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六四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去世，大學校園開始出現悼胡的大小字報。17日，中國政法大學約數百名學生率先遊行到天安門廣場，稍晚北京大學等高校約數千名學生，也從校園前往廣場。在上海、湘潭、西安，學生也走出校園，遊行到政府機關抗議。在各地的大小字報和遊行口號中，除了悼胡的內容外，也出現了一些更政治性的措詞，如「打倒腐敗政府」、「反對專制」、「反對獨裁」、「要民主」、「要自由」、「四項原則是禍國之源」、「鄧小平下台」等。由北大歷史系學生王丹所擬、18日遞交給人大常委會的請願書，則提出了7項要求：

一、正確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胡耀邦提出「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運動，為在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三、修改憲法，取消「反革命罪」；四、允許民主辦報辦刊，新聞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六、保證人民生活水準穩定提高；七，正確評價這次悼念活動，公布學生的要求。

18日傍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劉延東和幾位全國人大代表，接見了王丹等學生代表，並收下請願書。

22日胡耀邦追悼大會結束後，趙紫陽按既定行程出訪北韓。孰料就在趙出發之後，李鵬在24日主持政治局會議，把學運「定性」為「一場有計畫、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25日上午，鄧小平在自家召見楊尚昆和李鵬，說了一席很重的話：

這不是一般的學潮，是一場動亂。就是要旗幟鮮明，措施得力，反對和制止這一場動亂。……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使國家和民族喪失前途。……「四個堅持」中有一個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手段要用起來。……要發一篇有分量的社論。這還不夠，還要抓緊立法。準備迎接一場全國性的鬥爭，堅決把動亂壓下去。

此與鄧在1986年12月30日關於「專政手段」和「流血事件」的談話，幾乎如出一轍。顯而易見，鄧已經動了殺機，不排除要開殺戒。

以鄧小平的談話為據，《人民日報》在26日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新華社並發出通稿，在全國所有報紙的頭版頭條刊出。該社論聲稱：

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在「四二六社論」發布的前夕，天安門學潮的規模約成長到數萬名學生，還不算大。學潮之所以升級，後來之所以出現百萬市民上街聲援學生、進而主動圍堵進京部隊的場景，其最大「責任」無疑落在鄧小平的身上。在中共語境下，一旦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就是沒有妥協餘地的「敵我矛盾」，就是要被打倒、被「專政」的對象。學生之所以再三要求政府撤回「動亂」定性，要求政府承認這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與此息息相關。由於「動亂」之說源自於鄧小平，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就不是趙紫陽能獨自決定的。雖然趙後來嘗試勸退學生，並保證不秋後算帳，但只要「動亂」定性不變，「清算」正是其題中之意。

 「四二六社論」未能嚇阻成功，反倒激起北京數十所高校學生的「四二七大遊行」。據估至少有超過10萬名學生參與（也有20萬或50萬之說），且有不計其數（上達百萬）的市民群眾開道、在道路兩旁助威。這是北京市民態度轉變的關鍵時刻，不可能不讓鄧小平感到震驚。

5月13日，學生絕食團進入天安門廣場，口號是：「不是動亂，立即平反！馬上對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世界輿論，請支援我們！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援我們！」6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17日和18日，北京市民發起聲援學生的示威遊行，人數據估在百萬人以上（也有數百萬之說）。其參與者來自各行各業，有普通市民、工人、機關職員、黨員、基層幹部、軍警等，不一而足。5月19日宣布戒嚴後，北京市民又傾巢而出，開始築路障以阻止軍隊進城。楊繼繩指出：

鄧小平等本想利用軍隊來平息愈演愈烈的學潮，但事與願違，群眾不怕軍隊。沒有人組織，沒有人號召之下，豐台、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古城、清河等所有軍隊進城的路口都被群眾堵住，在各個路口都設有路障。作為路障的有公共汽車、有馬路上的鋼鐵隔欄、有木頭。在一些幹道上，馬路中間的鋼鐵隔欄被推成「之」字形，使整條馬路被封死。軍隊無法進城執行戒嚴任務。戒嚴令宣布不讓遊行，不讓集會，不讓演說。現在廣場上學生照樣集會，還有大量外地學生湧進北京。參加遊行的人比原來還多。演說者的言論愈來愈激烈。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面臨兩難選擇：軍隊不進城，取消戒嚴，黨和政府的威信掃地，反對政府的人也會得寸進尺；強行進城，勢必造成大規模流血。

