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從在市政府門口等一輛公務車開始的。

下午兩點開始視察活動，時間剛到，政府大廳的玻璃旋轉門打開，幾個人迎面出來，最前面的那位很顯眼，是市長，已經提前在報紙上見過。

公務車像輛小型麵包車，但有自己的規格和制式，上車後市長坐在最前排的位置，那個帶了桌子的椅子。桌上有水、紙筆，每個座椅背後的網籃裡也放了瓶裝的礦泉水。等領導們全部上車，我跟著電視臺的攝影大哥迅速溜到最後排，沒人跟我們打招呼，甚至沒有一個眼神，仿佛我們是空氣。

這是次例行的市長檢查，第一站，到市里一處水產市場視察安全衛生。到地下車，市場的幾位負責人已經站在門口迎接，邊走邊跟市長介紹情況。市長在一些海鮮攤位前駐足，或者走進店裡跟店主交談。一排排海鮮池裡冒起不斷升騰的氣泡，把店面襯得更窄。一群人跟著魚貫進入，我拿著筆和筆記本緊跟市長左右，試圖聽清他們在說什麼。

從第一家店出來，攝影大哥叫住我，指了指市長：「別靠他太近，你倆都要同框了」。一回想我剛才的舉動，大概耳朵都要貼到了市長臉上。

後來我才知道，其實不用仔細聽，事後市長秘書會提供通稿，哪怕沒有文字材料，也會有詳細的視察流程、位址、每個點的視察內容，如果是走訪個人或企業也會有相關資訊。寫這樣的程式化通訊稿有固定套路，只要記清楚地點名字，按照先後順序一羅列，加上一些連接詞、套話就能完成。等審核通過，登上第二天日報頭版頭條。

我忘了那天還視察過什麼地方，只記得跟著人流上車、下車，兜一圈回到市政府門口。不過我工作的地點不是政府部門，而是距此五分鐘路程的報社。

政府大樓搬遷到新城後修得很氣派，作為市級媒體自然挨在旁邊。25層高的報社坐落在新街區，和旁邊十幾幢銀行和公司大樓比肩。到了夜晚，刻有報社名字的紅色燈箱在樓頂閃光，像茫茫黑夜的一個座標。

那是2020年。在做這份工作以前，在我出生的家鄉生活了十幾年也不知道本地市長和市委書記的名字。而在報社，四大班子領導人的名字排序被貼在每個人的辦公桌上，新聞稿裡的頭銜和名字先後順序、不同人的版面位置有講究，比如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新聞都要放頭版，但市委書記的要在更上面，弄錯一點都是重大事故。

第一次採訪以跟市長貼太近而尷尬告終。其實我本沒有資格去跟市長活動，只是剛入報社還在見習期，沒被分配條線，部門主任暫時讓專跑市長活動的記者帶我。

我被分到了日報的時政要聞部，除了主任和一個即將退休的老記者，部門9個人裡，只有跑市長活動的A記者是男性。三十出頭的年紀，能跑市長活動，意味著他已經是潛在接班人。其他記者沒什麼異議，都說：「畢竟他是男的」，潛臺詞是這麼重要的活兒當然要給他。

可接班人的位置並沒有留住他。我來後不久，他就跳槽去了當地資金雄厚的旅遊開發公司做宣傳。大家又很理解地說：「畢竟他結婚了，還要養家」，似乎報社這樣的工資水準開給女員工可以，但對男員工來說卻不夠。

部門裡只有我一個90後，其他記者都是本地人，或者是從上大學開始就留在這裡。而經歷考研失敗和疫情時期的艱難求職，我誤打誤撞來到這裡，像是經歷一場放逐，墮入一張陌生的社會關係網，而對於媒體的祛魅從此刻才剛剛開始。

