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與時年十九歲的西藏精神和世俗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見面。毛澤東尖酸地對年輕的達賴喇嘛說：「宗教是毒藥。」五年後，中國軍隊大舉進入西藏並接管這個國家，迫使達賴喇嘛和其他許多藏人流亡。共產黨人信奉無神論且嘲諷宗教，試圖藉由粉碎西藏文化和歷史制度，摧毀藏傳佛教寺院、尼寺和文物，壓制藏傳佛教宗教活動，來給西藏上枷綁鎖，將之束縛於中國。

近年來中國政府對藏傳佛教的傳承與興滅產生了過高的興趣。中國官方喉舌《環球時報》在過去兩年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聲稱中國政府不僅控制了西藏領土，還控制了靈魂。那些文章宣稱，中國共產黨對西藏的轉世傳統、特別是下一世達賴喇嘛的轉世，擁有最終拍板決定權。

隨著達賴喇嘛年歲漸長，中國政府對他的繼承問題，越來越加碼使力。依據西藏傳統，當一位高級喇嘛（重要僧侶）去世時，其職位由被認定為其轉世者來遞補。這項傳統深植於藏傳佛教的精神和文化中。而在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主義中國，其信仰取向是強烈且毫不妥協的無神論者，現在卻試圖控制達賴喇嘛轉世認證的過程。這種膽大妄為的行徑，顯示中國政府意欲鞏固對西藏的控制，在策略上不僅試圖根本性地掌控削弱達賴喇嘛轉世制度，更殘害侵略西藏人民及其豐富的文化和文明。

中國政府除了最近針對此議題擴大宣傳之外，還設立了一個委員會，由政府選出的西藏僧侶和共產黨主要官員所組成，來主導下一任達賴喇嘛的選擇與認證。中共當局還在北京和西藏首府拉薩兩地，設置了有關達賴喇嘛轉世的博物館展覽，以彰顯中國政府所宣稱對達賴喇嘛轉世主導權的合法性。此種精心刻意的安排，公然違背了西藏傳統，引發西藏人民的極大憂慮。

達賴喇嘛未來轉世繼承者的尋找及認證過程，必須依照藏傳佛教轉世傳統的規範、以及達賴喇嘛對自身轉世的立場來進行。根據傳統，達賴喇嘛圓寂前所留下的指示，應做為尋找並認證其繼任者的基礎。然而，中共當局想要篡奪西藏的精神和世俗權威。中國政府種種倒行逆施、吃人夠夠的行為，包括立法干預、採取歷史修正主義手段，並徹底否定達賴喇嘛指導選擇其轉世繼任者的基本權利，甚至極力徹底消滅西藏文化，這些行為嚴重侵犯了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

古老起源，嶄新開始

西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精神領袖，在世界各地持續吸引感召大量信徒與追隨者。他的教導開示強調和平與慈悲心，在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間皆產生共鳴，過去數十年已讓他享有非凡的地位。為了表彰他對全球和平與非暴力的貢獻，他獲頒許多國際獎章，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和美國國會金質獎章。

達賴喇嘛在世界各地受到的景仰敬重，與中國政府對他的譴責討伐，形成強烈鮮明的對比。中國官員一直以來不斷誹謗他，稱他為「分離份子」和「披著僧衣的狼」，並把他的追隨者嘲諷為「達賴幫派」。歷史上自古即為獨立國家的西藏（現在被中國佔領）領導人達賴喇嘛，被中共當局視為威脅，儘管達賴自1959年以來一直流亡在印度。當然，威脅被嚴重誇大了。自1970年代以來，達賴喇嘛已不再倡議西藏獨立，而是主張西藏在中國憲法框架內實現真正的自治。自2011年以來，達賴喇嘛已經把一切政治和行政職責移交給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西藏領導人（司政），但中國政府還是持續指控達賴喇嘛煽動政治動亂。