6月3日傍晚，當局以北京已出現「反革命暴亂」為由，命令戒嚴部隊在隔天黎明以前完成清場。

楊繼繩所謂的「兩難選擇」，主要是鄧小平和李鵬造成的。「四二六社論」無助於和緩局勢，反倒激化了衝突――這是第一個失算。下達戒嚴令時，未料到北京市民竟會冒死抵抗――這是第二個失算。在連續兩次誤判了以後，看似只剩下「硬幹或撤退」的選擇。

但即使要清場，開槍殺人也絕不是唯一選項。說到底，中共戒嚴部隊並不是非用AK47不可。這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政治「選擇」――儘管其幕後細節至今仍未水落石出。錢理群指出：

鄧小平在黨內元老支持下，為維護毛澤東留下的「一黨專政」遺產，不惜在首都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工人、市民開槍――這是毛澤東都不敢採取的極端手段，他在文革中就說過：「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所謂「鄧小平路線」

  鄧小平對六四鎮壓的「定調」是：這是捍衛共產黨領導的必要之舉，完全無錯之有。之所以出現「動亂」，並不是因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錯了，而是因為「四個堅持」未得到貫徹，遂讓「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有可趁之機。

6月9日，鄧向戒嚴部隊的高幹表示：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是多麼兇殘，對他們，連百分之一的原諒都不應有。

關於「四個堅持」：

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我最近總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汙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教育和思想工作太差。

6月16日，「平息暴亂抓到底。這是個好機會，一下子就把全國的非法組織取締了，這實在是好事情」。10月31日，「以後遇到動亂的事，我們還要戒嚴」。

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什麼事也幹不成。穩定壓倒一切。

12月1日，「這次動亂使我們更加認識到穩定的重要性」，「今後如有需要，動亂因素一出現，我們就採取嚴厲手段盡快加以消除」。

鄧小平在六四事件後的諸多談話，蘊含著解讀「六四體制」的豐富線索。以下所概括的，只是其中的若干要點。

第一，鄧一以貫之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例如，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他露骨地表示「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姓資姓社，主要看「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深圳，既然公有制是主體，三資企業沒什麼好怕的。

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針對左，鄧強調改革開放應該「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關於1991年8月19日蘇共保守派的流產政變，鄧在幾天後的祝壽會上表示：「中國還沒有能力去管人家的事情，即使有能力也不能管」；「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走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這個特色的關鍵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面對蘇聯解體，中共應「冷靜觀察，穩住陣腳，韜光養晦，絕不當頭」。

第二，鄧在反覆強調經濟發展、經濟增速（所謂「發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性時，再三重申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變」。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20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20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後果極其嚴重。……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外，「和平演變」一詞也多次出現在鄧的六四後談話，包括前引的南巡講話。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第七號文件，稱「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透過支持、煽動中國國內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欲「和平演變」掉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實際上，這就是鄧小平本人的見解。

第三，儘管鄧小平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情有獨鍾，但這個提法是有誤導性的。把「經濟建設」說成是「中心」，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經濟建設」的必經之途，難免給人一種印象，即鄧小平是一位相對純粹的經濟發展主義者、國家發展主義者。但進一步看，以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實現富國強兵，藉此確保、鞏固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於不墜，才是他的真實立場。換言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才是鄧小平路線的「體」。鄧和陳雲等老幹部之間的經濟思想差異，主要是對「用」的想法不同。在「體」的問題上，鄧始終是一位毛派。但在「用」的層次上，他堅持市場化導向的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因為在他看來，唯有如此才能為一黨專政續命。關於此，最精采的詮釋來自於錢理群：

在鄧小平這裡，「四項基本原則」實質上是「體」、是根本的；而「改革開放」實質上是「用」，是服務、服從於前者的。當兩者間出現強烈緊張時，其真正的「中心」便會清楚顯現出來，這就是維護黨的絕對權力。其所以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因為只有生產力發展了、人民收入增加了，才能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獲得統治的合法性。

第四，鄧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汙染」和「反和平演變」框限在意識型態領域，拒絕將其延伸到經濟領域。「四個堅持」應「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即加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但千萬不能把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關聯到資產階級自由化、走資本主義道路、西方精神汙染、和平演變等。誰要是聲稱「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汙染」和「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誰就是犯了「左」的錯誤。

前文指出，1983年的清汙運動被鄧小平叫停，是因為胡趙告訴他，若再繼續（讓頑固派、左派）擴大清汙，就會波及經濟改革。可以說，這一直是鄧的某種「停損點」，也是他跟陳雲等頑固派的基本分歧。在政治上，鄧和頑固派一樣，都堅決捍衛共產黨的領導，都堅拒政治自由化。但鄧為了搞活經濟，為了推進市場化導向的經濟改革，反對把意識型態鬥爭擴及經濟領域。

第五，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及其帶頭者，專政手段不可或缺，「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

