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及民眾黨聯手提出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倘若通過，依法令執行公務之文官體制將備受威脅，從而嚴重影響事務官推行業務之穩定性與公正性。主要原因有：

一、公務人員本不應回應假設性的問題

「公務人員經國家任用後，即與國家發生公法上職務關係及忠誠義務，其職務之行使，涉及國家之公權力，不僅應遵守法令，更應積極考量國家整體利益，採取一切有利於國家之行為與決策，……。（參照司法院釋字第618號解釋理由書）」公務人員面對立法委員索取資料，或是答覆質詢內容，是依據「行使職務的事實資料」而來。若是公務人員為了一己之私，或是濫用權力，自然有違忠誠義務，於是無不力求謹慎小心；常見的外顯行為是，為了讓這些事實充分保存，通常藉由公文書留下行為軌跡，還有在回答民意代表的問題或要求時不過度推論，僅依據已知的事實答詢，也不會輕易承諾。

立法委員質詢的對象，就法條來看似乎僅有部會首長，但實際上包含各部會常務次長、司處長與業務負責人，這些受質詢對象都是經過國家考試及格任用的常任公務人員，而非隨政治進退的政務職人員。而且，憲法第67條規定：

「Ⅰ.立法院得設各種委員會。Ⅱ.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

可見，廣義來看，立法委員得以質詢的對象幾乎沒有範圍限制。

藍白版草案第25條部分條文：

「Ⅰ.質詢之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並不得反質詢。Ⅱ.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並經主席同意者外，不得拒絕答復、拒絕提供資料、隱匿資訊、虛偽答復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Ⅲ.被質詢人非經立法院院會或各委員會之同意，不得缺席。Ⅳ.被質詢人經主席依前項規定制止、命出席或要求答復卻仍違反者，由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出席委員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院會決議，處被質詢人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Ⅶ.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政府人員，由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出席委員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院會決議，移送彈劾或懲戒。Ⅸ.政府人員於立法院受質詢時，為虛偽陳述者，依法追訴其刑事責任。」

上述條文所稱的「隱匿資訊、虛偽答復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要件究竟為何？若沒有明確的判斷基礎，當立法委員拿著一張合照說：「這就是有貪污的證據，請說明！」又或者是把網路上農場文的內容做成質詢素材，痛斥部會官員；而當下公務人員基於謹慎，百口莫辯，是否也會被認定是隱匿資訊、虛偽答復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

如果，面對立法委員的質詢，公務人員表現與回應方式讓委員不滿意，將面對各種究責程序的負擔，試問，公務人員之職業尊嚴與身分保障何在？以後，立法院將代替各機關首長成為實際的指揮中樞，事務官的專業將被議事廳的現場音量消磨無幾，憲法第18條所保障的應考試服公職權利終至蕩然無存。

二、過度擴張立法院移送公務員懲戒之權力

現行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是否能對「有心說謊」的公務人員處罰，進而發揮打假揭弊的功能呢？答案是肯定的。現行法第8章，從第45條以下，賦予立法委員設置調閱委員會之權力；而且，第48條明文指出：

「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於立法院調閱文件時拒絕、拖延或隱匿不提供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將其移送監察院依法提出糾正、糾舉或彈劾。」也就是說，立法委員早就擁有對有心隱匿事證的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在院會決議後開啟追究責任之程序。

我國憲法第24條明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因此，公務員因違反應遵守之義務，應負「行政責任」。追究責任之作法包含懲戒途徑，須經監察院彈劾或行政機關移送懲戒法院審理。

「監察院認為公務員有第二條（違法失職或嚴重損害政府信譽行為）所定情事，應付懲戒者，應將彈劾案連同證據，移送懲戒法院審理。」（參照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

「各院、部、會首長，省、直轄市、縣（市）行政首長或其他相當之主管機關首長，認為所屬公務員有第二條所定情事者，應由其機關備文敘明事由，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但對於所屬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於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之公務員，得逕送懲戒法院審理。」（參照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第1項）

可知，公務人員之處罰，如移送懲戒，除了監察院主動調查彈劾外，通常是經由機關對個案再三斟酌後，蒐集證據移送懲戒法院與監察院，最後經過法學專業訓練的法官審理後作出判決。而目前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讓立法委員也能將公務人員移送懲戒，目的是警示行政機關，面對立法委員調查時不得因包庇下屬、迎合長官等陋習，而選擇刻意提供不實資料或不提供，已經是種強化立委職權以制衡行政機關的強硬手段。

