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仍被視為美國世代政治的重要分水嶺，因為那是近代以來，許多美國人第一次真正且充分意識到自己國家面臨了迫切的危機。當時有多少家長在看到新聞後，第一時間是馬上放下一切衝去學校接小孩（紐約之外亦然），「恐怖主義」突然間不再只是一個外交用詞，而是彼此生活中實際的威脅。

那麼，當年屬於千禧世代（約莫1980 出生的世代）最早期一代的「大學生」，又是怎麼反應？

就在美國911遇襲的一個月後，哈佛大學政治學院向全美青年進行一次民調，結果顯示，有79%的美國大學生支持對阿富汗進行空襲，68%支持出動地面部隊，有四分之三的大學生相信美軍絕大部分時間是在做正確的事，有92%的人認為自己是愛國的。如此輿論基礎，間接促成當年小布希政府中的鷹派占了上風，進而也讓美國出征阿富汗「師出有名」。

至於政治、心理學家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倘若如研究顯示：「一個人在 14到24歲間發生的政治事件，對塑造其一生的政治態度影響最大」，以及 「18歲時發生的政治事件，對一個人世界觀的影響是40歲遇到時的三倍」，則藉由911事件為例，或許也印證了「美國校園」和「美國外交／國防政策」的對應關係。

位於曼哈頓市中心的911事件紀念壁畫。（攝影：李濠仲）

回到當下，自去年10月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及隨後以色列在加薩持續發動攻擊，這場衝突不僅成了尖銳的全球事件，現在也是美國棘手的政治問題，它一面鼓動了激進主義和其他形式的公民參與，並可能在即將而來的美國大選中發揮作用。

根據皮耶研究中心於以哈戰爭後，今年4月初的調查，便呈現出了這番面貌：

30歲以下美國人中，有三分之二完全或大部分同情巴勒斯坦人民。只有 14% 的人表示他們完全或大部分同情以色列人民。

在65歲以上的人中，有47%的人表示他們完全或大部分同情以色列人民，而完全或大部分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僅僅只有 9%。

在這之前，皮耶研究中心曾在2022年針對美國人對以色列、巴勒斯坦態度進行調查，當時已有顯著的「世代差異」。即18到29歲受訪者中，有61%的人對巴勒斯坦人民持正面看法（對以色列持正面看法尚有56%），且是唯一對巴勒斯坦人好感度高於以色列人的族群。（30到49歲人中，有65%對以色列人民有好感；50到64歲的人中，有68%對以色列人民持正面態度；65歲以上，有78%對以色列人民持正面態度）。

如此一來，20餘年前後對照，我們是否發現了，「911事件時的大學生」（今天約莫40歲左右），和「以哈戰爭時的大學生」（今天約莫20歲上下）兩者的思維差異。20年前的大學生中不乏「美國外交鷹派」的支持者，20年後的大學生，則又有為數不少是站在美國外交鷹派的對立面。至於以哈戰爭下的Z世代，是如何形塑出對美國長期盟友以色列的負面態度，這也是美國人自己正藉由這次學校抗爭，想問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確實有輿論將美國年輕人愈來愈同情巴勒斯坦，部分歸因於社交媒體的使用習慣（尤其指向18到34歲美國人中，有超過五成人使用的TikTok），但即使社交媒體上確實存在親巴勒斯坦言論，但光是「短影音」的效用，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美國這次大學的抗爭風潮（TikTok演算法造成的政治效果學界繼續研究中）。此外，若稍事探究美國政界、學界近來提出的分析，倒是可見在「眾說紛紜」中，還是有幾個可見的交集。

其中一個是Covid-19大流行期間發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氛圍影響。不可否認，在這波校園抗議中，確實是有部分活動人士是把美國過去對有色人種的差別待遇，移作對比加薩走廊巴勒斯坦人的處境。（這部分另可參見本報：【現場直擊】哥大校園抗爭　有「後COVID-19」味道）。另一個是非操之在美國的「以色列政治」，尤其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濃郁的右翼政治手段，在美國年輕族群中相當不受喜愛，他對加薩的強勢軍力壓制，所造成的反感，甚而已遠超過「哈瑪斯的恐怖攻擊」，至令美國校園「反猶主義」高漲也在所不惜（這部分可參見本報：【現場直擊】紐大牆內　一場無涉「反戰」的「反猶」內爆）。第三則是屬於一種長期的內在變化，且讓美國年輕人對「拜登軍援以色列」產生相當的質疑。

就第三點看，它的成因其實又和911事件的後續具有相關連結。雖說當年有將近八成美國大學生，基於對國家安全的強烈不安，支持美國政府攻打阿富汗，但今天的美國大學生，卻只「見證」到了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中的後半圖像和後果。2021年，拜登宣布美國自阿富汗撤兵，儘管強調它標示著「美國武力改造他國時代的結束」，不過，如此結局，也等同於一併反映了「美國力量的局限性」。

如果說，911事件時的美國大學生，是成長於雷根時代開始的繁榮和和平，然後被911事件給驚醒，那麼，以哈戰爭下的美國大學生，就是成長於美國為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付出巨大血汗，且彷彿除了麻煩之外什麼也沒有得到的時期。這樣一來，再又一定程度影響了這一代美國人在外交和國防政策上，出現兩個特徵，一是「冷感」：2005年一份哈佛大學政治學院的調查，有43%受訪的美國青年將國防、外交問題視為個人最關心議題，到了2019年，認為國防、外交是個人首要關注議題的美國大學生，只剩下1%；二是在美國世界角色上的「退位」：在同為哈佛大學政治學院 2019 年的民調中，關於「過去十年美國的外交政策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利大於弊」一題，只有26%的大學生表示同意，而絕大多數的回答是「不確定」。

根據上述民調所產生的最嚴苛描述，或是「美國Z世代（也就是這波校園主要抗議者）的成長過程，剛好伴隨著美國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失敗」（關於「失敗」一詞，尚須連結美國「內政」為之定義，也許較精準）。這又解釋了為什麼相較於911時期，這一代的美國大學生，會更排斥美國對外軍事的參與，而傾向投入在氣候變遷、人道危機和經濟承諾此類「軟實力」議題。

美國政治上的世代分歧，並不是今天才有，就像黨派政治愈顯差異化一樣，也有繼續走向擴大的味道。當年911事件，引領了無數帶有反恐政治意識的青年步入政壇，不少還成為今天的決策中堅，如今，美國各大學「帳篷抗爭」雖已漸次平息，但近日在密西根大學畢業典禮上，仍有抗議者高舉巴勒斯坦國旗，當眾呼喊反對以色列的口號，而美國年輕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數十年歷史中，當下表現出大幅傾向支持巴勒斯坦的態度，雖然真正緣由還有待進一步回溯釐清，不過，放眼未來，基於政治心理推論，這波大學生的示威風潮，應該也已為我們對美國未來的外交（國防）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觀察視角。

以哈戰爭下的美國大學生，等於是成長於美國為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付出巨大血汗，且彷彿除了麻煩之外什麼也沒有得到的時期。（哥大校園外／攝影：李濠仲）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