這本是鄧小平的一貫主張。但在六四鎮壓後的肅殺氛圍下，他公開（在南巡講話中）從敵我矛盾、從「無產階級專政」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繼續說要「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起到了強烈得多的震攝作用、恫嚇作用。

第六，反腐是重中之重。要「嚴厲打擊經濟犯罪」，要「抓緊懲治腐敗」，要「搞廉潔政治」。懲治腐敗，「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而且「不是搞一天兩天、一月兩月，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但這依然是一種運動式反腐（而不是制度性反腐），其手段不外乎是週期性的嚴打、抓大小老虎等。

第七，鳥籠式的「政治體制改革」被打入冷宮，幾乎只剩下「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一條。鄧在六四後強調，「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個穩定的環境」。

〔美國〕說我們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這不對。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話雖如此，鄧不再提十三大報告中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或更確切地說，他似乎只關心廢除終身制和建立退休制度。1980年8月「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及1986年9月「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等說法，已被拋在腦後。

第八，提出所謂的「核心」論，把江澤民確立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1989年9月，鄧「一退到底」，並提出十四大起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也就是要求其他元老跟他一起退休。這有助於強化「江核心」的權威，讓江澤民更能放手去幹。但當然，鄧希望的是江放膽去推動經濟改革。當他懷疑江的改革意志不堅定時，他（在南巡講話中）揚言誰不改革「誰就會被打倒」。這才又把「江核心」拉回了改革開放的軌道。

鄧小平曾在1980年8月公開質疑「第一書記」的集權。六四事件後，他則比以往都更強調「黨中央的權威必須加強」。他雖主張「要形成集體領導」，但更在意「這個集體要有個核心」。這就又回到了「第一書記」的高度集權（若非完全獨裁）。

那麼，鄧小平建立了可穩健運行的接班制度嗎？答案是否定的。握有黨政軍大權的「江核心」，「選擇」了尊重鄧小平的意志，讓被鄧隔代指定的胡錦濤大致順利地接了班。胡是一位相對弱勢的總書記，任期屆滿就全退。但在習的接班過程中，已出現若干波折。習之所以能夠迅速地集大權於一身，進而在2018年廢除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與鄧的「核心」論的內建弱點是有關的。「領導集體」對「核心」的制約，畢竟只是一種軟約束而非硬約束。一旦遇到野心旺盛的、想成為政治強人（甚至人類領袖）的接班人，此種軟約束就不難突破。

攻勢維穩主義

六四鎮壓，無疑是一場空前的、巨大的悲劇。

林根（Stein Ringen）貼切地指出，中國的1980年代「本是充滿了希望的年代」。但「在事件中被屠殺的，除了數目不詳的人之外，還有希望本身；一夜之間，希望被絕望和空蕩所替代」。

人民被告知，自由的生活是他們無權希望的一件事，是他們應該要忘記的一件事……對於樂觀的那一代，這是天崩地裂，也是當代中國的一個轉捩點。獨裁體制再次得到確立，而且中國人知道獨裁會持續下去。對於不想當烈士的任何人來說，一夜之間，唯一可行的現實就是苟安求全。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一直都在：虛無的物欲、道德的淪喪、玩世不恭、不痛不癢、認同混亂，在今天的中國文化及社會生活中氾濫成災。

從六四鎮壓分娩而出的「六四體制」，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的確如他所期望，迅速增強了中國的「綜合國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這種政治鐵腕下的經濟發展、富國強兵道路，正因其近乎於絕對的政治壟斷，正因其全力壓制人民參政議政的權利，正因其以黨權、以國權完全壓倒了民權，幾乎內建了體制性的腐敗、「權貴資本主義」的暴走，以及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連同極端的貧富兩極分化。

六四鎮壓，亦是中共「攻勢維穩主義」的濫觴和基石。

對「穩定」的強調，並非始於六四。穩定，毋寧是鄧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提出「四個堅持」的題中之意。但正如鄧自己所說，「四個堅持」在六四以前並未充分貫徹。此前的三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主要是懲罰那些已經冒出頭來的、特定的自由化分子。在1980年代「解放思想」的大氛圍下，再加上胡趙的保護作用，「自由化」思潮仍有一定的活動空間。相對於今日的習近平統治，那甚至是頗大的空間。

