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奉獻者」

2024年1月15日早上，我聽說施明德離世的消息時，正好在讀舊書店淘來的一本舊書。那是1988年初版的《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答辯全文》，薄薄的小冊子，僅有142個頁碼，還有他微笑著被押上法庭的照片。所謂「政治遺囑」是他1980年3月26日在景美看守所含淚寫下、提交給警備司令部軍事法庭的長篇辯詞。兩個半月前，在經過傳奇的逃亡生涯之後，他第二次被捕入獄。

在此之前，1962年6月16日到1977年6月16日，他已作為政治犯在獄中熬過了十五個年頭。所以他才會在辯詞中說：「我，和大家一樣，也有七情六欲。我卻必須壓抑欲望而不變態，忍受千辛萬苦而不心存怨懟，像苦行僧般的在牢獄中接受十五年——不是十五天或十五個月——形形色色的折磨、鍛煉。只是我比苦行僧更苦。苦行僧是出世的，我卻是入世的。以入世的心境度出世的生涯，其艱其苦其難又豈是我的話語所能形容或傳達的？」

1962年入獄時，他只有21歲。那一次他以「叛亂罪」被判無期徒刑，直到1975年因為蔣介石去世而獲減刑，服刑十五年，刑訊中牙齒全部脫落。

1980年1月8日，他以「叛亂罪嫌」脫逃時，孤島南北的電線杆子上到處都是懸賞他的通緝令，賞金從50萬元新臺幣提高到100萬元新臺幣。站在軍事法庭上，他驕傲地宣讀這篇辯詞，最後有這樣一些話：

我很清楚，非常清楚，如果我不放棄我的信念，便只好走進國民黨的刑場或老死「古拉格群島」中。

我又來了。以坦然含笑的姿態，站在諸位的面前了。我早已做了抉擇。

每個時代都有奉獻者。奉獻者總是扮演著悲劇的角色。奉獻者深知自己的旅程必是孤單、坎坷、淒慘和佈滿血淚的。奉獻者總是不爲他的時代所接受，反遭排斥、欺淩、羞辱、監禁和殺戮。但是，奉獻者所爬過的羊腸小徑，必會被後繼者踩成康莊大道。奉獻者的肉體也會腐朽，但是他的道德勇氣和擇善固執的奉獻精神，必會增益人類文明，與世長存。奉獻者不屬於今天，但是他會活在明天！

最後，我要重申奉獻者的一項共同信條，來結束我今天，也許也是我此生的「最後陳述」——我並不奢望在這個世俗的「法庭」中求得一項公正的判決，但是我毫不懷疑地深信:總有一天，歷史法庭一定會還我公道！

僅僅服刑十年，他就等到了這一天。1990年5月11日，年近半百的他無罪出獄。不到四年前，他的同案和辯護律師們已衝破黨禁，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時光默認了這一事實。但在1997年4月1日到5月11日，他還坐過一個多月的牢。

我之所以稱他為坐牢家，就是他三次入獄，在獄中幾乎消耗了二十五年半的生命。他至少兩次與死刑擦肩而過。1980年的軍法大審，視死如歸，用在他身上是貼切的，當年還不到四十歲的他曾幾次在法庭上呼喊：「請判我死刑。」根據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他也確實會判死刑，但因為蔣經國交代的底線：「不管你們怎樣處理，我不希望看到有死刑。」他才再次獲刑無期，其他七個同樣以軍法審判的同案，分別獲刑二十年、十二年。十年前，我曾寫過《蔣經國處理「美麗島事件」的決策過程》一文，首發于《炎黃春秋》2014年6月號。

二、坐牢家

他離世第二天，有位律師在《聯合報》發表悼念文章，引用了法國詩人布德賴爾的一句詩：「他是沉沉落日，這顆恒星，墜落時，美不勝收，但失去了熱烈，只有滿滿的哀愁。」落日，哀愁，以布德賴爾的詩來紀念他對人世的告別是恰當的。

他自稱「奉獻者」，名副其實。與其他「美麗島」的受難人和辯護者不同，他最後沒有成為掌權者，終其一生都是反對者。

作為一個浪漫主義的反對者、受難者，他參與推動並創造了歷史。

八十三歲不過是他的肉身。他的生日與死日恰好在同一天。

而作為一個人，絕不只是肉身的存在。他的一生可以歌，可以哭，幾次攪動全島，激起了時代的浪花。

1979年12月，他作為「世界人權日紀念大會」總指揮，在全島上下遭到無死角的追捕，成為家喻戶曉的「江洋大盜」，牽連無數人鋃鐺入獄。

1980年7月，他再次被押送到曾經讓多少母親長夜哭泣的火燒島。他說這是孤懸在太平洋上的一個神秘而寂寞的小島，有被火燃燒似的土壤，被火燃燒似的命運。

在他離世次日，《中國時報》刊出對陳文茜的採訪，她曾聽他本人回憶，「當年被關在綠島，前妻已經離開，家人並不知道施的家變，他身無分文，把內衣撕成一塊又一塊的布，每天上午的白飯，只吃半碗，另一半做成米漿，洗淨布料，重複使用，因為當時連一張衛生紙都買不起。」

他的前妻愛琳達是美國人，斯坦福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在他兩次監獄的縫隙裡，他們相識並結婚，婚宴上，《自由中國》創辦人、1960年被判刑十年的前輩雷震也到場祝賀。愛琳達一直記得1979年12月10日晚上十點半，在美麗島高雄服務處的轉角處，他們的四周搖曳著火把的光芒，彌漫著催淚瓦斯的爆炸聲和濃霧，他說了當夜最後一句話：「如果我必須因此在獄中了此殘生——而人民能堅定地站起來反抗壓迫者，並且，令人癱瘓的恐懼感能從此結束——我甘願！」