後來我又跟了很多次市領導會議。

會議總是很多，流程相似。進門領材料，聽領導念材料，領導念完了就講幾句鼓勵大家工作加油幹之類的話，大家鼓掌，會議結束。

有一次舉行專題學習會，會議廳裡黑壓壓坐滿了人，黑衣黑褲、公事包，在一眾平頭裡偶爾能看到幾個長髮，女士也穿著黑白灰。

幾個領導坐在台前，對著話筒和講稿輪番滔滔不絕。戴著白手套的後勤人員在中途端著保溫壺進來續茶，一次、兩次、三次，會議結束。一開會就是坐一上午或者一下午，不得不說領導的膀胱真的很優秀。

電視臺的攝影大哥在會議開始前就來架好了機器，拍到幾個領導講話的大頭像和會議現場的畫面就準備走。

「明天出吧？」他走之前拍拍坐在最後排不起眼位置的我。日報的稿子會比電視新聞出得早，他想用我寫的文字配畫外音。我點點頭，裝作已經聽懂這個會在講什麼的樣子。

其實我在走神。那些空洞而宏大的發言像水汽，經過話筒傳出來，剛飄到空氣裡就蒸發了。我看到現場不少人和我一樣，不是在悄悄低頭看手機，就是昏昏欲睡。

落到紙面，會議的內容就成了：「xxx指出要找准工作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切入點、結合點、著力點，聚焦大事、關注實事、緊盯難事，深入調查研究，拿出更多有價值、有分量、有見地的履職成果。」好像寫了很多，又感覺啥也沒寫。

主任說，日報的稿件「要站在全市的高度」。剛開始我寫不出這些冠冕堂皇的話，資歷深的記者教我，從以前類似的稿子裡「借鑒」，有的甚至直接抄過來也不違和。久而久之，大腦也像經過自我學習和進化的AI，儲備了大量詞彙——凡要說明事情很重要必是「大考」、凡是檢查什麼設施就是「大體檢」、凡加大力度就是「重拳出擊」、聯合整治行動就是「聯合作戰」。「提升」「促進」「推動」「齊發力」「高標準」「嚴要求」，這些詞放到哪裡都是「萬金油」般的存在。

好像寫八股文，我開始懷疑這份工作存在的意義。現在還有誰會從報刊亭買一份報紙來讀呢？就算有，這個四百字的豆腐塊也沒什麼好看的。學生時代被那些特稿作品和精彩的採訪故事感染，沒想到等自己當記者時只能被框定在既有的敘事邏輯裡，動彈不得。

我以為等我有了條線之後就能寫更多有現場、有採訪的稿子，而在被分配了條線後，才發現面臨更大的難題——找選題。

日報出版像車輪一樣滾滾迴圈。每天下午三點交稿，五點報第二天的選題，第二天繼續採訪，周而復始。稿件數量和工分、工資直接掛鉤，報社還會根據工分高低給每個記者排名。貼在公告欄裡的排名表像學生時代貼在教室黑板旁的月考成績單，多看一眼都會心悸。

我被分配到的條線是交通。從前只聽說過跑社會新聞、醫療、突發的記者，交通？我一臉茫然。

主任給了我一些條線上對接人的聯繫方式，都是交通局下屬部門裡宣傳科室的負責人。公交集團、公路事業發展中心、運管處、港航處……好多部門，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厘清交通局的組織架構和這些人之間的親疏關係。

從前我以為記者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實際上我只是負責宣傳政府事務的乙方。就算日報的調性和市場化媒體不同，按理說我們和政府的關係至少是合作，負責宣傳的人需要日報去推廣他們的工作，我們也需要他們提供線索寫稿。但最終定性定調的是他們，給通稿、審稿的也是他們。

有段時間交管部門開展非法營運整治行動，整整一個月都在抓違法網約車和無證貨運車，行動代號響噹噹：春雷行動。我跟著執法人員到景區門口抓黑車，正好碰到輛私家車車主接私活。在稿子裡，我寫在執法人員的教育下，被抓司機後悔不已，承認自己的錯誤並接受了處罰。實際上他當時罵罵咧咧，後悔的可能只是自己運氣不好被發現了。等到全市開展船舶碼頭專項整改，在碼頭，那些排汙量超標的船舶被起重機吊起，送到專門的工廠拆除，它們最終變成了一串彰顯整改成果的數字。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搞不清什麼才是真實，這些宣傳的內容總是誇大其詞。而每天一篇稿子的kpi像鞭子一樣在身後抽，催得人來不及細想，只能模仿和複製那些陳詞濫調。就算我想寫得稍微有點新意，也會在提交審核後被全部刪掉。上學時我們還在討論記者是否應該拒絕讓採訪物件審稿，工作後才發現事前審稿已經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

