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日前在上海與國台辦主任宋濤會面，根據報導，「夏立言希望透過國台辦，向遇難漁民家屬表達撫慰之意，強調『將敦促並監督民進黨政府，定儘快發掘事實，並做出妥善處理』」。可以想見，夏立言在宋濤面前，僅對中國快艇翻覆的「後段」（所謂「兩名漁工」落水死亡）有感，而刻意不觸及事件前因，即中國漁船非法越界，迫使我方海巡為驅離疲於奔命。至於竟當著中國官員面允諾將在此事件上「敦促並監督民進黨政府」，如此「示好過度」，要不角色錯亂，就是「心意已決」。

這種向一個對自己生長土地有強烈奪取意圖者過分交心，恐怕已是不管對方心裡盤算，且完全一廂情願以為這樣才有助國民黨（若關心台灣利益，豈會絕口不提中國「三無」船隻屢屢出入金門海域？）的前途利益。但人類歷史殷鑒不遠，「夏立言們」其實應該要有些警惕才對。

回溯2014年，俄羅斯之所以能一舉併吞克里米亞，成功要素之一在克里米亞內部高調的親俄政黨、企業等裡應外合，他們長期將個人的發展押注在莫斯科身上，就外界看，克里米亞是被俄羅斯「入侵」，對他們來說，那卻是能否登上政商顛峰的重要契機。初期，俄羅斯也很樂於將這些積極親俄人士納入權力結構，畢竟兩者相得益彰，一邊獲得有效管理，一邊獲得榮華富貴。

不過，當俄羅斯在克里米亞逐漸取得穩定統治後，情勢就變得不一樣。入侵之前，俄羅斯需要親俄人士配合，所以經常公開聲稱「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一個民族」，實則上，俄羅斯權力階級從不認為克里米亞當地會有任何真實意義上的「自己人」。克里米亞極端親俄人士最終也發現，他們原來很難在俄羅斯政權內找到真正的盟友。

原因有三，一者，俄羅斯內部並不都是主戰鷹派，多有受制普丁的壓迫不得不配合支持侵略克里米亞，在他們眼中，克里米亞親俄人士無疑同屬「普丁主義」（極端形式侵略）的傳播者，所以自然不會想和這些人走在一起；二者，就俄羅斯極端愛國主義者來說，克里米亞親俄人士也因為有「背叛經驗」而顯得非常不可靠，所以同樣不可能接納他們。其三，俄羅斯官場自有歷史悠久的政治派系，他們並不樂見任何「外人」打亂內部布局。

於是，克里米亞港口城市賽瓦斯托波爾的市長查利（Alexei Chaly）雖為2014年代表簽署併吞協議的官員之一，之後卻被以「（親俄）太過煽動」為由遭俄羅斯官僚體系出身的門亞伊洛（Sergei Menyailo）取而代之，從此退出政壇。接續門亞伊洛之後，則是拉茲沃扎耶夫（Mikhail Razvozhayev）這一典型的俄羅斯官員，所謂「典型」，就是儘管腐敗醜聞歷歷，地位仍可不動如山。反觀親俄人士，一開始或許能被賦予高位，但任內如果出現任何失誤，就可能隨時被克里姆林宮全面汰換。

在自知無論如何效忠表態，「克里米亞親俄人士」的標籤，永遠都只會是俄羅斯政權的局外人之下，最終，克里米亞親俄人士的生存之道，就剩下無時無刻明明白白向普丁表忠一途，且只能不惜代價，一個個尤其成為俄羅斯外交、軍事鷹派的啦啦隊。至此，這些親俄人士的命運，幾乎完全取決於俄羅斯軍隊戰場上的成敗。「戰爭」成為他們職業生涯的安全閥，這對諸多克里米亞親俄人士2014年以前，高舉「要和平不要戰爭」的旗幟，便又形成了最大諷刺。

可悲的是，他們因為靠俄羅斯入侵上位，靠支持普丁發動戰爭保權，結果，也都相繼被列入西方國家的制裁名單，然後，在家鄉克里米亞人民（烏克蘭人民）眼中，他們更是不折不扣的叛徒，走到這一步，他們幾乎沒有回頭路，餘生唯一只能選擇繼續在俄羅斯政壇謀求一席之地，而他們早就有自知之明，一旦克里米亞（包括今天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占領區）的土地被烏克蘭人奪回，自己必將立刻被克里姆林宮遺忘，所以又更踩定站在克里米亞烏克蘭人的對立面。

以夏立言自外交領域轉戰國民黨黨政工作之後的言行，許多環節都可以看到當初那一類「親俄人士」的身影，而我們總是希望「影子」至此而止，沒有必要去印驗其命運會否重蹈覆轍。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