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端午節，總會有許多人想起屈原。屈原是誰？胡適甚至懷疑歷史上是否真有屈原其人，他在1922年寫的《讀<楚辭>》一文中提出這一疑問，他認為屈原是一種複合物，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

在胡適之前，廖平也提出過這樣的疑問，認為屈原並沒有這人，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列傳》中的事實前後矛盾，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蹟，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代。

郭沫若寫了一篇長文《屈原研究》，不同意他們的看法，認為還是要相信和屈原相去不遠的人們的著述，在司馬遷之前，就有長沙王的太傅賈誼，賈誼離屈原一百多年，又是在長沙，曾親眼見過屈原的故老都是有存在的可能，關於屈原的傳說也還十分新鮮。所以賈生的《吊屈原賦》中就說：

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

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

司馬遷把他倆合在一起做傳不是無緣無故的。

另外一位以楚國最後舊都壽縣為封地的淮南王劉安，寫過一篇現已失傳的《離騷傳》，但在司馬遷筆下有所引錄。

郭沫若相信屈原是真實存在的，並且推算出屈原出生在上距孔子卒（前479）139年，下距秦始皇兼併天下（前221年）57年，處在中國的文化最為燦爛的時代，是在情感方面發展的純粹詩人，與同時代的那些學者、策士很不一樣。這一論斷很值得注意，也正是《離騷》、《天問》這些詩篇，讓屈原戰勝了無情的時間。試問，今天還有誰關心楚懷王、上官大夫之流？權勢榮華不過一時，曇花一現，轉眼成空，而詩人在憂愁憂思中上天下地，所袒露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心靈，兩千多年來一直引發人們的共鳴。

聞一多就是一個，雖然他不相信端午節起源於對屈原的紀念，據他考證相關傳說（粽子、端午和屈原）最早的記載是在《續齊諧記》，這是南朝梁時吳均的筆記體小說，同時代的《荊楚歲時記》也有類似的說法。端午這個節日遠在屈原出世前就已存在，變為屈原的紀念日又遠在屈原死去之後。但對於詩人屈原，他的推崇是由衷的，稱之為「人民的屈原」—「端午是一個人民的節日，屈原與端午的結合，便證明了過去屈原是與人民結合著的，也保證了未來屈原與人民還要永遠結合著。」

他甚至說，對於暴風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斃的楚國人民，《離騷》喚醒了他們的反抗情緒，楚亡於人民革命，非亡於秦，秦國大軍一到，那種潰退和叛變的方式，就是向萬惡的統治者報復。「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又是楚人對暴秦的反抗。

他說，陶淵明歌頌過農村，農民不要他；李白歌頌過酒肆，小市民不要他；杜甫是真心為著人民的，人民聽不懂他的話。只有屈原，沒有寫人民的生活，訴人民的痛苦，實質上等於領導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

與其說聞一多在闡釋詩人屈原，不如說在自道心曲，他寫這篇《人民的詩人—屈原》是在1945年6月，他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已漸近沸點。僅僅一年多後，他即遭遇慘烈的暗殺。

魯迅不懷疑屈原的存在，完成於1926年的《漢文學史綱要》中即有專篇講《屈原與宋玉》，對於屈原的《離騷》有極高的評價—「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後人驚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產，故稱‘楚辭’。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然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對於屈原生平，魯迅相信《史記》所述，然對於屈原其人，他並不一概肯定，1932年，他在《言論自由的界限》一文中說：

「其實是，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們只不過批評）不料‘荃不察餘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魯迅全集》第五卷，115頁）

 

如果說，這只是魯迅慣用的雜文筆法，嬉笑怒駡皆成文章的需要罷了。那麼，1935年，他在《從幫忙到扯淡》一文說得很清楚：「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魯迅全集》第六卷，344頁）在他生前這篇雜文被官廳檢查封殺了，直到他死後1937年7月才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公開發表。

魯迅稱《離騷》「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讓我想起胡適的說法：「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但不是文學。」也讓我想起上世紀八零年代，我曾讀到過的論述：「屈原的那種對等級專制的絕對忠誠，對昏君、貪官、小人的刻骨仇恨和對人民的同情完美地結合在《離騷》之中」。15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小文《告別屈原人格》，大致上是就是這些思路的繼續。

今天（端午節）早上起來，看到一位朋友發來的粽子畫，我在微信上轉發時寫了一段話：

粽子畫，竟可以如此之美！唯有美，可以勝過一切無情、無聊、無趣、無恥的時代，美，正是抵禦專橫權勢、守護人類乾淨心靈的最後一道防線。

我想到的是屈原，在他所在的時代，他不就是一個美的象徵嗎？連他的自沉也成了一種悲劇的美。秦、楚之爭誰勝誰敗，興耶亡耶，變得多麼次要，千載之下，這一切難道還看不分明嗎？《史記》所論定的—「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人格貫穿兩千餘年的中國史，成為君主專制制度重要的道德基礎。如果說屈原為楚而死、為楚而憂，確不值得。個體生命的寶貴遠高過他所忠誠的物件，在文明史的譜系中，比起那些顯赫的成功，更有價值的還是個體的情感、想像和心靈的追求，最後能在時間中留下來的也是這樣美好的價值。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兮遲暮。

……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告別屈原人格，並不是告別在審美意義上的屈原，隱藏在他詩篇中的那種超越時間的美，又如何告別得了，那才是楚人楚地之魂。楚王的權杖早已被折斷，秦皇的霸業也不過是驪山腳下的土堆，兵馬俑的陣勢無論如何雄壯也只是死的文物。而屈原仍活在這些詩中，這些詩中隱藏著他活的心靈。就算沒有端午節，沒有粽子，有這些詩句，他就不會在文明的時間中消失。楚必亡，秦也必亡，亡秦必楚，又何必一定要等到秦亡的那一刻，即使楚秦未亡，那些寄託在這個個體身上的美好價值也照樣會長存世間。在這個意義上，糞土當年楚懷王，糞土當年秦始皇。在強大的權力遮天蔽日、窒息人間一切正義的長夜漫漫之中，個人如何找到自己得以留存的價值，古往今來，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曾在心中追問，答案早已不言自明。今天，我們要紀念的是一個以美勝過強權的屈原，我們要告別的是為君王分憂、至死忠誠的屈原人格，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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