2023年七月，達賴喇嘛歡慶八十八歲生日。在未來某個時間點，繼承問題終將出現。中國政府希望由其來決定誰是下一任達賴喇嘛，中國官員對西藏神聖的轉世傳統（tulku，祖古）產生了高度興趣。轉世傳統規定，藏傳佛教的年輕喇嘛在其前任去世後，繼承其宗教、經濟和政治責任。鑑定轉世喇嘛的過程，是依循前世喇嘛留下的指示來進行，並由訓練有素的佛教學者進行，這些學者通常是前任喇嘛圓寂前就選好的。就達賴喇嘛轉世而言，這個過程通常由達賴喇嘛圓寂前指定的攝政或西藏政府來監督。在過去的八個世紀裡，在整個西藏高原以及世界上其他藏傳佛教的區域，都發現了許多轉世喇嘛：在喜馬拉雅山地區的不丹、印度和尼泊爾，甚至在蒙古和俄羅斯某些地區，都有許多藏傳佛教修行者，特別是俄羅斯的圖瓦共和國（Tuva）、布里雅特共和國（Buryatia）和卡爾梅克共和國（Kalmykia）。

喇嘛和官僚

2007年，中國政府主張對精神事務具有管轄權，宣布祖古（轉世）制度只能在國家批准的情況下運作。轉世喇嘛的選擇認證，不僅要遵循傳統先例，也要遵守中國法律。中國當局於 2007年透過「國家宗教事務局」頒布了一項國家級法令，正式確立了先前由中國所控制的西藏自治區於1995年宣布的一套轉世規則。

中國或許在官方層次是個無神論國家，但藉由此類立法，中國政府持續介入公民的宗教生活。事實證明，過去中國政府干預西藏轉世喇嘛選擇認證的種種行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有個讓人心酸痛苦的例子，就是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轉世，他是僅次於達賴喇嘛的第二大知名喇嘛。1995年，五歲的他被達賴喇嘛認證為第十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同年，中國政府強行讓他從西藏家鄉被失蹤，當局隨後將自己選擇的一名男孩，提升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失蹤的男孩在二十九年後仍下落不明，他的父母以及確認他身分的搜尋委員會主要成員，也同樣行蹤成謎。

中國對轉世制度的干預也助長了不良做法。依照中國法律，所有轉世喇嘛都必須向政府登記，導致神聖的宗教行為變質成易遭腐敗濫用的官僚程序。著名西藏學者、中國共產黨高級成員降邊嘉措（Jampel Gyatso）在2016年表示，參與認定轉世喇嘛過程的中國官員們接受賄賂和腐敗現象十分猖獗。在宗教和傳統的幌子下，註冊喇嘛的數量從2007年到2017年翻了四倍，從大約300人增加到1,300多人，此番增長更多是與腐敗的政治利益相關，而非因為精神與宗教上的需求。這種政治干預，讓西藏悠久光榮的傳統蒙上了不確定性和懷疑的陰影。

除了把轉世制度這個西藏文化和精神傳統加以官僚化，中國政府還嚴重扭曲歷史，以維護其涉足西藏宗教事務的合法性。《環球時報》2021年的一篇文章錯誤地聲稱歷任達賴喇嘛都出生在中國。就算假定西藏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並非所有達賴喇嘛都出生在被認為是西藏的地區。第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是出生於蒙古的蒙古族，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是來自今印度阿魯納恰爾邦的門巴族（Monpa）。此外，中國政府還錯誤地聲稱清朝順治皇帝於1653年授予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稱號。事實上，「達賴」這個稱號是蒙古語，意思是「海洋」，是蒙古國王俺答汗（Altan Khan）於1578年所授予。「達賴喇嘛」翻譯為「智慧的海洋」，與漢語或中國歷代王朝的歷史沒有任何關係。

失蹤的詔令

中國政府援引「歷史」、或者說對歷史的特殊詮釋和理解，做為干預轉世議題的基礎。中國政府認定，其任命和認證轉世喇嘛（特別是達賴喇嘛）的權利，是奠基於一份治理西藏的詔令之上【編按：《欽定藏內善後章程》】，該詔令據稱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末的清朝。

