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台灣發生強震後，中國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特別在美東同日（時差下，台灣已是4日）「代為」感謝國際社會對台灣地震的同情和關懷，由於這一「認知作戰」過於粗糙，除了台灣外交部予以譴責，連海外華人社群都忍不住加入嘲諷耿爽太自欺欺人。事實上，若非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Linda Thomas-Greenfield）先一步公開關切台灣震情，耿爽也無須被動回應。而比起耿爽的「越俎代庖」，格林菲爾的「主動」又更具意義。

照慣例，聯合國進入正式會議前，成員間會就當下某個國家正發生的重大事件（尤其突發災情）表達關心。當天安理會，格林菲爾即以「台灣地震」為簡短開場，就因為出現「台灣（Taiwan）」一字，耿爽才反射性立刻「接球」，儘管接球姿勢很差，但不接，他的官位恐怕不保。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官網隨後刊出格林菲爾談話全文，開頭亦一字不漏寫有：「請容許我向許多在台灣地震中受災的人們表示哀悼。」。同時，格林菲爾也透過社群媒體Ｘ（美國大使格林菲爾帳號）發文：「我的心與台灣人民及該地區所有受今天上午地震影響的人們同在。美國已隨時準備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

格林菲爾關切台灣地震「三部曲」──安理會發言（公開國際場合）、聯合國代表團網頁（官方文件）、社群Ｘ（個人表態），雖然都不是直接針對「耿爽代表台灣感謝國際」的行為，卻已明確傳達出美國在回應台灣震情上，其中並沒有半點中國角色。在聯合國如此敏感場域，加上駐聯合國大使之名，格林菲爾「觸怒」中國是必然的。

My thoughts are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all those in the region affected by this morning's devastating earthquake.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ready to provide any necessary assistance.

— Ambassador Linda Thomas-Greenfield (@USAmbUN) April 3, 2024

不過，今天之前，2021年格林菲爾因豐富外交經歷，被拜登任命為聯合國大使時，她遭共和黨最大的批評，就是她曾在2019年接受邀請至美國大學校園的孔子學院演講（且有收取演講費）。那段時間，早有歐美孔子學院陸續被發現和中國統戰部關係密切，甚而根本就是紅色中國意識文化輸出的重要一環，格林菲爾因為單純把孔子學院看成是在推廣中文和中國文化，被指「太過天真」而無法勝任駐聯合國大使。最後，她在提名聽證上，面對共和黨尖銳質問，終究坦言自己去孔子學院演講是個巨大的錯誤（huge mistake）。（孔子學院尤其美化了中國對藏人、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的鎮壓，和格林菲爾信仰的人權觀背道而馳）。格林菲爾自我修正了對中國的觀感，背後當然有「美國結構性厭中」已遠大於「民主黨結構性親中」的氣氛使然。

「民主黨結構性親中」的說法是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2021年接受福克斯新聞訪問時提到的。他所稱的「結構性」，主要指涉民主黨選舉長期仰賴美國大型科技公司捐款，而其公司獲利多來自中國。撇開克魯茲的論點，說「民主黨（選民）結構性親中」，或許也不無道理。3月18日，美國民調公司蓋洛普發布調查，顯示美國人仍將中國視為國家的頭號敵人，俄羅斯則位居第二。其中，把中國當成頭號敵人的比例為41%，排名第二的俄羅斯占了26%。不過，若進一步以黨派劃分，視中國為頭號敵人者，共和黨人有67%，民主黨人只有18%（視俄羅斯為頭號敵人，表現剛好倒過來，共和黨10%，民主黨48%）。

也就是說，在支持者結構上，民主黨人確實不若共和黨人那樣討厭中國。但何以自拜登到格林菲爾等民主黨檯面上人物，都會愈發表現出對中國的強硬態度。可見的原因，就在除了有67%共和黨人視中國為頭號敵人，另外亦有40%的獨立選民（中間選民）也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自2000年以來，同為蓋洛普民調，美國獨立選民的比例呈現了明顯增長趨勢（從35%增加到43%），促使獨立選民愈加鞏固了主導美國大選的群體地位，在民主黨選民、共和黨選民大致五五波情況下，「爭取獨立選民」當然就相當重要。前不久，拜登特別在所謂的搖擺州宣布將採取進一步措施，以阻止中國進口廉價電動車，道理就在這裡。

如今美國大選在即，縱然「民主黨（選民）結構性親中」，主事者卻也必然要回應「美國結構性厭中」，更何況，從諸多民調跡象可證，有為數不少獨立選民多是從民主黨「出走」的。至於美國大使在聯合國關切台灣，會比「耿爽代台灣感謝國際」更值得觀察，因為後者是不變的已知，前者則帶有不同的進展變化。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