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波親巴勒斯坦團體（包括學生和民間組織）帶動的校園抗議風潮下，美國媒體（右派）上曾一閃而過「反美世代」用詞，這當然是對「反以、親巴」學生的一種負面形容，認為他們在反以色列、反猶太復國主義之外，其行為表現，根本就是反警察、反政府、反美國的一代。

撇開新聞上藉「反美世代」用語所做出的貶抑，若從美國世代差別出發，將這一尖銳詞彙轉作「反美（傳統）世代」角度觀察，或許另有意義。

截至目前為止，無論左、右派媒體和多個民調機構呈現的畫面，很清楚，當下美國18到29歲年輕人（也被稱為Z世代），正是對拜登處理加薩衝突批評最大聲，同時也是最同情巴勒斯坦的族群。而也因為這段時間出現了全美各大學的「反以、親巴」抗議活動，再給了美國社會一個內省世代價值異同的機會，並據此推論美國未來可能怎麼走。

以近來時興的世代區隔法，美國年齡（出生）組成結構，一樣大致可劃分出沉默世代（1928~1945）、嬰兒潮世代（1946~1964）、X世代（1965~1980）、千禧世代（1981~1996）和Z世代（1997~2012）。去年9月，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曾發布一項調查報告，便明顯比對出了世代間，關於美國在世界角色的態度變化。

表徵之一，包括沉默世代、嬰兒潮世代和X世代，至今仍普遍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而大多數千禧世代和Z世代則認為美國並不比其他國家更偉大。

從這一態度，再又帶出了世代間對「美國例外論」的不同認知。如沉默世代、嬰兒潮世代和X世代多數仍相信美國的價值觀、政治制度和歷史發展優於其他國家（尤其在道德上）。過去數十年間，正是相信「美國例外論」的幾代人，促成了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發揮積極作用，包括主導國際外交，以及支持美國對外的軍事干預，並且促進推廣美式的民主、人權和自由觀，「美國例外論」幾乎就是這幾代人的政治社會化核心。

不過，對大多數認為美國並不比其他國家偉大的千禧世代（59%）和Z世代（65%）來說，當然也就不那麼相信有「美國例外論」這回事。在他們眼中，也許歐盟在處理國際事務上，責任感和能力並不亞於美國。如此，再往下推，當千禧世代和Z世代絕大多數不相信美國的優越性時，他們當然就不若上一代人那樣堅信美國應該在國際秩序上扮演高度主導地位。

於是我們看到了，在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問卷中，關於「你認為我們（美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或不參與國際事務對國家的未來最好」一題，回答應該積極參與的千禧世代和Z世代皆為50%，數字上看起來雖然還有一半比例，但對照沉默世代的75%、嬰兒潮世代的67%和Ｘ世代的54%，便又低了許多。這也使得近十年平均值最高峰的70%（2018年），驟降為如今的57%。

此外，在是否支持美國於海外其他國家建置長期軍事基地，以及是否支持派出美國軍隊去保衛盟友等題，千禧世代和Z世代也是專門「拉低平均值」的族群，他們同時也是認為維持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付出成本大於獲得利益」的唯二世代。

在一貫的態度下，被問及「美國與以下國家加強安全關係，是更強化還是削弱美國的國家安全」，針對幾個特定國家（日本、德國、韓國、台灣、以色列、墨西哥、烏克蘭、沙烏地阿拉伯），儘管千禧世代和Z世代回答「更強化」的比例並不算低，卻也仍落後他們上個世代約莫10個百分點。（針對加強和台灣的關係，千禧世代認為會更強化美國國家安全者，有61%，Z世代為64%。沉默世代、嬰兒潮世代和X世代分別為77%、67%和 65%）。

同上一題，在問及和以色列加強關係，是否會更強化美國安全時，千禧世代和Z世代態度又更不積極了（分別為57%、55%／沉默世代78%、嬰兒潮世代67%、X世代68%）。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這份報告是去年9月間的調查，於是乎，今年春天的美國校園抗議風潮，有不少關鍵現象，等於印證了去年秋天這份報告的內容。尤其針對以色列部分。

最後，報告給出了這樣的結論：年長的美國人可能因為曾歷經二戰和冷戰，而對美國所持立場感到自豪，這有助他們更支持美國的全球參與、海外軍事行動和保衛盟國，但年輕一代美國人對美國的全球參與則較缺乏信心，並且在如何參與國際事務上顯得更為挑剔，比起祖父母、父母輩，對美國的海外軍事行動支持皆低得多，原因可能是不願因此讓自己的生活水準、環境付出昂貴代價。數據且表明，當這一代年輕人未來進入政府決策崗位，他們更可能推動美國外交政策非軍事化，以及轉而更仰賴外交協作的方式和世界接觸。

在這波校園抗議中，關切加薩衝突對美國政局的影響之外，藉此理解所謂的「反美（傳統）世代」，也是有必要的。

【延伸閱讀】李濠仲專欄：校園抗議後的「下一代美國政客」會是怎樣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