然而學者們一直無法找到該詔令的原件或抄本。在諸多大清帝國的檔案中，顯然都不存在，沒有發現任何中文或藏文版本。中國當局援引一份藏文文件，宣稱內文包括由「駐劄大臣」（昂邦Amban，即大清國駐西藏大使）轄下官員所撰寫的筆記。這份據說涵蓋如何治理全西藏的詔令居然不存在（如果真有這回事的話），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不得不讓人懷疑。而中國歷代的國家檔案管理，特別是清朝，在仔細保存大量文獻記錄方面，向來赫赫有名，那份詔令在檔案中居然找不到，就讓人更加錯愕。儘管如此，現代中國政府依然聲稱其有權根據一份不存在的詔令來任命下一任達賴喇嘛。

同樣諷刺的是，中國共產黨試圖援引清代過去的歷史，作為其控制西藏人民生活的基礎。一個世紀以前，共產主義者和共和民族主義者皆譴責統治者來自滿洲的大清王朝是「外國的」、「分裂的」和「壓迫性的」。中共的成立是為了「推翻三座大山」：「帝國主義」（西方對中國的干涉）、「封建主義」（清朝統治）和「官僚資本主義」（中國國民黨的統治）。大清帝國的任何法律或律令在目前的中國公法中都不再有效。然而，不知何故，中國當局認為在涉及西藏喇嘛轉世問題時，就可以引用十八世紀清朝的法令。

當我們思考中國當局為什麼，且更重要的是何時開始對喇嘛轉世感興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這種犬儒主義就更加令人惱怒。1959年至1990年間，中國當局並不允許藏人選擇大部分藏傳佛教轉世傳承的新喇嘛。直到1990年，即達賴喇嘛於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中國政府才開始在西藏境內恢復祖古（轉世）傳統等宗教機制，以制衡達賴喇嘛日益高漲的聲望。中國政府1995年推出的轉世規定，就是為了讓政府能介入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選拔。而中國當局近年來試圖援引承繼自清朝的制度，並堅持歷史的延續性——但中國法律在任何其他領域都沒有這樣做——似乎僅僅是為了單一原因：控制下一任達賴喇嘛的任命。

有關來生的指示

在西藏傳統中，當一位上師還活著時，並不鼓勵討論他的來世，那會被認為麻木不仁且缺乏尊重，好像整個社群熱切期待喇嘛的死亡一樣。中國政府對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未來轉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而達賴喇嘛本人對這些揣測則淡然處之。例如，在2019年被問及他的來世時，達賴喇嘛幽默地回答：「我的轉世急什麼？我雖然已經84歲了，但我的健康狀況很好。」

可以確定的是，達賴喇嘛和西藏社會並沒有忽視他的圓寂和轉世將對西藏和更廣泛的佛教世界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這樣一個無神論的共產國家不斷誹謗達賴喇嘛，禁止展示他的肖像，卻試圖控制他的轉世，這在觀察家看來簡直荒謬無比。2009年至2022年間，已有157個人在西藏自焚，以死諫籲求達賴喇嘛的回歸和藏人的自由。中共在1950年代入侵西藏後，對西藏約6,000座藏族寺院和尼寺幾乎進行了全面破壞，並強迫幾乎所有比丘和比丘尼還俗，這些事蹟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詭異感。超過總數的75%、數千噸藏族古代文物被毀壞、掠奪、或回收來取得其原始成分。這樣的政黨，現在居然聲稱有權選擇佛教領袖，包括下一任達賴喇嘛，讓人瞠目結舌。