2015年10月初，我和妻子從台東坐船到綠島，在海邊的花崗石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我找到了他的名字。在他昔日的囚室前，我曾佇立沉思良久。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在綠島經歷的不堪。那次在舊書店淘來的舊書《囚室之春》，是1989年12月為他被囚二十五年而編的，離他第二次出獄還有半年。火燒島上不生長水果，蔬菜也滿足不了島上的需要，何況囚犯。他們多次自己買來綠豆，動手孵綠豆芽，他認真觀察、記錄、分析，還寫了一篇《孵豆芽的啟示》。那是1975年9月30日，當時，他已被囚禁了十三年，並不知道兩年後就能走出火燒島。

這個火燒島也就是《綠島小夜曲》中的綠島。小時候，我聽這首歌只覺得好聽，卻不知道背後的無比傷痛。

他不僅是坐牢家，也是絕食家，幾乎創造了人類奇跡。他曾在獄中絕食4年7個月，強插鼻胃管灌食3040次。因為絕食，他被送進三軍總醫院特別隔離區，《囚室之春》就是在這裡寫的，他說自己在被囚禁的病房裡養過楓樹、榕樹、鐵樹、橡樹、萬年青等綠植，因為缺少陽光都要枯萎了，只能將「小植物園」從病房移到見得到陽光的走廊上。此前，他曾日復一日，看著斷崖絕壁上的榕樹，陽光不足，沒有肥沃的土壤，沐浴海風、海霧，還能頑強地生長。畢竟綠島的斷崖上還有陽光。

如有機會，將來我還想再次去綠島看看他們受難的地方，聽聽大海不滅的濤聲，重溫他在綠島寫下的文字：「更深人眠，從囚窗眺望天宇，聽海濤拍擊礁石，細細緬懷臺灣四百年來的悲哀史實，細細咀嚼自己十餘年中血淚凝聚的遭遇，我突然不再沮喪，不再痛苦。頃刻間，我為臺灣人民、為我個人及和我同樣命運的人們感到驕傲和喜悅！並充滿自信！」

三、落日的哀愁

在威權統治之下，他是浪漫的反抗英雄，成為不可摧毀的反對象徵。在政治轉型之後，他又毅然退出自己參與創立、擔任過黨魁的政黨，甚至再次披掛上陣，發起百萬人倒扁運動。紅衫軍運動是他第二次自任總指揮。

當他離世時，陳水扁公開悼念，稱他為一代梟雄、民主先知，並說「先知都是寂寞的」。

這一次，他不需要付出牢獄的代價，但也逃不出被邊緣化的命運。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將漸漸隱入歷史深處。

如今，他終於走了。

對於他的讚美鋪天蓋地，臺北地標101點燈向他致敬——「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一生奉獻臺灣」……這些也都沒有錯，卻遮不住他的短處，比如他的身上濃厚的民粹色彩，對文明大勢、國際問題的隔膜和誤判。2023年10月13日，他的生命已進入倒計時，最後一次公開發表言論：「我是巴勒斯坦人，我哭泣。」竟然將哈馬斯與巴勒斯坦問題混為一談，可惜了。當天，記者接到他的電話，沒講幾句，就聽到他在電話的那一頭哭了出來。一代反對強權、不畏死亡的浪漫英雄，畢竟勇氣有餘，見識不足。我們仰望他蔑視死刑、笑傲死亡的大勇，依然不能回避他致命的缺陷。是者是之，非者非之。這才是面對歷史人物應有的態度。

儘管如此，在需要捨身的反抗時代其英雄人格依然值得高度肯定，他對孤島政治轉型的貢獻更應大書特書。我只是為他感到悲哀，那是落日的哀愁。一代人過去了，正如一位元記者說的，他的逝去真正代表了那個時代重要篇章的終結。無論怎樣的驚心動魄，最終都要歸於平淡，他在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李登輝時代都坐過牢。1989年8月22日他在三軍總醫院寫下的散文《囚室之春》最後說到，自己二十幾年都在坐牢，一直要求自己做一個「夠格的政治對手」或「可敬的敵人」。他不斷地鼓勵自己：「你不屬於今天，但一定會活在明天！」

2006年8月，他已65歲，還發起反對陳水扁貪腐的「倒扁運動」。什麼時候，他都可以說不，敢於說不。他相信，「民主這一課沒有句點，必須一代接一代努力下去。」《中國時報》要聞版的標題中說他：「從衝撞國民黨政權到撼動民進黨政權」。上個世紀70年代末，正是第一次出獄不久的他率先提出將《美麗島》政團作為一個「沒有黨名的黨」。也正是導致他第二次入獄的「美麗島案」撬動了國民黨在島上的一黨統治。他的歷史作用無人能夠替代。

在生命的終點即將到來前，他對家人說：「不要告別式、也不要追思會，我一輩子都在攪動臺灣，這次就讓我安安靜靜地走吧」。喜歡轟轟烈烈的一代反抗英雄，最後要安安靜靜地離開這個世界。2024年1月16日，《中國時報》頭版刊登記者曾薏蘋、崔慈悌的報導，他的兩個女兒施笳、施蜜娜說：「我們的父親沒有忌日，只有生日。」1月15日清晨，當他停止呼吸，親友們仍為他唱生日歌、切蛋糕，病房裡彌漫著香水百合、玉蘭花的氣味，正是他生前所喜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