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法國籍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生前接受訪問時曾說，他承認自己具有猶太人意識（在他這一輩，「猶太人」某種程度仍是敏感身分），但這種意識不是宗教性或血緣性的，而是一種心靈狀態。白話一點，就是他的內在歸屬為「我是猶太人」。李維史陀的表態方式，其實便足以解決一個現代人自我認同的問題。

前不久，媒體報導12年國教新版課綱，提及社會領域將刪除大量背誦史料和以漢人為主的史觀；尤其將著眼台灣近500年的歷史，略古詳今，更為側重中國史在「東亞歷史」的脈絡。隨後，中共喉舌《環球時報》以其「職責所在」，隔海大肆抨擊，文中再引述網友之名，斥責台灣是「數典忘祖」，還說有人稱這是「台灣國的洗腦教育」。

於此同時，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新華社專訪時則強調，「香港情懷和國家觀念完全沒有衝突，我們既可以多讓孩子們瞭解香港的歷史、文化、政治、社會發展情況，同時也必須要讓他們有國民身份的認同。」她認為港人在幼兒階段就應該開始培養「我是中國人」的概念；把中國歷史納入初中的必修科目。一席話自然是針對刺耳的「港獨」而來。

無論《環球時報》或林鄭之舉，僅僅再次闡明一種相當古老具有中國特色的認同觀。就是以為盡量在教科書中把自己的歷史說得源遠流長，不管是史實還是神話，都有助於鞏固現代中國的國族意識。同時相信國家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必然是建立在齊一的民族尊嚴（或自卑）之下。同樣的，戒嚴時期的台灣教育完全操控在政府手上，官方也曾以思想灌輸為志，一樣也認為關鍵就是對歷史下手，徒然把歷史當作是建構國家（民族）認同的工具。

這種靠追溯祖宗起源、選擇性灌輸而成的馴化手段，其實早就證明是失效的，至少效果無法獲致全面成功。自進入20世紀以來，台灣至少有三代人從小浸淫在「濃濃的中國情懷」歷史教育中，而今孕育而出的又豈是「一小撮台獨份子」。「中國人」的認同教育有其侷限，無非因為它的起始目的說穿了就是為了「便於統治」。它和我們對歷史的尊重，以及藉由它「知道過去，放眼未來」的理想設計根本無關，到底就是為了利用過去、控制現在。

同理亦然，今天課綱的調整，出發點無非要強化台灣意識，但就算是透過比例、篇幅、類別轉換，以某種程度抽離台灣和中國的連結，實則一樣很難稀釋植基於這塊土地的中國情感。歷史教育和詮釋方式很容易被當成一具思想控制器，任何人卻無法妄想它能就此置換所有人的心靈狀態。（自由開放的社會尤其如此）

回到小學生的教育。在多個指標性現代化國家中，初級教育本質強調的多半是對任何一個人關於性格獨立、自主、開放、包容和創造力的培養，觸及國家發展，不會只談造橋鋪路，還包括公民品格，其在乎的是下一代的人格圖像，在彼此特質、談吐、教養、價值觀交融感染下，他們究竟會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共同打造出一個甚麼樣的未來。之後衍伸而出就是眾人對一塊土地的認同感。這類良性自我認同的培育過程，一直是我們尚未摸透的。中港經驗，則是附帶一提，縱然一國的GDP再怎麼傲人，也只能買到外顯的猖狂和驕傲，而無法從中獲致厚實的民族自信心，且求助歷史也救不了你。

時至今日，多有人以北歐芬蘭教育為師。欣賞的即是當地學校皆以自由和獨立做為教育實踐的核心，並盡可能讓個體的潛能有所發揮，不僅帶有濃厚的人文主義，尤其尊重且師法自然。芬蘭終究不負他人欽羨眼光，其國家治理幾為典範。

只是，當我們理所當然將芬蘭歸於北歐成員，卻忽略了當地的歷史、語言和文化，其實更受到一旁窮兵黷武、極權高壓的俄羅斯影響；而它雖有著和東邊鄰國更為千絲萬縷的歷史糾纏，倒也沒有阻卻他們朝西邊的斯堪地那維亞取經，甚至取而代之成為某些領域帶頭的那一位（例如教育制度）。甚有史料推測，稱芬蘭人的祖先應該或可再東移追溯至蒙古人。如今芬蘭人開口閉口自詡北歐一員，其「數典忘祖」的成就，純然證明了那種「尋根式的認同」根本毫無意義可言。

今天，無法自拔地以「數典忘祖」框限「歷史」對人類的意義，框限幼兒教育的關鍵教養，框限一地群體發展的可能性，從而自絕創造出更美好文明的想像，其實早已讓人分不清它和極端宗教主義究竟有甚麼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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