2011年，達賴喇嘛針對其轉世問題，發表了最清楚明白的聲明，明確拒絕中國的干涉。他表示未來將留下清楚的書面指示，交由甘丹頗章基金會（Gaden Phodrang Trust，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執行，並諮詢藏傳佛教高級喇嘛們及藏傳佛教信徒們。他進一步闡明，只有即將轉世的個人，才有權決定自己將在何處轉世、如何轉世、及如何認證其轉世。他明確表示，如果他在流亡中圓寂，那麼他的轉世也將出生在中國境外。這是對中國政府試圖干預轉世制度的明確譴責，這種觀點在2019年流亡在外的藏傳佛教和苯教（早於佛教的西藏傳統宗教）的精神領袖會議上得到了強化。達賴喇嘛在2011年的聲明中明確表示，他將在大約90歲時（2025年）闡明有關繼承的指示。

然而，中國政府可能會拒絕藏傳佛教徒和達賴喇嘛辦公室做出的任何決定。所有支持宗教自由為基本人權的國家政府，都有責任支持，並堅持要求下一任達賴喇嘛的遴選過程，必須在沒有中國當局政治干預的情況下進行。

世人應積極發聲，因為保持沉默就是惡行的同謀

許多世紀以來，藏人在處理達賴喇嘛的繼承方面，一直維持複雜而神秘的傳統。此既定程序基本上確保了順暢簡潔的權力交接，只有少數例外。中國當局試圖改變五個世紀以來西藏一直堅持的傳統，篡奪達賴喇嘛選擇其繼任者的基本權利，這讓人難以接受。

中國在道德或法律上無權干預達賴喇嘛的繼承問題，如果中國堅持蠻幹干涉，則全球必須回應此危急情況，以保護宗教自由、確保穩定。美國已經朝此方向邁出重大一步，於2020年頒布了《西藏政策和支持法》，該法案規定：「保護國際公認的宗教和信仰自由權，包含確保藏傳佛教宗教領袖的認定和設立。包括未來的第十五世達賴喇嘛在內的宗教領袖的任命一事，完全由藏傳佛教信仰界根據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指示來決定，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干涉。」任何干涉此過程的中國官員都將面臨制裁。

儘管美國的立場是有幫助的，但如果沒有其他關鍵國家和集團的具體支持，這項政策就不會成功。其中包括歐洲和東南亞國協（ASEAN）、印度和蒙古等擁有龐大藏傳佛教信徒的國家，以及加拿大、日本和南韓等與達賴喇嘛有特殊關係的國家。

歐洲議會應該通過與美國類似的立法，明確指出歐盟（佛教是許多歐洲國家第三或第四大宗教）承認只有達賴喇嘛有權決定其轉世繼承。印度也負有採取公開立場的特殊責任。達賴喇嘛已經客居印度超過六十年，並自稱是印度之子，因為佛教在兩千多年前起源於印度。蒙古以佛教徒為主，其中大多數是達賴喇嘛的信徒，也應明確表示應該由達賴喇嘛決定自身的轉世的立場。

日本經常接待達賴喇嘛，也是達賴喇嘛許多信徒的家鄉，亦應發表類似的聲明。達賴喇嘛是加拿大的榮譽公民，因此加國政府有責任保障他的宗教自由。對於韓國及某些東協佛教國家而言，保護佛教的傳統和習俗也很重要。如果中國政府逕行選派第十五世達賴喇嘛而不受到任何抗議，這將為中共創造先例，讓它宣稱有權決定其他佛教國家的佛教僧伽/寺院領袖的候選者。

俗話說：「沉默就是共犯」。達賴喇嘛轉世的議題就是如此。如果不積極捍衛公義和宗教自由，不僅會助長擴張主義政權的氣焰，還會對亞洲和佛教國家帶來不穩定的風險，進而對全球南方和北方產生影響。世界各國政府應該堅守原則，就此議題清楚表明立場。支持藏傳佛教徒有權選擇自己的精神領袖，這是保障全體世人人權的重要基礎。

※本文的英文版（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Dalai Lama—To Control Tibet, Communist China Ventures Into the Spiritual Realm），刊登於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2023年11月6日。

※作者洛桑森格博士（Dr. Lobsang Sangay），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首位民選司政（任期兩屆，2011年至2021年，司政相當於總理）。出生於印度大吉嶺，印度德里大學法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目前擔任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