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8日，美國總統大選在一片驚滔駭浪中，選出「素人」川普為第45任總統，對原本志在必得的希拉蕊來說，無疑是場政治重擊，她豐富的政治履歷卻無法讓民主黨繼續執政，更沒有創造「美國第一位女總統」的歷史，更為之氣結的是，她全國總得選票數還比川普多了286萬4974票，只因「選舉人團制度」吞敗，成了美國有史以來「普選票贏對手最多，但落選」的敗戰總統候選人。

美國獨有的「選舉人團制度」是當年費城制憲會議為尋求大州、小州公平性的妥協結果，遊戲規則就是透過普選票，決定某個州由哪個總統候選人獲勝，並由他獲得該州的選舉人團票，選舉人團票最多（而非選票最多）者當總統。而每個州的選舉人團票數，皆按照當地參議員和眾議員的人數比例計算。（例如議員席次比例高的加州，就有55張選舉人團票，有些小州甚至只占3票）

這樣的設計之所以被認為能夠發揮公平作用，在於它既可以反映「大州」所代表的人口數，並讓人口數少的「小州」在總統大選時也能獲得一定程度的全國關注度，如此或是更符合美國「大熔爐」、各州皆有獨立發言權的聯邦核心精神。

只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選舉人團制度」最為人詬病，就是時至今日，那些經濟活動較小的州，卻能長期擁有不成比例權力去左右總統勝敗和制訂國家政策，無疑有助長民粹之嫌，並讓普選票和選舉人團票之間益發出現經常性的差異（普選票贏、選舉人團票輸／美國已有五次經驗），未來「一個贏得普選的落敗總統」，恐怕愈來愈不會只是種反常現象，而可能成為常態，從而開啟一個「反多數主義時代」。這就是2016年川普勝選，會有選戰專家直言，原來候選人不一定需要花力氣爭取最多票數，只要在正確的地方（州）贏得選舉人團票就夠了。

進而，「廢除選舉人團」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學者專家提出討論，若以2016年希拉蕊的「遭遇」為例，似乎就很值得檢討。

但何以改革選舉人團制度一直未被列在美國國政議題的前端，因為美國民主的危機，當下很清楚關鍵並非來自「選制」，而是目前的政治環境太過偏重名人的吸引力，並過分迷信偏執政客的煽動性，以及刻意迎合狹隘的特殊利益，同時造成溫和中間派的候選人愈顯被邊緣化。攤開歷來美國大眾對政府和國會的不信任，原因從來不在「選制」，畢竟政治極端化下，即使總統選票、選舉人團票皆贏，也未必就能避免政局不安。

2016和2020大選當然又是一組對照。2016年希拉蕊贏得普選票，輸掉選舉人團票，支持者尤其不甘，但在開票日隔天，希拉蕊隨即在紐約發表敗選談話，呼籲支持者接受美國大選結果，她說「川普將成為我們的總統，我們欠他一個開放的心態和領導的機會。」「這是痛苦的（敗選），而且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但我希望你們記住這一點，我們的競選活動從來都不是關於一個人，甚至一次選舉。而是關於我們熱愛的國家。」這一態度，大大降低了美國人對未來國家將由「素人當政」的不確定感，證明了「候選人如何面對敗選」，亦關乎一個國家的民主鞏固。

2020的例子自然是另一回事。當年，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無論普選票、選舉人團票都贏過川普（多了700多萬票），並不存在所謂的「制度陷阱」，但自川普到其諸多支持者，不還是「不願意承認敗選結果」。此時「選舉人團」設計沒問題了，有問題的變成「計票機」，從而發生國會大廈暴動，震驚全球，對美國民主傷害頗大。

藉台灣政黨票設計而取得立委一職的翁曉玲，近來受到媒體相當關注，包括她主張要將台灣總統選罷法修改為「選票需過半數、且超過700萬票以上才算當選（並提兩輪投票）」（已觸修憲層次），但「非絕對多數的總統」會是台灣當下民主政治的危機嗎？還是如美國一般，台灣此刻民主困境，根本不在「選制」，而同樣是在「過分迷信政客的煽動性」以及「不承認選舉結果」的心理。尤其，台灣竟有一個會說出立法委員質詢行政院長是「上對下」的法學博士立委，其所暴露出的民主素養，不才真讓人對台灣民主感到憂心。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