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發生了一個新聞，有一個從新聞看住在公共房屋的三十四歲擁有三名子女的父親，妻子有情緒病沒有辦法照顧孩子，所以靠同住的母親去照顧孩子，卻因為母親也病了，要送她去醫院把兒童留在家，有一個牧師知道這情況後報警，結果因為獨留兒童在家而被控虐兒而被捕。

看到這個新聞，自然地大眾第一個反應就是覺得牧師根本不通人性，明明該家庭的情況已經很惡劣，獨留兒童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還要被捕惹上官司百上加斤。沒有解決任何問題還製造了更多的問題。倒也不是牧師人格特別不通人性，本來香港人就是地球上最喜歡報警的民族，連平時街上對罵的時候，內容也常常不是恐嚇要報警拉對方，就是挑釁叫對方去報警。

在新聞你可以看到這家庭一些散落資訊，包括甚麼呢？就是父母都很年輕，卻有三個孩子，母親有精神或情緒方面的疾病。應該很容易嗅到之前發生了甚麼事，就是出身公屋階層，條件不怎樣好的年輕人結婚生子，很可能是意外懷孕導致結婚，然後因為租不起（不是買不起是租不起）外面的房子，所以只有繼續和母親住在公屋裡。只有祖母，沒有祖父，那很可能本來就出身單親家庭。

然後這家庭本來就是由父親與父親的媽媽兩個人照顧四個人，因為父親的媽媽要入醫院，結果變成了一個人要照顧五個人而崩潰。

這樣看起來是社會悲劇嗎？我倒覺得這是香港的常態，香港獨留兒童在家是犯法，可是一般基層家庭裡，卻很欠缺能夠照顧人的成年人。「雙薪家庭」在香港基層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香港的租金物價之苛索，不是父母一起工作，根本就難以支撐，但一旦父母都工作，誰去照顧兒童？有錢的家庭就會僱用傭人，窮人家庭只能靠老人，而老人自己也傷病的時候，一切就會崩潰。

所以香港的有錢人與中產通常僱用傭人，並不是因為奢侈想別人服侍，而是對一個雙薪家庭來說這很有必要，這是法律問題。

本來就已經很脆弱的家庭，只要一個老人病了就崩潰，香港多的是這樣的家庭。我自己當中學教師時，底下的學生家庭，普遍跟這沒有太大的差別，單親是很普遍的，有些甚至父母都不在只剩下祖母。我當教師是十幾年前的事情，所以這個三十四歲的父親，跟我那時候的學生年紀是相約的，換句話說我當年的學生，幸運一點的話就成為一個獨身一直跟母親住被社會鄙視的青年（俗稱：毒撚），不幸的話，就生子而成為了像這個案子一樣家庭崩潰的父親。

要怎樣解決這問題？社科院的答案大概是說要增加支援，增加相關經費，增加機構經費，擴充社工人數之類，這個我就不談了，結果會不會有效大家心裡有數。反正香港政府現在沒錢，香港的公務員又貴，還要每年這樣的移民與家庭不斷增加，我看別說擴充了，很快就會裁減。所以這明顯不是解。

回想我小時候八九十年代的時候，那時候的香港還是雙薪工作，基層還是住公屋，居住條件還是很差，分別就只有一個，那就是那時候公共屋邨是一個社群，居民之間是互相認識而且能支援的。小時候我在彩虹邨住的時候，兒童們是在公共走廊一起玩耍，然後鄰居們會互相照顧對方的孩子。鄰居與社群比甚麼社工更有效。

自從九十年代特別是九七年之後，香港的公共屋邨不斷的被拆掉重建，而租戶們要住哪裡可不是自己選擇，都是由政府分配決定的，導致各社群被打散，然後也因為增加了大量的外來人口，以及新公屋的設計上不再鼓勵公共空間。在九十年代後，香港的公共屋邨基本上人人關起門來，鄰居之間互不認識避免接觸，社群這種事情就不再存在。而這二三十年內，香港成為了一個所謂原子化，不再有社群存在的社會。

這是有意還是無意的？不重要，客觀結果就是香港在九七後，並不注重，沒注意到社群對於基層的重要性。試圖建立一個大家都孤立生存，沒有社群的社會，然後想透過社福機構去填補失去群之後喪失的社會機能，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去代替。說白的就是花錢去解決問題。

最終的結果有多成功，大家有目共睹，對我而言這有如失去健康之後天天服藥，鏟除海岸線之後建立公園，或者去除食物味道後再加上調味料，一種用人工東西取代自然東西的嘗試。在沒錢的時候，這一切就差不多去到終點了。

既然沒錢了，又怎樣「花更多的錢」去解決問題呢？甚麼不斷增加社福這個方向不可行，然後社群也無法重建，那麼香港其實也只有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放寬，既然都沒辦法沒資源為家庭提供支援，那各種法律是否可以鬆綁，至少大家自生自滅時，法律與政府不會成為額外的負擔，也減少官僚的成本。是否應該不再縱容租成本？這樣使大家要自謀生路的時候，至少在外地賺的錢可以在香港生存下去？

打散社群這個做法在香港已用二十多年時間，證明是不可行的，終究平民們的社群還是得要重新建立起來，不過我看最有可能做到的，應該是那些在公共屋邨跳大媽舞的那些大媽吧。（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