報導這些事情也有節點，要麼是剛開始，報導活動「打響第一槍」；要麼是中途，寫出現的典型案例；要麼是行動結束，歌頌成果。除了這些時間節點外，很多時候我都找不到選題。

小城市的新鮮事太少了，要獲得資訊，只能依賴政府部門。為了和條線上的人搞好關係，每週一早，我先在微信上跟好幾個宣傳負責人打招呼，開頭卑微地叫聲「姐」，然後小心翼翼地問：「這周你們有啥要重點宣傳的嗎？有沒有可以報導一下的？之前說的xxx有沒有新的案例/進展呀？」我覺得自己像個乞丐，到處乞討：給點吧給點選題吧。

有一次和晚報、電視臺跑交通的記者一起吃飯，說起交通部門裡的G姓對接人總是很磨嘰，審稿慢、對記者愛答不理，他們叫他：G娘娘。「真不好伺候」，大家感慨。

不好伺候的不只是部門裡的人，還有報社領導。G娘娘們總是希望我盡可能用較長的篇幅來寫他們的工作成效，但主任有自己的判斷，他覺得不重要的就會讓我把交上去的稿子砍掉大半，還指責我寫超了字數，一般一篇稿子只能寫四五百字。而G只會覺得我不配合，下次就不給我好臉色。對於那時初入社會的我來說，比寫稿更難的是處理這種關係，感覺被夾在了中間，不知所措。

其他記者手裡一般都有兩三個條線，主任只給了我交通這一條，是之前離職的男記者A遺留的。他覺得我資歷淺，美其名曰鍛煉我發掘新聞的能力，說：「你單跑這一條都不一定有A之前跑得好」。

有記者私下對我表示同情：「這樣你怎麼吃得飽呢？」但當時我唯唯諾諾，覺得這事兒不合理但也不敢反駁，甚至覺得找不到選題或許真的是自己的問題，是不是還不夠努力？是不是太內向，還不夠主動去問？還為主任操起心來，畢竟一個蘿蔔一個坑，其他條線都有人跑了，讓誰拿出來都不好。

那時的我也還以教科書上的新聞價值為標竿，沒有參透日報的選題要在標竿之下找。

有次專跑房管和住建條線的S記者報了一個「去工地參加市住建局組織的智慧工地VR虛擬觀摩活動」的選題，主任讓我和她一起。

我想智慧工地應該非常高大上吧，可到了一處住宅工地現場，看到VR體驗裝置被放在臨時的活動板房裡，房間只有三十平左右，門打開，黴味撲面而來。負責人調試了很久的設備，打不開。草草參觀一圈，只花了不到10分鐘。看來只有在活動時的工地才是智慧工地。而且負責人透露，活動早在一個周前就已經舉辦了，可S記者在第二天即將發的稿子上寫了「昨日」。

我好像窺見了她的稿件數量總是遙遙領先的秘密，活動舉辦時她來不及采，後面為了多報題又找這件事來湊。當時我們還不熟，採訪結束的返程路上她才告訴我，這樣的新聞她一般不會去現場，拿相關方給的通稿改一改就能交差，這樣她一天能寫兩篇。「一篇豆腐塊文章五百多字才賺幾十塊錢，去現場油費都不夠的」，S說。

不止S一個人，但凡能拿到通稿，記者們能不去現場就不去現場，只有主任被蒙在鼓裡。

而小事經過「包裝」，也能成為選題，登上報紙。像冬天公交司機自掏腰包給乘客座椅裝上棉墊、清明假期汽車票開啟預售方便祭掃這樣的小小「正能量」，原本我不覺得是值得報的選題，沒想到寫出來後主任很滿意。

