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美國總統投票日剩六個月，就民調機構FiveThirtyEight呈現的趨勢，拜登正「持續穩定落後」給川普，雖然尚在誤差值內，但回溯2020年同期、同機構數字表現，拜登那段時間則是以超過誤差範圍，一路保持領先。如今，對拜登來說，能否在11月之前的有限時間內，獲取選民足夠的信心以取得連任，將是嚴峻的挑戰。

其中的嚴峻，不只在時間緊迫，更在於一種「不利跡象」的成形。包括國務院前不久網站上發布一則公告，載明國務院阿拉伯語發言人（兼杜拜區媒體中心副主任）拉里特 （Hala Rharrit）的任期已於4月24日結束。拉里特有18年職業外交官經驗，就她自己的說法，正是拜登政府對以哈戰爭不當的政策，促成自己辭職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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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以哈戰爭爆發，國務院國會和公共事務主任（軍事）保羅（Josh Paul）是第一個以反對美國向以色列軍援為由辭職的外交官。今年3月，負責近東事務的外交官謝萊恩（Annelle Sheline）也為同樣的原因自請離開國務院。到了拉里特已是第三位。那麼，這算不算是「反對拜登」的外交官連鎖效應？

很明顯，這三位美國外交官所著眼，皆認為拜登對以色列軍事上的支持，無疑將加深加薩地區的平民傷亡，並讓當地的饑荒、難民問題更加惡化，有違美國外交上人道主義的精神和原則。這段時間以來，原本親拜登，左派色彩濃厚的美國媒體早把拜登批評的體無完膚，三名外交官相繼請辭，對現任政府自然只有雪上加霜。

但同一時間，那些在社群媒體、自媒體（左翼）上無畏「仿哈瑪斯」政治宣傳，以及高調應和反猶太的「河流到海洋」口號，其實也讓美國另一方的民眾相當反感，甚至稱其為「哈馬斯的有用白痴」。在《經濟學人》/YouGov合作的民調中，顯現有半數美國人並不支持前段時間的「美國校園親巴勒斯坦」運動，即暴露了當中的反彈。

而這正是問題所在。美國民眾對以哈戰爭的關切視角，無疑也為拜登的外交政策造成兩難，並為民主黨帶來意見分裂，像是針對校園抗議，共和黨支持者幾乎是一面倒反對，民主黨卻呈現了4：3（贊成、反對）兩派意見，任何內部矛盾，面對總統大選都是不利因素。

這段時間，過去支持拜登的媒體、評論者，也紛紛對拜登有了嚴苛的批評，但批評的方向卻又不盡相同。如「巴勒斯坦同情者」（包括上述三位請辭外交官）批評拜登助長了加薩人道危機；另外，《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費里曼也罵拜登，理由則是拜登嚴重低估納坦雅胡對以色列、美國和世界造成的關系裂痕；「左派」媒體更是焦慮到把眼前川普可能再次執政的氛圍，直接怪罪拜登本次中東政策的失敗。

可以理解，正是選舉迫在眉睫，加薩問題才會進一步成為拜登的棘手課題。那麼，我們或許可問，「2024年的以哈戰爭」會是「2020的Covid-19」嗎？

上次美國大選，幾乎是籠罩在Covid-19大流行下進行。面對突如其來的大疫，確實打亂了川普的競選節奏，且就如同拜登在面對以哈戰爭同樣的情境，當時不管防疫政策是什麼，也都出現兩極反應。從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封城」、要不要隔離，甚至到要不要施打疫苗，整個社會幾乎莫衷一是。如果今天有人批評「連民主黨人也不明白拜登的以色列武器政策是什麼」，當初就是「連共和黨人也不明白川普的Covid-19政策是什麼」。

而無論「2020的Covid-19」或「2024年的以哈戰爭」，皆有媒體提到，儘管檯面上看似熱議，但民眾最關切的仍是經濟。但「2020的Covid-19」還是傷及了川普，關鍵自然不在當時不斷攀升的染疫傷亡數，而是一場席捲全美的病毒大流行，不只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互動，它還重創了美國經濟。所以到頭來，川普還是敗在「經濟」。

拜登眼前民調落後川普，除了加薩政策，重點應該還是在當最新的就業報告低於預期、消費者信心指數沒有上升（還連續三個月下降）、民眾對通膨危機感到悲觀（明年預期通膨率達到五個月來新高），拜登的民調怎麼可能拉得起來。日前《紐約時報》所做，關於拜登在六個搖擺州輸掉五個的民調，其中便有超過50%的選民將國家經濟評價為「差」。

欲求連任者，最有效利器就是一系列令人鼓舞的經濟數據，這即是拜登眼前所欠缺的，而「橫空爆發」的「以哈戰爭」雖然和2020的Covid-19性質不同，但前者所導致民主黨內部（包括支持者）的糾結，此時此刻，卻不能說已大幅壓縮拜登進取經濟議題的空間。在這發展下，民主黨人原本有意將這次大選設定為對川普的再一次公投，但對大多數選民來說，它已更傾向是對現任總統，也就是拜登的連任公投，其處境，似乎就如同2020年遇上Covid-19的川普一樣。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