六四是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六四以前那種比較被動的、守勢的穩定主義，鄧小平認為是不足的。他在六四後說，要貫徹「四個堅持」，得從「教育」抓起，必須進一步強化對「娃娃」的思想政治工作。被鄧確立為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江澤民，則從鄧的權威性談話中，歸結出一種以「防止和平演變」（鄧本人的說法）為重心的、更積極進取的穩定方針――所謂「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六四鎮壓，帶動了「思政工作」的進一步升級，這包括「愛國主義教育」和「國恥教育」的展開。既有天主教教宗支持團結工聯的前車之鑑，宗教團體的管控也刻不容緩。為了防止中國被宗教勢力和平演變，江澤民啟動了預防性的措施，起初是針對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雖然他沒有預料到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的上訪事件，但秋後算帳極其嚴厲。習近平則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2015年7月9日起對人權律師的大規模逮捕中，把曾經替法輪功學員辯護的律師一網打盡。

在胡溫時期，隨著市場化經濟改革的繼續推進，社會經濟生活中的自由空間有所增加。這反映在半自由化媒體（如南方報系）、互聯網公知、NGO和維權運動的興起。從某個角度看，這是鄧小平拒絕把意識型態鬥爭擴及經濟領域的某種後果。正如同鄧小平在1983年沒有把「清除精神汙染」貫徹到底，無論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都還沒有（或還來不及）完全堵死在灰色地帶成長起來的「準自由化」意識、言論和相關活動。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想這麼幹。在胡溫時期，尤其胡溫後期，隨著中共財政能力的上升，由政法委主導的維穩體系更上層樓，維穩經費也急遽攀升。《死磕正義：709案和中國的人權政治》的作者白信指出：胡錦濤和周永康在「維穩」之外，還「提出了『社會管理創新』，開始探索以社區網格化為社會控制、以撲滅公民社會為目標的所謂治理模式創新，即動員政府和社會部門、向政法系統大量投入資源、加強社會控制，例如從2004年開始試驗城市網格化治理模式」。在胡溫後期，「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發，茉莉花革命樣式的和平演變開始成為中共政權最顧慮的事。如胡錦濤2011年2月19日在中共黨校的講話所示，顏色革命以及公民社會成為中共在蘇聯崩潰後新的噩夢，防範互聯網和公民社會革命也成為中共最大的擔心」。

2013年5月，習近平才上任半年左右，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不公開的內部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型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即所謂的「七不講」政策。「七不講」是指：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共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此後，還又加上了憲政不要講。回頭來看，這是習近平把「攻勢維穩主義」進一步升級，邁向中國特色歐威爾式國家安全和社會控制的第一步。

晚近，有不少論者聲稱習近平背棄了鄧小平的改開路線，並把「習近平會不會、能不能重回改革開放？」當作一種批評習的談資。對此，筆者並非沒有同情的理解。筆者在1993年去上海旅遊時，曾花了100美金住在外灘的和平飯店一晚。那個床似乎是民國時代留下的，中間突出，兩邊向下凹陷，一不小心就會滾下去。要是你全盤否定鄧小平的改開路線，你是不是也得否定和平飯店的改頭換面？這是不少人的疑問。影響所至，認為鄧小平即使血腥鎮壓了八九民運，但仍功大於過的人，至今為數甚多。筆者雖不同意這個立場，但可以理解人們對改善經濟生活的渴望。

習近平以「亮劍」和「戰狼外交」敗壞了鄧小平積極經營的中美友好、中日友好，並以上海封城式的大白暴政，虐待、恐嚇了所有「屁民」，還連帶地「消殺」不少毛小孩。這顯然偏離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鄧路線，且已經、正在付出高昂的經濟代價。無論鄧小平如何高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變」的大旗，他拒絕把意識型態鬥爭引入經濟領域。他不做帝王夢、拒斥個人崇拜，這從今日低得可憐的政治道德標準來說，或也稱得上是政治強人難能可貴的美德？

但在習鄧之間，並不是只有斷裂性，而是也有化不開的連續性。習近平時代的極度政治緊縮、精益求精的高科技社會監控，及其愈來愈倚重以恐懼（人民的自我審查、自我恐嚇）進行統治的治理創新，可能是鄧小平未曾預料到的。但不能不說，它正是奠基於六四鎮壓及其從出的攻勢維穩主義。因此，關鍵或不在於習近平要不要、會不會、能不能重返早就結束了的鄧小平路線，而是應當在批評習的同時，也要對鄧小平路線的根本局限性（尤其是它對一黨專政的頑固執著，對「民權主義」的不屑一顧等）進行更通盤的檢討。

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王超華曾說，「中國當代政治，建基於六四屠城」。六四鎮壓已屆35年，但至今像是夢魘一樣，糾纏著中國的統治者和統治階級，亦使中國人民至今難以擺脫「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的鄧小平魔咒。歸根究柢，只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夠的，而是終究得在政治上有所突破。其首當其衝的第一步，不外乎就是公民起而奪回免於恐懼的自由，起而奪回公民議政參政乃至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權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民主自由的未來，有賴於重振1989年天安門抗爭的精神」。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