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與立法權如何互動？當雙方意見相左時要如何解決爭端？是所有比較政府學裡最核心的問題。關於這一點，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在本文第57條：「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行政院對於立法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不過，這個條文在後來修憲時被停止適用，取代《憲法》第57條的增修條文只允許兩院就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進行覆議攻防，立法院的「重大政策變更權」已經不見了。

這當然是修憲者故意為之，究其原因，是因為原中華民國《憲法》明顯傾向於內閣制，既是內閣制，內閣的權力來源泰半來自於立法權，所以必須盡其所能地向國會負責，立法院自然可以對行政院的所作所為，包含重大政策指指點點。但自從台灣引進總統直選機制後，行政權的正當性來自於民選總統的授權，憲體呈現雙元民主的樣態，在這狀況下，如果立法院還可以藉著「重大政策變更權」插手行政院大小事，反而紊亂了最基本的責任政治。

立法院院會日前通過決議凍漲電價，對此，經濟部表示，目前電價審議是依2015年立法院決議訂定電價公式，且後續已寫入法律，並依照電業法49條辦理；經濟部尊重國會的決議，但無論是經濟部或台電，都必須依法守法執行業務，遵守電價審議結果。國民黨對這個說法非常火大，宣稱未來不排除凍結經濟部除人事以外所有預算，還要修《電業法》第49條，以後漲電價要由立法院審核。

國民黨團的說法將衍生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行政院依法調整電價，立法院的決議若單純只是意見表達或建議案，或可敬表尊重；但若想以此拘束行政院，由於決議案位階低於法律案，政院當然得敬謝不敏。行政院只是依法行事，立法院根本無從置喙。

第二、國民黨團揚言要修改《電業法》，讓立法院掌握電價上漲的審核權，這當然是立法院的權力；只不過，電價上漲攸關國營事業的企業經營，立法院介入個別公司的經營手法，是否越俎代庖侵犯行政權核心？恐怕不言可喻。另一個簡單的道理是，若因為立法院不准行政院漲電價，導致台電公司體質進一步惡化，甚至搞垮了這家公司，屆時這筆帳算誰的？是民進黨政府要負責，還是國會最大黨團要負責？

第三、如果藍白黨團真的認為４月１日開始的電價上漲已經搞得「民不聊生」，必須跟這個議題與現政府一決輸贏，那也不是沒有辦法；可以把它視作行政院的重大政策爭議，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款第2項提出倒閣，讓選民裁決孰是孰非。這也是大法官釋字第520號解釋文所言：「……不信任案一旦通過，立法院可能遭受解散，則朝野黨派正可藉此改選機會，直接訴諸民意，此亦為代議民主制度下解決重大政治衝突習見之途徑。」

2013年馬英九執政時期，當時在野的民進黨團在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退回台電預算，要求重編不包括核四的預算書。當時的國民黨智庫重要學者周育仁就在國政基金會發表一篇〈立法院無權主動變更行政院重大決策〉，認為：「在權力分立原則下……立法院只有權透過倒閣讓堅持執行該政策之閣揆下台，無權主動決議要求行政院變更該重大政策。」相關論述與上述三點內容幾無二致；難不成，這憲法規定還會因國民黨在朝或在野而有不同的解釋？

如何解決行政立法的衝突？彼此該有的分際何在？早就寫在《憲法》增修條文上了，就連大法官也因為擔心外界看不懂而用釋憲文解釋給立委聽了。立法院不使用這些這些合法的工具手段，卻搞出一堆治絲益棼、徒勞無功的違憲法案，未來只會繼續害人害己。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