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馬英九將在4月初訪問中國，並參照去年安排，本次亦邀請20名「大九學堂」學生一起前往，馬辦稱或可藉由大學生們的接觸、了解，進而增加情誼，以降低未來發生（兩岸）衝突的可能性。這四段論看似成理，但台灣、中國學生（大學）彼此來來去去已至少交流20年，為什麼20餘年後，共機、共艦又更頻繁擾台？問題顯然並不在「大學生交流」，而在別處。

以大學生交流降緩兩國緊張關係，美中過去也曾很熱衷此法。尤其2008年歐巴馬上台，對北京抱著很大希望，當時便是將「學術連結」作為雙邊建立新關係的重要工具。2010年，國務院在一項計劃中，還打算要在5年內送出10萬名美國學生到中國，以培養他們成為「下一代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反之，到了2015年歐巴馬卸任前夕，美國已有30%的國際學生來自中國，比例之高，在多所學校都相當突出。

當時不少美國學者認為，「雙邊（大學生）交流可增強美國實力，且有利於美國和中國處理兩國關係」。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倒是逐一出現了這句話的反證，美中關係也更現緊張。

問題就在美國縱然希望藉由交流，為自己培養新一代中國問題專家，但基本上仍屬於「中性養成」，意即在美國學術、言論自由的信仰（包括法治、制度）下，「美國大學生」在轉換成「中國問題專家」間，自然被容許存在高度開放式發展，很難刻意將誰導向「親中派」或「反中派」。

相反的，中國的大學因長期受到黨和行政部門雙重管理，儘管中國大學生也同等具備西方學生的思考多樣性，但在中國，高等教育的任務除了為促進創新和研究，更要「透過思想政治教育和對教學、教材的控制，去確保學生符合黨的政治社會化」。進一步說，中國學生的「多樣性」表現在創新和研究上當然沒問題，至於後者，會否讓他們的學生到哪都背負著黨國責任，就值得商榷。

按照瑞典中國研究專家斯文森教授的說法，中國的高等教育（大學）主要是為培養忠誠（對共產黨）的一代。就連習近平自己都不只一次強調了：「青年是黨的生存和中國未來的核心。」其中對「黨」的忠貞，甚且還置於「國家」之前。

2013年，習近平正式成為中國國家主席，好巧不巧，那也是中國校園公共批判領域出現大幅限縮的分界。當年中共中央辦公廳曾向各大學發出一份教學指導，列出研究七大禁忌：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新聞自由、歷史虛無主義，以及質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而後，中國各大高等學校還紛紛成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自此，其思想政治教育已不光是「研讀（究）馬克思」，還要遵囑習近平怎麼說。

《紐約時報》去年11月曾以「中美學生交流能否經得起地緣政治考驗」為題，對因為地緣政治對峙局勢，進而削弱中美兩國各層面的學術合作提出警訊。內文所說並非沒有道理，著眼的，也和馬英九「藉由大學生接觸、了解，進而增加情誼，以降低未來兩方衝突的可能性」相仿。

正常情況，這一推論（期待）確實有機會發生，但這篇報導簡短數語提到的「在習近平領導下，學術自由的限制有可能擴大到外國在華辦學的校園」，雖僅被記者當成「中美學術交流卡關原因之一」，卻可能才是真正無法遂行那「四段論」的關鍵。去年在這篇報導之前，斯文森在一份報告（Chinese Youth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中寫道：「在高等教育中，習近平更關心的是青年對中共的忠誠」。例如自1989中國民運後，中共對高等教育很大使力環節，尤其在盡可能抵銷校園內來自西方思想所觸發的民主認同。

基於上述認識，當馬英九帶著台灣學生訪問中國，對方無論來自哪所大學，在必然「受關注」下，他們所能表達出的友善情誼，能有多大程度可突破「習思想」的界定？遠的不提（89民運），2022年，許多中國大學生因抗議政府清零，進而發起所謂的「白紙運動」近乎蔓延全國，而今他們安在？馬英九不好奇？他不會希望那些隨他「訪中祭祖」的台灣青年，可藉這次機會幫忙問問？畢竟，那些年輕人被視為是有勇氣反抗中共高壓控制的「特殊新生代」，既然如此，不更值得台灣學生深度交流認識？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