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桑普《香港人》

桑普是我非常欣賞的香港評論人之一，與大部分香港評論人相比，他具有兩個卓爾不群的特質。首先，他非學文史出身，而是法學博士，評論非其主業，而是其「副業」。他沒有一般文士那種頭巾氣和腐儒氣，不會刻意炫燿文辭和典故。他不以文字謀生，故而能在寫作時保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既不用討好權貴，也不必諂媚媒體和大眾。在華人世界，即便是許多具備法律背景的評論人或人權活動者，也禁不住「文藝青年」的誘惑，好用大詞，好説大話，文勝於質，情蓋過理。桑普下筆卻有著西方法律人縝密的推理和邏輯，有一分證據，説一分話，有充足的史料，方下確鑿的結論。他的文字如同法庭上的辯詞，事實與雄辯並重，文采與學理兼具，層層推進，絲絲入扣，讓讀者為之心服口服。

其次，桑普成長和工作於「東方之珠」的香港，曾赴北京大學和台灣大學這兩所中國和台灣的最高學府求學，並娶了一位台灣女孩作太太。他在一家跨國公司法律事務部門工作，因工作關係常奔波於港、中、台及其他國家。他具有廣闊豐厚的國際視野，擁有在港、台、中三地完整而深切的生活經驗。他不受某地域或某族群的身份限制，更不受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等極端意識形態之蠱惑，有著「世界人」的格局和胸襟。他的文章被中國官媒遮罩，也被港臺某些所謂「主流媒體」拒之於門外，不可能像龍應臺那種投機取巧的文字，「同步」在中港臺甚至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中文媒體發表。但正因為其鮮明的自由主義立場和對專制極權的尖銳批判，桑普成為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公共知識分子和獨立知識分子。

桑普的這本新書《香港人》，不是一本專業的史學著作，而是一本寫給大眾尤其是高中生和大學生閱讀的、通俗化的香港文化史。何為香港？如何凸現香港之主體性？首先需要從文化上來對香港作出定義，正如桑普所説：「我是站在香港本土歷史與文化觀點來展開全書論述，破除對於中華天下大一統框架的膜拜與迷思。我是從「文化身份認同」、「族群身份認同」、「政治身份認同」這三個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的概念，通過文化與歷史敘述，作為全書論述的主要伏線。」換言之，香港之爲香港，非指地理意義上位於中國南方、空間窘迫、氣候濕熱的小島，而是指中西彙聚、有容乃大、在文化和制度上迥異於中國的、尚未完成的「城邦國」。在種族和血緣層面，香港人跟廣義的中國人確實有千絲萬縷的淵源，但香港人有權掙脫中國的奴役獲得自由與獨立，正如昔日美洲十三個殖民地居民雖大都是英國人的後裔，分享英國的語言、文化和歷史傳統，但他們依然要通過浴血奮戰取得獨立。

今日，面對中華帝國主義的魔爪，香港與台灣命運休慼與共。桑普在書中特別引用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在《餘生》一書中的一段話：「台灣跟美國一樣是個移民國家，台灣人就跟美國人一樣，並不是依據地緣或血緣而集結的人們，而是共生在民主、自由的理念下，構築多元開放社會，維持自由組織狀態的人群集合體。」同理，香港文化和香港人的核心或根基，就在於人權、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

香港左禍的前世今生

梳理香港的文化史，不能回避百年來共產專制的左派意識形態（當然包括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對香港的巨大戕害。一般人認為，紅禍赤魔肆虐香港，是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共取得香港之治權之後，中共全面輸出「中國模式」和「中國噩夢」；更聰明一些的人發現，可往前追溯，當年與文革「造反」浪潮相呼應的「六七」暴動，是一頁即將「被消失的歷史」，中共佈置在香港地下黨雖未能顛覆港英政府，卻由此登上歷史舞臺。然而，這兩種看法其實都是似是而非、不求甚解的。若只從「九七」或「六七」兩個歷史的轉折點審視「左派病灶」，無法讓香港從根子上擺脫左禍，正如庸醫未找到病人的病根，就急急忙忙開出藥方，該藥方當然不可能讓病人迅速痊癒。

瞎子摸象，摸不到大象的真貌。達芬奇作畫，先要研究解剖學才能畫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在本書中，桑普以孫悟空般的火眼金睛，看到一幅草蛇灰線般的歷史地圖：他如數家珍地描述了百年來左派邪惡思想如何侵入香港，如何控制人心，如何洗腦教育。

左派思想征服中國的人心，始於五四運動；左派思想征服香港的人心，同樣始於五四運動。當時，香港與中國雖是「兩國兩制」，在社會思潮上，香港卻無法避免與中國發生「共振」。桑普指出，五四運動之後，「在逐漸形成的「仇日敵人意識」格局下，混沌的「中華民族」意識、抽象的「中國人」觀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主張，在香港人腦海中朦朧浮現，甚至帶有更多若隱若現的激情。」五四的激進化思維方式，成為共產主義在中國激盪人心、席捲天下之前戲。而英國式的、溫吞水般的古典自由主義以及旅居香港的舊式文人的國粹鼓吹，無法與之抗衡。

