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移民村建設的主旨，便是成立一「示範農村」，不與臺灣人混居。所以移民村代表著典型的日本文化和民族，自成一個封閉區域；和村外的本土文化、臺灣人隔閡對立。初期一些日本移民的高姿態和移民指導員的過分保護，使臺灣人、日本人常有衝突，總督府規劃的官營移民村，是一個在經濟上、社會上都自給自足的農村，雖然村落周遭沒有莿竹或圍牆環繞，界定出一個封閉空間，但是移民村的社會機能使其發展為內向性的聚落，移民活動的空間充其量只在各個移民村連成的範圍內，和鄰近臺灣人村落往來十分有限。在移民村剛成立的前幾年，日本移民對自己的空間領域感很強，對無意中踏入移民村範圍的臺灣人都嚴厲驅離，臺灣人進入村內，除非事先通報，或村民雇來開溝修路，否則視如小偷。

當時臺灣人並不會刻意到移民村走動，由於移民村耕地廣闊又與臺灣人的耕地接鄰，因此以牛誤吃移民稻苗發生的糾紛最常見。這些瑣事常造成族群間的糾紛，有賴中介者調解，中介者往往是雜貨店商人。另外臺灣人和日本人的待遇也不同，差別待遇讓臺灣人不平於胸中，敢怒不敢言。倒是小孩子束縛較小，有時與移民的小孩打群架互相叫罵；臺灣小孩罵日本小孩為「蝙蝠」（非鳥非獸，仗勢欺人），移民則回以「清國奴」。臺灣人背地裡稱日本人「四腳仔」（禽獸）、「日本狗」；日本人視臺灣人為三等國民。民族之間仇視、衝突的情況，在早期相當嚴重。

不過與移民較有接觸的臺灣人也承認，移民村環境整潔幽雅，移民在家中穿著家居服，工作時換上工作服、包鞋，婦女戴著風帽，上街一定穿戴整齊。耕作能力雖然不如臺灣人，卻相當簡樸、勤勞，而且有正義感，儘管彼此有磨擦，一旦看到本地人有危難，也會爭相救助。移民最為人詬病的莫過於酗酒的惡習，常有失當的舉動。

民族之間的衝突和對立，等到移民逐漸雇用臺灣人耕種或招佃以後，才慢慢消弭。

族群的互動

勞動力嚴重不足為移民村農業經營的一大問題。移民分配所得的土地達四、五甲，平均勞動力卻不超過五人，於是雇傭的情形不可避免。臺灣雇農對本土作物的栽種知識，遠優於移民，移民雖然有指導員和農事教育，但是實際耕種上的問題，反要就教於臺灣農民。在雇農的指點後，終於得到預期成果。收穫的滿足和喜悅，患難中的相扶持，使異民族的感情，逐漸建立在農事的經營上。而且隨著日本人逐漸學會臺語，雙方距離更拉進了，有時臺灣人和移民也會進行物資交換，遇到年節喜慶佃農往往會請移民到家中作客。

西部移民村與臺灣人村落相當接近，在移民村的土地開墾、農業經營陸續步入正軌後，勞力需求殷切，便由附近農村吸收剩餘勞力。移民村勞力不足，而臺灣農戶平均耕地才一・九七甲，平均勞動力卻高達一○・二人，兩者正好可以收到互補之效。西部地區為移民耕作的雇工或贌耕的佃農，多半朝來夕還，有的長工搭蓋簡單的工寮寄居在移民家中。

東部地廣人稀，移民村附近並沒有許多臺灣人聚落，只有少數原住民部落。東部臺灣原住民的人口比例雖然較高，但移民雇用的勞動力臺灣人和原住民各半。大正年間鹽水港製糖會社曾引入新竹州一帶的客家人，擔任會社工。客家勞動力的移入與東部商品化作物的開發有密切關係，除了蔗作、還有樟腦、石綿（豐田的石綿山）開採。這些客家人逐工作而居，樟腦、石綿開採殆盡後轉而務農。

