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7日，瑞典正式終結1814年以來的不結盟原則，正式加入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牽動全球大同盟式（Grande Alliance）的競爭局勢。1814年是瑞典最後一次向外擴張，趁著全歐洲分為兩大陣營競爭的反法同盟戰爭背景，瑞典擊敗與法國同盟的丹麥，將民族源流相同的挪威併入瑞典，成為瑞典──挪威聯合王國（Svensk-norska unionen）。相對於十九世紀瑞典的議會民主尚未成熟，如今的瑞典在文人政府的領政，高度社會民主主義的體制下，卻一腳踏入北約與中俄伊朝兩大陣營的地緣政治競逐。

瑞典的生存圭臬

作為17-18世紀大同盟戰爭的歷史遺緒，拿破崙在1815年的百日王朝失敗後，歐洲的國際政治重回相對穩定的權力均衡時期，直到普魯士統一德意志地區之前，享有將近50年的和平。瑞典則在拿破崙舊部伯納多特元帥（Jean-Baptiste Bernadotte，後來的約翰∙卡爾十四世）入繼大統後息兵掩武，作為一個武人，又是來自法國的客將，更深知和平的可貴，也更明白政治與戰爭的辯證關係。即使在往後的兩次世界大戰，瑞典據有地緣政治緩衝的地位，憑藉鐵礦與軍事科技的實力，仍能周旋於兩大陣營之間，即使稍有道德爭議也能保持中立，實為中等規模國家在國際政治的一大成就。

進入21世紀，瑞典第三度面臨兩大陣營的衝突，這次卻逆轉既有的立場，告別往在兩大陣營周旋的餘裕，跟隨對俄國前緣的鄰國芬蘭的腳步加入北約。況且現今還不似二次世界大戰時已經兵臨國境，瑞典所面對的壓力已在臨界邊緣，否則也不用輕易表態放棄絕佳的戰略地位。以往不加入北約的瑞典和芬蘭，如今卻迅速的化解與土耳其的民主與人權歧見，更是歐洲國家所承受壓力的縮影。如果不是在生死存亡，何需放下自我價值，又何需讓社會民主主義蒙塵，原先用於高度人類發展指數的資源將轉為國防用途，實乃由於「和平紅利」的維持即將失去現實的安全基礎。若不是2014年至今十年的局勢日漸嚴峻，也難以讓瑞典改變兩百年來恪守的安全圭臬。

北約在歐洲的地緣政治關鍵拼圖

北約作為當代最成功的集體安全組織，也是維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柱石，現今各國所面對的首要問題是川普再臨的不確定性。大西洋兩岸的關係若沒有北約作為法律的基礎，對於面對俄國的前緣國家而言更為不安，在最壞的情況下，若僅以歐洲的軍事能力對抗俄國，也只有北約具備統合多國軍事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 Europe），能夠指揮轄下的軍事部隊，以及基於北約核武共享原則（Nuclear sharing）的保護傘，其中包括至少100枚的B61核彈。

瑞典加入北約也是為實現阻止俄國完成最後一塊地緣政治拼圖，從16世紀的伊凡四世以來，俄國君王無不懷著統轄波羅的海的夢想。大北方戰爭讓瑞典失去北方強權的地位，但是瑞典的哥特蘭島先天的地理條件，遏守俄國從波羅地海前往北海的海域。北約若不將波羅地海內海化，不只將無法反制俄國在科拉半島部署的二次打擊核武，從黑海到波羅地海的海間地區（Intermarium也）將成為俄國囊中之物，俄國將有望重新返回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巔峰。

「千乘之國」的作用

瑞典加入北約也是為督促其他成員國加緊腳步整軍經武，並且提供自身的軍事科技產能補充北約所需。自從俄烏戰爭以來，北約的歐洲成員國投入烏克蘭的軍事儲備資源已近告竭，但是歐洲國家提升國防預算的腳步卻跟不上險峻的戰況，法國自身也承認北約標準的2% GDP的國防費用不足以面對現況所需，甚至到2030年要達到3%的目標也極其困難，要實現每年1100億歐元的支出的經濟前提之一是5%以下的失業率。但是從安全的現實來看，如果短期內無法嚇阻俄國繼續侵略，中長期的競爭也難以挫敗俄國的野心，生存的問題將比失業更為嚴重威脅現有的歐洲價值。

瑞典作為「千乘之國」，坐擁千餘輛裝甲運兵車，J-39戰機的機動性亦不亞於F-16，若能取道芬蘭境內可從北側牽制「蘇瓦基地峽」（Suwałki Gap）。瑞典海軍的A-16（Gotlandsklass） 是世界上第一艘裝配史特靈發動機絕氣推進系統（AIP動力系統）的潛艦，新型的A-26型更是以波羅地海為場域量身設計。面對俄國的軍事能力與不時的核訛詐，瑞典的即戰力很快就能派上嚇阻的作用，且瑞典也清楚加入北約的集體安全架構便難以卸責，而北約軍事能力的缺口也仰賴瑞典的補充。

瑞典加入北約也是為督促其他成員國加緊腳步整軍經武。（圖片取自紳寶公司網站）

「兩海之間」仍有隱憂 

瑞典加入北約後一定程度的穩定「兩海之間」的地緣條件，但是土耳其的左右逢源，伺機成為和平掮客的謀略，以及匈牙利與其他東歐新興民粹政權的抬頭，使得北約內部仍有隱憂。作為前線的兩海之間地區希望西歐國家提供更多援助，土耳其也持續向美國和歐洲國家索取航太軍事科技，以及承認土耳其在近東地區的影響力。論究其柢，仍是因為歐洲國家長年來擱置軍事能力，長期單方面仰賴美國所致，如今要重振工業能力非一朝一夕，產線乃至供應商的重整又得面對中歐關係「去風險化」的議題，社會福利減少帶給民眾的相對剝削感，更使得民粹浪潮讓歐盟難以統一意見。

歐洲國家減少對烏克蘭的援助，烏克蘭軍隊也面臨至少二十萬的傷亡損失，若要持續與俄國交戰將更為吃力。北約若要爭取更好的安全形勢，就必須依靠瑞典注入新血，才能為西方爭取寶貴的準備時間，這也是瑞典何以趕在北約「2024年堅定捍衛者演習」（Steadfast Defender 2024）的時間點加入之故。北約各國陳兵列陣一方面是為掩飾軍事準備的不足，也是為亮劍爭取時間和談判條件，但是眼下連教宗都呼籲烏克蘭應勇敢「舉白旗」，透過談判終結戰爭。

瑞典乃至歐洲面能否堅持，不只是彰顯兩大同盟的持久競爭的能力，也影響「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能否再維持一個世代。倘若俄烏戰爭以委屈烏克蘭告終，全球將正式邁入多極的國際體系，各地將扈從區域大國圖求自保，小國也將面臨冷戰結束以來最艱難的生存考驗。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