然後，中國南方的左傾運動日漸升溫，中共成立、孫文爲一己私利投靠蘇俄、共產國際輸血給共產黨和國民黨兩個「伏地魔」，中國局勢的惡化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緊鄰赤化最嚴重的廣東，香港豈能置身事外？如桑普所論：「愛國思潮及民族大義的澎湃、虛相、實相、亢奮、苦頭，到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的省港大罷工（由受蘇聯共產國際控制的容共左派國民黨廣州政府策動），真正衝擊和撲向香港人。」中國近代史的直線墮落，香港無法獨善其身，如同泰坦尼克號的沉沒，遊弋在其旁邊的小小救生艇亦被捲入深淵。

歷史是一面鏡子，統治者可用它來完善愚民術和獨裁制，被統治者也可用它來打開枷鎖、奔向自由。桑普發現，在香港完成政治層面的獨立之前，必須經歷一次文藝復興與啓蒙運動，此前香港中學生發起反對「國民教育」運動，成功抗拒了港府的洗腦教育企圖，但真正優質的本土文化教育至今仍然闕如，桑普指出：「從博雜的香港本土歷史事實著手，參透背後的文化涵養和價值信念，是許多香港人尚未完成的啟蒙功課。小學不講，中學不教，大學荒廢，難矣哉。即使中學生必修通識，少數人選修中史，但卻根本沒有針對香港歷史及文化的專門學科，而且通識科也沒有提供比較完整的香港文化傳承教育。」這或許是關心香港文化和教育的有識之士下一步可以著力的地方。

斷然去中國化，加入「英語國家」

香港的未來在何方？首鼠兩端，於事無補，此時此刻，必須作出決斷：無論在制度上還是文化上，都要毫不猶豫、毫無依戀地去中國化，然後加入「英語國家」或「英語民族」之序列。

去中國化，就是去專制化、去野蠻化、去卑賤化、去醬缸、去奴性、去集體主義。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當年在台灣完成了該工程的一半，即遭到北京的大字報批判和飛彈恐嚇。台灣民主化已三十年，制度層面的民主和人權保障已實現，但文化層面的「儒表法裏」仍揮之不去。昔日追求民主、人權價值的民進黨在執政之後，若干官員開口閉口就是弟子規、師道尊嚴、君臣父子，可見文化上的去中國化尚且遙遙無期。台灣如此，香港就更為嚴重，西式高樓大廈林立卻流行風水術數，車水馬龍的天橋下卻有「打小人」的「讖緯服務」，教會學校的骨子裡卻是儒家倫理，自由經濟規則之下卻是私相授受的家族企業，這些情形並非體現香港具有「中西合璧」之悠長，而是香港需要剔除之「怪現狀」。

香港在表面上實現了西化和資本主義，在內裡卻尚未完成精神和價值的轉型。桑普指出：「整個華夏儒學的倫理觀、社會觀，以及所謂「天地君親師」等觀念，都跟西方「人性本罪、人權平等、普世價值、憲政民主」的想法格格不入。」換言之，中國文化和中國制度，與英美古典自由主義差距甚大，香港惟有大刀闊斧地去中國之毒素，方能展翅上騰、融入英美文明，追求光明美好的願景，用桑普的話來說就是：「衝破「論說和諧秩序的儒家外衣」，直搗「實行獨裁暴政的法家內核」。」然後，香港才能充滿自信地邁出第二步：「在獨立與黨治之間，必須作一個清晰的了斷。本土、民主、自治、獨立，需要時間烘焙，需要啟蒙民智，需要解除心魔，需要組織行動。」

香港經過英國一個多世紀的良好治理，成為東亞最亮麗的一顆明珠；經歷中國二十年的劣治而日漸蒙塵，卻仍有重新閃亮的希望，其希望就是加速實現英國化或英語國家化、英語民族化。英國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丘吉爾曾寫過洋洋灑灑百萬言的巨著《英語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他將説英語的群體命名爲享有共同價值或信仰的國家或民族，文化、價值和信仰超越血緣和種族。丘吉爾指出：「我之所以使用「英語民族」一詞，是因為沒有其他名詞可以用來介紹不列顛群島（the British Isles）的居民，以及由英格蘭（England）衍生出去，獲得語言及許多制度，現在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保存、孕育及發展的那些獨立國家。」丘吉爾進而強調説：「如果百事順遂，那麼英語民族也許能夠指引未來的方向；如果百事不吉，由於我們任何人都有力量，英語民族當然能夠自我防禦。」

