏因而於110年1月6日進行審判程序，檢察官聲請傳喚A女未到庭，而被告當庭對被訴事實表示「承認」，應少凡律師在刑事答辯狀中雖然載明「上訴人係不當召妓行為…，但陳稱「被告坦承犯行」、「請求從輕量刑」，檢察官因而捨棄傳喚A女到庭作證。

桃園地院接著於110年1月27日進行民事調解，通知被告與A女到庭，當庭達成45000元的賠償和解，桃園地院受命法官蔡旻穎並於當日進行準備程序，訊問被告有無意見，就這樣，整個民事調解程序及準備程序，均在辯護律師應少凡缺席情況下進行，之後，被告履行賠償完畢。

還有，當桃園地院於110年4月14日依加重強制性交未遂罪論處3年6月有期徒刑時，應少凡律師在上訴狀中，仍是僅請求「從輕量刑」，隻字未提有無成立較輕罪名（例如強制猥褻罪）或其他法定減輕其刑事由（例如刑法五十九條）。

待本案上訴高院之後，應少凡律師的草率、空洞辯護情況仍繼續著。

首先，應少凡律師於110年5月14日提出上訴狀時表示，「因有要事（家人癌症末），須趕赴國外處理，預計同年7月中、下旬始得返國。高院受命法官吳元曜因而延至110年8月19日進行準備程序。

可是，應少凡律師於110年8月6日具狀陳報：「因家人過世而致返國之計劃生變，預計110年9月中、下旬方得返國」。但，吳元曜法官仍在當日進行準備程序，只是，在徵得被告同意下，允許應少凡律師在國外以遠距設備視訊進行。

應少凡律師不止未在高院準備程序中親自出庭為被告辯護，只以遠距視訊方式進行，遭到最高法院質疑：是否能有效的與被告溝通、分析案情、罪名？所為辯護是否流於形式？

即使當高院審判長陳筱珮指定於110年10月12日進行審理程序時，應少凡律師還是未提出任何辯護意旨狀，僅在量刑辯論程序中，以言詞表示：「量刑上可否對上訴人從輕量刑，上訴人犯後態度良好，也積極與被害人和解並履行，有悔過之心。」，甚至，在高院辯論終結，火速在一週後宣判「上訴駁回」之後，應少凡代被告訴三審的意旨，還是一招「請求從輕量刑」，也遭最高法院質疑：是否致量刑辯論形同虛設？而非實質有效之辯護？

總而言之，本案自被告於一審自白之後，幾乎即已論罪定調了，一、二審的審、檢、辯都樂瘋了！反正被告都自白了，律師也不爭執，只請求「從輕量刑」，整個法庭活動似乎僅剩下法官如何量刑了，其他如被告的自白是否與卷證相符？是否有補強證據？都不重要了，檢察官原本聲請傳喚A女到庭作證釐清疑點的，不再聲請了。

換言之，當本案被告自白之後，一、二審承審法官的怠惰心態即浮現了！什麼都不想深究了，什麼事實調查、罪名辯論、量刑辯論，什麼訴訟照料義務，什麼正當法律程序，統統可以「省事事省」、「能省則省」了。

參：一、二審審、檢、辯沆瀣一氣

評述完本案「無效辯護」具體態樣之後，筆者聯想到時有所聞的法律扶助律師之敬業爭議─很多法扶律師常遭非議，其辯護聊備一格，常流於形式化，空洞化，因此，本案律師應少凡的「無效辯護」，以及所衍生的一、二審審、檢、辯沆瀣一氣，均以「弱勢被告」權益為犧牲的離譜烏龍案，筆者認為，其實並非偶發案例。

最後，筆者要特別強調的是：本案最高法院審判長李錦樑、主筆法官錢建榮，願意明文指斥、嚴厲指摘法扶律師的「無效辯護」及一、二審承審法官一見被告自白即輕忽訴訟照料義務，罔顧「弱勢被告」訴訟人權弊端，讓逐漸脫離原始設置良法美意的法扶律師制度，能有檢討改進契機，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以判決領導司法改革」作為。

※作者為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