因為移民村勞力需求殷切，便吸引家無恆產的佃農聚居在移民村附近，以甘蔗葉、芒草搭成田寮居住。像吉野村草分聚落佃農來自北側「田埔」，林田村北林聚落東南約有三、四十戶佃農聚居，為了有別於日本移民村而稱「臺灣村」，豐田村中里聚落佃農也都住在簡陋的田寮，所以日本移民村附近逐漸形成新聚落，居民大部分向移民租贌為生，可說是移民村的衛星聚落。另外還有一些佃農來自附近村落，例如北林一帶的上樹林、下樹林、中島聚落，以及南岡附近的金田村。

南部菸草移民村對勞動力的需求最高，由於菸草生產極適合女性勞力，加上女子工資較男子便宜，於是本島農村婦女大量投入勞動市場。在需求量大的情況下，女子勞動力的年齡層也分別向上、下延伸。一般而言，男性多從事耗力勞務，女性則偏向費工勞務，如摘蕊除芽、穿聯等工作。幾年後，臺灣農民在被雇傭的過程中，逐漸學得黃色種菸作的技術，也投入高利潤的菸草栽培。附近臺灣農村，如里港、九塊、彌濃（美濃）菸農日多，原本過剩的勞力自行吸收，使移民村勞力需求緊俏，帶動工資上漲，男工由一日七、八角漲到一圓，女工由四、五角漲到八角。技術日漸純熟的女工工資上漲的幅度還大於男子。菸草移民村使附近臺灣農村勞動力邊際效益提高，移民村也提供女性就業市場，使其由傳統農村婦女轉化成半農半工的勞務性質。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日本菸農種菸的技術優勢逐漸降低，九塊、里港地區臺灣菸農的耕作成績已經不亞於三移民村，臺灣農村由勞力提供者成為生產競爭者。

本島人除了供應勞動力以外，部分商人也出入移民村提供日常用品。豐田村附近沒有較熱鬧的街市，逢年過節來自花蓮港的商人便到村內接受訂單，吉野村、林田村村民則到花蓮港、鳳林採購生活必需品。中部的移民村除了秋津村、八洲村以外，出入街市都十分方便，近則駕牛車，遠則搭小火車。

南部千歲村由於前幾年生活物資尚不足自給，米、蔬菜、魚肉等均由里港的商人來供應，但是一到雨季溪水暴漲，交通受阻，生活必需品便無著落。為解決這個困擾，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三月，在交通不便利的千歲村，設立西部移民村唯一的購買組合。交通上則有東英汽車公司設立於旗山，乾季定期行駛旗山─里港，雨季行駛旗山─千歲村。這條交通線的開闢，使旗尾製糖會社、三五公司南隆農場與千歲村連結為一條經濟線、物資補給線及臺灣人、日本人的互動線，做為中心點的手巾寮從而發展成商業中心，雜貨、飲食店紛紛設立，雜貨店以供應日人生活必需品為經營方向。

由於會社員工、農場佃戶、日本移民出入於此，久而久之雜貨店成為訊息交換的中心，店主則為「日本通」，一旦臺灣人與日本人有衝突時，更是最好的調解者，其功能常遠勝過地方行政人員。日本人如需雇工也由他代為招募。以另一個角度來看，雜貨商可說是促使臺灣人、日本人產生互動的橋梁。

隨著太平洋戰區擴大，戰況加劇，部分移民被征調從軍，移民村勞力嚴重不足，移民村的農作對臺灣農民的倚賴日深，耕地出贌的面積益形擴大。農忙期鄰近臺灣人青年團來為出征家族耕作除草，農閒期移民村則舉行一些活動聯絡雙方感情。以中部榮村為例，榮村小學校為臺灣年輕女子舉辦日本和服講習會，加強移民和臺灣人的親善關係。臺灣人和移民從最初的衝突對立到後來共難互助，族群關係有了相當大的轉變，移民村的生活也產生明顯的變遷。（文章摘自《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一書第三節：民族摩擦和融合／衛城出版）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專長領域為區域研究、地方史志、農業經濟史、環境史、原住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