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5年到2023年，美國約有3,000家報紙關門，辭退了約四萬名新聞從業人員，以致204個縣沒有當地報紙。近幾年來這股蕭條風變本加厲，一份追蹤美國媒體行業聘僱的報告估計廣播、印刷和數位新聞媒體在2023 年總共裁了2,681人，許多知名媒體也無能倖免，如 NBC 新聞台、《紐約客》、虧損約一億美元的《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時代》雜誌、《體育畫報》等，連母公司還有賺錢的《華爾街日報》也為了撙節開支，縮減了華盛頓分社的編制。《紐約客》稱這輪裁員為媒體產業滅絕級(extinction-level)的事件。這些新聞媒體的經營之所以如此困窘主因是數位平台（如谷歌與臉書）介入新聞配送因而鯨吞蠶食了他們絕大部分的廣告收入。

台灣新聞媒體產業面臨的經營挑戰也同樣嚴峻。從2012年到2021年，台灣報紙的總營收與實體發行量近乎腰斬，廣告營收少了86%，在所有媒體廣告收入占比從17.7%降為1.9%，新聞從業人員也因此少了四分之一。以絕對數值而言，2020年台灣媒體廣告總量達739億元，其中網路廣告占65.3%，而八成以上的網路廣告營收則進了谷歌與臉書的口袋。

2021年調查顯示，63% 的台灣網民上網的主要目的在瀏覽新聞，意即網民仍有「閱讀新聞」的需求，只是閱讀新聞的介面由紙本轉至網路，而且從個別媒體網頁移到數位平台App，這樣的演變給了數位平台裂解新聞媒體品牌價值，收集終端用戶偏好習慣，進而攫取絕大部分媒體廣告利益的機會。結果是，美國與台灣的新聞媒體都一方面極端依賴數位平台導引流量，一方面則任由數位平台予取予求，無能獲取相關廣告收入中的應得份額。兩者畸形不對等的依存關係造成內容產製方縮衣節食、錙銖必較，幾乎山窮水盡，內容配送方則巧取豪奪、吃乾抹淨，乃至腦滿腸肥。

如同《華盛頓郵報》的報訓所說:「民主在黑暗中消亡」，新聞媒體的倒閉與萎縮對民主社會的除錯、防弊與自我修正能力是很大的戕傷，因此政府應竭盡全力營造媒體業可以健全發展的環境。互聯網興起後，因為個別新聞媒體很難與跨國數位平台直接拮抗，政府必須運用政策工具、公權力與國家資源代為出頭，爭取應得權益。眼前世界各國政府有三個方法可以幫助在地新聞媒體業填補因國際數位平台的介入所損失的廣告營收。

第一個方法是對國際數位平台的廣告收入課徵數位服務稅(digital service tax)，將此稅收的一部分保留，作為貼補新聞媒體產業專用的基金。由於數位平台都是美國公司而台灣現階段極端依賴美國，跨國課徵數位服務稅對台灣政府來說難度很高。第二個方法是制定法律規定國際數位平台必須支付新聞媒體業授權費用才能使用其產製的內容。最成功的例子是澳洲，2021年谷歌和臉書與澳洲新聞業簽下三十幾個協定，每年支付的授權金超過1.3億美元。去年加拿大試圖有樣學樣，然而，由於一個法律面的技術錯誤，只有谷歌同意花錢消災，每年支付七千四百萬美元；臉書則選擇將加拿大的新聞內容從其平台整個移除。循此觀之，台灣新聞媒體業能否藉這個方法起死回生，大有疑問。

第三個方法是開發台灣自己的公共新聞配送平台，以削弱跨國數位平台在國內數位廣告市場的壟斷程度。這個新聞配送平台最有可能的形式為類似Google News 的新聞聚合器（news aggregator）手機應用，也是以網路廣告為商業模式，但絕大部分盈餘都按內容觀看率的比例回饋給加入平台運作的新聞業者。一旦這個國產平台的用戶滲透率達到一定的水準 (如25%)，國內新聞業者可能將更積極地參與，甚至乾脆謝絕與跨國數位平台的合作，因而進一步提昇國產平台的滲透率，形成正向循環；也有可能跨國數位平台因此願意付出較高的分潤金或授權金，讓國內新聞業者取得較大的獲益。

不像搜索引擎或社交媒體，開發國產新聞配送平台的技術難度不是很高，而且使用者改變新聞消費方式的轉換成本也不高，所以整體可行性相當高。新聞閱覽本來就是很在地的行為，所以台灣的眼球當然應該支持台灣媒體產業的健全發展，尤其應幫助本土新聞業者全力反擊國際數位平台大軍壓境下的剝削與壓榨。

※作者為清華大學合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