原來但凡是誇有關部門做得好的，哪怕再小，都可以見報。後來看到機場入口處新增了些綠植假山，我學會了聯繫機場負責人瞭解情況，寫了一篇《機場園林式景觀扮靚「城市視窗」》。因為機場是「城市的名片／視窗」，綠化升級改造就成了「大事」。

至於負面消息，則完全沒有刊登的餘地。剛來報社時本地發生過一起學校老師貪汙學生伙食費的事情，紀委已經定性，我去問A記者，這件事我們會不會寫，哪怕只是說清事情的前因後果，再摘點通報上的話。他對我的問題感到驚訝，說：「以宣傳部門工作和正能量為主」。

我好像沒眼力見兒，參不透這些不言自明的規則，後來才學會無視，仿佛這樣的事從沒發生過。

在評選全國文明城市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我市肯定能評上，結果遭遇滑鐵盧，名單公佈了，全省只有本市不文明。

消息出來當天夜班編輯驚呼：「明天頭版還做啥啊，這就是今天最大的新聞！」辦公室裡一時間充滿了快活的空氣。當晚網易新聞發了篇稿子，標題特別損：xx省除xx外的xx個設區市均獲得全國文明城市榮譽稱號，連結在記者群裡廣為流傳。

各個單位紛紛進行文明城市建設整改提升工作部署。之後是各部門領導連夜走訪巡查，記者們都被要求去報導積極整改的成效。有天一位元記者發了條朋友圈調侃：XX花園的狗，你可知道今晚有多少人為你加班。

此前已有流言傳開：這次沒評上文明城市是因為一條狗。有個居民晚上遛狗沒牽繩，狗竄出來和前來視察的檢查組領導迎面撞上。結果第二天我們就接到通知：朋友圈禁止發佈、評論、轉發跟狗有關的內容。

那兩個星期跑市政條線的記者忙瘋了，連我條線上也開展了一個「評選10輛文明樣板計程車」的活動。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整件事的荒謬，日報像個篩檢程式，負面新聞要麼被自動過濾，要麼在裡面滾一圈，再以非常正面，甚至是驕傲的語氣被報導出來。

既然稿子的內容、風格我都無法決定，也沒法像S記者那樣坦然地改通稿，後來我對自己的要求僅僅是，至少要去現場。

五一勞動節前，照例要寫一批勞模候選人。在眾多人的事蹟材料裡，我看到一個90後的女生——全國少有的地鐵挖掘盾構機的女司機。

這是我想寫的人。我打電話到她所在的建築局，負責人告訴我她正在鄰市建地鐵的專案工地上，最近回不來。一位元記者建議我拿她的事蹟材料改改交差，內容已經夠多了。我不死心，沒過幾天又問了一遍，正好趕上她那天下午回本市。

建築局裡擺著一台還沒投入使用的盾構機，她個頭小小的，坐在只夠剛剛轉身的3平方駕駛室裡，向我展示怎麼操作這個五百噸的大塊頭，把一條地鐵隧道挖通。每天有12個小時她都要待在不通風的地下，夏天裡面的溫度到了39度。冬天又冷，隧道越挖越深，午餐從地面上送下來，吃上時已經涼了。

她說最大的困難是無法上廁所，男生可以就地解決，她只能選擇少喝水，這也是為什麼這項工作很少有女孩做。因為喜歡數學，她學了土木工程，不服氣別人說她幹這個「堅持不了一個月」，結果現在成了老師傅口中的「大俠」。

主任大概覺得這個選題比較獨特，當晚就叫我寫出來，第二天作為勞動節專欄的第一篇發表。等到夜班編輯打電話找我確認最後的標題，已經是晚上11點半。

即使是勞動者的故事，主題也必須是宏大的：她有「工匠精神」，希望成為一流的城市軌道建設者。這些被加上的話，把她拔高到了偉光正的地步。

其實我更想寫的是她遭遇的無奈與選擇，如何在一群男性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可惜立體複雜的人在日報從來都不存在，我在日記裡寫：「我不喜歡新聞裡的她，我喜歡真實的她」。