在我看來（我也相信桑普也會贊同我的看法），香港的年輕一代與其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去學習中國史，不如認真閱讀丘吉爾的《英語民族史》；與其煞費苦心地創造出一個所謂的「香港民族」的集體認同，不如引領香港融入「英語民族」的壯闊海洋——「英語民族」比「英聯邦國家」這個鬆散的國際組織更具深刻的文化和制度內涵。丘吉爾對自己的這本書及其宣揚的價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戰的硝煙尚未散去，英國在耗盡資源、傷亡慘重，世界第一強國的地位不得不轉移到美國手上，但丘吉爾堅信，在文明的意義上，英美乃是父子繼承之關係，他在序言中指出：「如果過去需要這本書的話，那麼這項需求當然還沒有消逝。本世紀，大英帝國（the British Empire）第二次與美國並肩作戰，面對世人所知的、最大規模的戰爭兇險；由於大炮已停止發射，炸彈停止投擲轟炸，我們變得更加意識到，我們對於人類的共同職責。語言、法律，與我們所形成的生活秩序，已經為共同勾勒出的一致任務，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基礎。我認為在我開始寫作此書時，這種團結的力量可能影響到世人的命運，並且至為彰顯。」果然，此後的冷戰和反恐戰爭，以及接下來對抗中國模式的戰鬥，絕大多數英語國家都站在同一戰線，成為中流砥柱。

對於香港而言，雖然務實的英國人未能竭盡全力地保護香港免受中共的淩辱，但以英美爲代表的自由價值卻能爲香港提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可以抗拒中國式極權主義的「精氣神」。

香港人為什麼要紀念六四？

在本書中，作者也談到香港與六四的關係。正如我此前曾寫到的那樣，六四屠殺發生在北京，但持之以恆的大規模的紀念六四的活動卻發生在香港。那麽，香港人為什麼要紀念六四？在香港本土運動興起之際，發生在三十年前遙遠的北京的六四屠殺，跟香港的本土運動有何關聯？二零一七年，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發表聲明，表示不再參與紀念六四的活動，認為香港與六四並無血脈關係，香港應當優先矚目於自身的問題。此聲明在泛民陣營中引發軒然大波。

同樣支持香港獨立建國理念的桑普認為，紀念六四與本土、獨立並不矛盾，甚至可以相輔相成、齊頭並進。六四的鮮血讓大部分香港人徹底覺醒，這個殺人的政權連統治中國的合法性都不具備，哪有統治香港的合法性呢？在此意義上，六四是一味如黃連般的猛藥，與六四死難者及其家屬同哀哭之後，六四也融入香港當代的歷史文化和深層記憶。香港擁有全球惟一的一座以紀念六四爲主題的博物館，以及規模最為宏大的紀念六四的城市公共雕塑。這是香港的驕傲，而不是香港人的「多管閑事」。

當然，桑普並不像某些泛民前輩那樣居高臨下地批評香港的年輕人心胸狹窄、自私自利，他對香港的年輕人的選擇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他認為，如果前輩故步自封、泥古不化，就不可能號召年輕一代積極參加紀念六四的活動。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必須提煉出新的口號和理念吸引年輕人的參與。六四那一代中國青年，未能擺脫「愛國者」和「忠臣」的自我定位，比如在人民大會堂門口下跪呈送上書；中共卻連古代的皇帝也不如——古代的帝王至少不敢成批地殺害宣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儒生。六四那一代中國青年自有其不敢拋棄愛國主義的思想侷限，但紀念六四的新一代青年（包括香港青年）則可以超越前一代人而成為真正的自由人。

所以，桑普認為，支聯會必須與時俱進，正視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民心的轉變：「二零一三年支聯會悼念六四亡靈燭光晚會的口號原本是「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立即成為了眾矢之的。經歷了「反國教運動」洗禮的香港人，尤其年輕一代，對於「大中華文化」與「香港文化」的分野，體悟甚深。聽到有人還說「愛」那個「國」，深感這種態度就是正中中共獨裁政權的下懷，即使當時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士也表示略有同感。支聯會後來也有所反省，希望廣納不同意見，爭取六四晚會的綱領能夠突出彼此之間的最大公約數：結束一黨專政。」這是香港的泛民陣營必須作出的應變和提升，否則就會重蹈中國海外民運遭到西方主流社會和西方華人社會「雙重拋棄」的厄運。

需要改變的不僅是觀念，更包括具體的行動綱領。桑普直言不諱地指出，此前受大中華、大一統理念支配的支聯會乃至整個香港泛民陣營，需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效仿臺灣當年的黨外運動，全盤「在地化」：「徹底拋棄「愛國愛民」之類口號或字眼，改為強調「香港命運自主」和「抗拒赤禍亂港」，並把它們訂定為新增兩大綱領，肯定能夠重新上路」。惟有如此，泛民陣營才能擺脫「大中華膠」和「左膠」的標籤，與年輕一代產生休慼與共的精神共鳴；也惟有徹底根除歡天喜地地回歸中華帝國的虛榮心，香港人才能「因真理，得自由」。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