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近日出面推銷台灣民眾黨「7：30晨會系列」商品，聲稱是為推廣他在台北市長任內「早起工作、認真工作的理念」。同一時間，立委徐巧芯則是以不顧社會觀感，批評衛福部次長王必勝在寶林茶室中毒事件調查期間，下班後竟然去「玩樂團」。

兩者當然都帶有打擊政敵目的。前者，柯文哲經常以個人「晨會文化」去反襯繼任者蔣萬安的不夠勤勞；後者，顯然還在為2009年國民黨的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進行「政治復仇」，當年8月8日莫拉克風災肆虐台灣，傷亡慘重，薛香川為當下去吃了頓父親節餐而挨轟，於是Call in到電視台為自己抱屈，結果反因一句「拜託！父親節，父親節耶，吃個飯過分嗎？」被罵得更慘。只是，蔣萬安的問題可能不在懶惰。至於薛香川，錯或不在過父親節，而是他身為政府核心團隊，在面對國家重大災難時卻顯露了不該有的幼稚心態和語氣。

不過，撇開政治攻防，我們倒是可藉由柯文哲和徐巧芯提到的「7：30晨會」和「下班竟玩Band」，去思考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國家公務員，因為一前一後，其實都有美化「為官積極進取、工作勤奮」形象的味道。但，我們其實可藉由《華盛頓郵報》曾經一篇探討聯邦公務員職場文化的報導，看到其中的盲點。

當時報導起因，在媒體警覺到自己國家長年過度鼓勵「努力工作」文化，是否已反向損及公務機構（聯邦）的工作效率和服務品質。其中媒體調查發現，在聯邦官僚機構中，即使是最優秀的員工，卻明顯存在心智不發達的現象，原因就出在這些員工們經常被要求以可能導致不健康情緒和態度的方式，去從事他們所負責的工作，其中包括「很晚下班」、「不敢休假」，藉之換取上級的肯定。就算過長的工時已讓人出現情緒受創徵兆，但每個人都還是繼續拚了命去適應一個病態的工作環境。

因為，帶頭示範的主管同樣也陷在不良的身心狀況下無法自拔，以至儘管聯邦機構裡諸多高階主管頭腦也許很好，心理素質卻大有問題，尤其發現當一個人的同情心和慷慨並無助業務推展，乾脆不再在乎這類基本人性，最後就是成了一個能力很好但心智不健全的人。

歷來美國職場心理研究，很早就印證了成功並不是一道「努力工作」的線性函數，而是各種因素（運氣、天賦、機會和努力）的複雜交互作用。就這點看，若逕自把「7：30開晨會」和「下班不能去玩Band」視為國家公務員獲得賞識的驅動力，便可能會產生相當程度的誤導。《華郵》那篇報導經採訪實際案例所得結論之一就是，一個極容易導致公務員身心失調的工作環境，就算其中有人順利取得職務上的高位，他卻可能同時是個冷酷，且更加脫離現實情感的人。如此一來，反而會進一步造成官僚機制的僵化，既陷僵化，又何來效率？如此，還能多契合公務員服務公共事務的旨意？

過去以來，美國總統能不能休假，一年能休假多少天，曾有過非常多討論。儘管身為總統，確實不可能有「真實意義的休假」，但藉由適度的「休息」去維持一個國家元首的身心健康，並促使其發揮決策和判斷的敏銳度，道理上早無庸置疑。

另外，無論《哈佛商業評論》或是相關醫學報導，都警示過任何工作者動輒放棄休假（休息／休閒），一方面也許可有助於職場上爭取「成功」，但這等同於長期強迫個人荷爾蒙皮質醇（一種腎上腺皮質激素，又稱「壓力荷爾蒙」）維持在高水準，在心理疾病之外，這也是一個正常人既有免疫系統受到傷害的主因。於是，《華郵》也才又提到，一味強調「努力工作」的美式文化，所導致的就是許多聯邦公務員多是帶著身體、心理最糟糕的一面在服務大眾，且嚴重破壞了公務體系應有的領導、決策和執行品質。

附帶一提，《華郵》這篇報導迄今已44年，也就是說，所謂「7：30開晨會」，以及認為公務員「下班去玩Band有違社會觀感」這樣的觀點，差不多算是停留在美國半世紀前的思維。今天，無論是由醫轉政的柯文哲（理當有關於工作者身心健康的專業知識），還是屬於國民黨年輕世代的徐巧芯（理當關心公務機制的現代化），看似為政府人員行事立下高標，但就他們政壇風格而論，我們難道會樂見台灣的國家公務員會是一種柯文哲和徐巧芯的「合體」？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