去了現場，結果呢？反正最後的成稿也跟事蹟材料如出一轍。那些不去現場的記者，我原本以為她們只是懶，只圖省事多賺錢，可是不是最開始她們也是去現場的？只是比我提早發現了這個真相。日報真是個讓人不自覺就變成自己討厭的人的地方。

不過跟八股文一樣的會議稿和四百字的豆腐塊比起來，這已經是我在這份工作裡寫得比較滿意的稿子。總編第一次誇我寫得好。那時我還有很深的好學生心態，哪怕討厭這套評價體系，也希望得到認可，這朵「小紅花」讓我開心了很久。

而這樣的故事頂多也只能寫1200字。因為她們只是「小人物」，能被頭版頭條報導的，從來都是政府的重點工作和那些上頭的指示。

在報社面試時，我就被問到「你如何看待長三角一體化」，接手了交通條線，但凡和「長三角一體化」掛鉤的消息就可以大書特書，如果寫少了還會被主任罵。聰明的記者可以做到「聽風就是雨」，把還沒譜的事兒寫成大稿。更靠前的版面、更高的稿件評級、更多的稿費似乎都在誘惑我們：快誇大事實吧。

有段時間上面發了一個珍惜糧食的宣導，過幾天本市報紙上就全都是關於光碟行動的報導了。正好部門聚餐，圖片記者馬上想到擺拍一張我們吃飯光碟的餐桌。我驚訝這也能行，標題就是「‘光碟行動’正成為x城就餐新風尚」，真的成風尚了嗎？看圖片是成了。

後來我已經能大概判斷哪些事情是報社青睞的選題，忍著噁心寫那些不想寫的東西，更多的還是焦慮，有時候做夢會夢到自己在宣傳科的辦公室裡點頭哈腰。每次能到點報題，都有一種感覺——又能活過一天。雖然不知道後天的選題在哪裡，但至少現在不用愁了。

我會期盼小長假的到來，不是因為放假，而是每到假期我就能去高鐵站、機場走一圈，拿到一個交通樞紐客流量又創歷史新高的資料，寫寫現場人流的場面，填上第二天的版面。在節假日開始前，還可以先把計畫增開車次、預計客流情況寫一遍，這樣又報出了一個選題。

2020年的春節前夕，我寫了8篇春運「故事」，那些典型的、像小品一樣的故事：火車站送給旅客對聯福字、90後高鐵檢票員手繪防疫提示卡、高鐵客運員提供暖心服務受助者記掛兩年專程來道謝、過年來當地旅遊的遊客對本地景點稱讚有加……

那段時間一旦報不出選題，主任就說：「去火車站看看」。我委婉地表達已經寫得夠多了，內心其實在呐喊：這種新聞到底有誰愛看啊。他只是說：「你不要預設，去了才知道」。

記者們大概都苦選題久矣。S記者跟我說過一個比喻，我們記者其實跟外賣小哥一樣，只是看起來高級一點，基本工資都很低，靠計件工資為生，「甚至還不如送外賣的，至少人家有單可派，我們連單都要自己找」。

直到有一周，即將退休的那位元男記者有事請假，我暫時接手了他跑的條線。才發現原來不是所有條線的選題都那麼難找，資歷最深的人已經牢牢地把最輕鬆的活握在了自己手裡。

他的條線上有好多會，那一周我過得有多舒坦，不用再求爺爺告奶奶地找選題，每天都被會議通知安排得明明白白。上午不用去報社，聽完會找個咖啡店看書或幹自己的事，中午回報社食堂混一頓免費的午飯。有時候會議在市政府下屬的酒店開，還能蹭到一頓豐盛的自助餐。下午寫稿用不了一個小時，寫完上傳採編系統、排版好發佈到App，然後坐等下班，五點鐘一到走人。

我再也不覺得跑會議是件痛苦的事了。以前我懷疑為什麼有那麼多無聊的會，媒體為什麼要報這些無聊的會，但那周我理解了什麼是「存在即合理」。要是沒有會，有多少公務員要失業，有多少記者半夜為選題想禿了頭。比起編空話的新聞稿，還是會議稿的空話更直白、更好編。

報社的環境像溫水煮蛙，痛苦忍受得多了，要麼人會變得遲鈍、麻木，直到最後沒有知覺；要麼只能因為無法忍受而出走。

從畢業時拖著行李來到這座陌生的城市，經歷一整個春夏秋冬，在第二年的幾乎同一時間，我辭職了。分離總是在夏天，在報社經歷的種種都像一場夢，除了報紙上的一個個署名，在這座城市我什麼都沒有留下。

房租提早到期，離開的前幾天，我到一位同事家暫住。我們同期入職，經歷相似的心路歷程。在我離開的最後一晚，我們做飯，在客廳看完了整場嗶哩嗶哩的畢業歌會，好像回到了大學宿舍。但一切都已經不同了。

從前我認為成為一名調查記者才是這份職業的最高榮譽，而在日報，更多的是作為打工人的記者日常：改通稿、報小新聞、寫宣傳稿、等待隨時可能的斃稿。我試圖理解這套規則，學習一些說話的藝術，聽懂官腔背後的真實意圖，但無論如何都像穿上大人衣服的小孩，只是在拙劣地扮演成年人。也開始明白「找選題—採訪—寫稿—發佈」不是一個清晰的閉環，其中有太多不可控因素，新聞是各方博弈的結果。

如果我對這份職業沒有那麼期待，或許就不會那麼失望。而這份失望更多地轉向向內的攻擊，先是自我懷疑，然後是不甘心。我以為只是黨政機關報如此，如果能去更一流的市場化媒體就會不同。當時我能想到的途徑只有考研，去媒體雲集的大城市，實習，然後留下來。辭職後脫產二戰，還是以失敗告終。

不得不繼續投簡歷找工作，意外收到來自一家知名市場化媒體的橄欖枝。短暫的開心過後，更多的是冒名頂替者綜合症作祟：為什麼是我？帶著這種強烈的不配得感戰戰兢兢工作五個月，發現環境已經逼仄到讓行業內所有人都感到窒息的程度，而內部的人也不過是系統裡維持機械運轉的一顆螺絲釘。

在日報工作的時候我很擰巴，既討厭報社的這套運轉規則，卻又想做好。一直以來在應試教育的邏輯下成長起來，即使面對不喜歡的科目，也想要拿個好成績。我努力完成派給我的工作，沒想過去質疑這是否合理，就像在課堂上點頭如搗蒜的好學生。每天晚上都去附近的公園，邊踱步邊反問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為什麼要寫這種報導？做這些事有什麼意義？等到後來能完全適應，也寫出了被認為是「好」的稿子，但這樣的疑問還是沒有停止。

後來我離開媒體，再也沒有幹過像報社那樣輕鬆的、能在五點前下班的工作，再沒見過工作日傍晚的夕陽，租住在破舊的城中村，附近也沒有公園，卻沒有那麼痛苦了。或許我已經不會像從學校剛踏入社會時那樣，一看到黑白不明的事情就反應過激，也終於擺脫了優績主義的思維，自由地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那家知名媒體，後來在年末評「十佳員工」，有位入選記者的頒獎詞是：「入職三年半，他連續三年刷新x報社文字記者工作量紀錄，先是前輩的，後是自己的…又好又多不是夢」。

以前我該有多羡慕，現在心裡居然鬆了口氣：「對牛馬的最高評價也不過如此了」。我不會再跟著這套規則玩了，也不想再接受這種認可。

我還是很喜歡這份職業，採訪和寫作本來應該是不被束縛的。跳脫出工作本身，我想抓住和珍藏那些人與人聯結時心靈相通的時刻、因為未知而激起的好奇心和還想說點什麼的表達欲。

※本文轉載自《中國數字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