質詢是為了釐清疑慮，不是為了冠人罪名；立法委員因對質詢的答覆不滿即可移送政府人員懲戒，恐將顯得既躁進又蠻橫。如真有疑慮，只需要進一步依現行法律規定開啟調查即可。

此外，公務員懲戒責任是專屬於公務員的責任，懲戒法第22條第1項規定：

「同一行為已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者，仍得予以懲戒。其同一行為不受刑罰或行政罰之處罰者，亦同。」

可以發現，倘若違失行為事由涉及刑事責任，或是有其他可以併用的行政處罰手段，不會因此而讓公務員免受懲戒處分；要處罰公務人員的方法太多，立法委員只要稍微熟悉制度，無須再巧立名目亦可達成監督與威嚇效果。

立法委員因對質詢的答覆不滿即可移送政府人員懲戒，恐將顯得既躁進又蠻橫。（攝影：王侑聖）

三、背棄權力分立與行政中立精神

民主政治的運作，除有代表衝勁、改變與回應民意的民選公職人員以外，尚須有經過國家考試檢驗，嫻熟行政事務且對國家社會忠誠之常任文官盡忠職守，執行政策；在雙方的互相尊重與合作之下，才能打造為民服務，屹立不搖的公共服務系統。政黨輪替時，政府之所以不會失去功能，正是因為有公務人員將政府治理任務一肩扛起的原因。

憲法第77條明文：「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又第90條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同意、彈劾、糾舉及審計權。」當立法委員的職權進一步擴張觸碰到司法與監察兩院的職權時，姑且不論是否合於權力分立以達致功能最適的行政法原則邏輯，回歸立法委員的工作任務負荷量來看，是否真的能夠包山包海？又要立法與審核預算，又要指揮行政機關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還要調查大小弊案，再將失職人員移送懲戒。試問，什麼都想做的立法院會是萬能國會，還是耗能國會？不但如此，業務擴張將影響人力需求，更無法迴避立法委員助理的待遇與勞動條件問題。

參照國家教育研究院辭庫資料，美國學者Abraham Kaplan曾提出7個政策規劃的參考原則：

1.公正無私原則（the principle of impartiality）：針對問題，不先入為主，不偏私。

2.個人受益原則（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利益落實到政策實施對象的個人身上。

3.最大利益原則（the maximum principle）：使社會上處最劣勢者獲最大利益。

4.分配原則（the distributive principle）：顧及廣大群眾，而非少數人。

5.連續原則（the principle of continuity）：有連續性，不與過去脫節太大。

6.自主原則（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民間能規劃者，由民間規劃。

7.緊急原則（the principle of urgency）：一有問題，應立即面對，避免問題惡化。

再試想，當面對各種治理的難題時，立法委員是否能完成上述政策規劃原則或提出執行方案，以中立態度，不維護自己的政治立場，或者不獨厚自己的政黨支持者？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立法委員的責任是做好政治工作，而非行政工作。過度干預行政事務的立法委員，不是在盡監督者的本分，而是在設法讓行政機關成為政治野心家的禁臠。

建議：重新細膩評估改革方案，不應以改革之名開立錯誤藥方

自在野黨強推國會改革法案以來，各方爭論不斷。支持方有人主張，相關法案內容過去執政黨於在野期間也推行過，現在提出執政黨若不支持，實在是可笑至極。但筆者並不能苟同此種論點，因為過去的藥方，不一定能治療現在的病症，現在的問題，也不一定與過去的問題相同；要駕馭快速變化的環境，需要的是靈活的思維。否則，自以為是藥到病除，卻可能是藥到命除。

Hayek有句名言：「通往地獄的路，都是由善意鋪成的。」

然而，執政者也應深思，為何有如此明顯問題的法案內容，仍可讓數不少的選民不假思索的支持？箇中原因，與政府機關近幾年來追求純然理性論證的「距離感」有關。執政者往往只強調數據結果，忽略行政運作過程中的重要故事，把光環送給政治人物，卻把悲傷留給執行任務的公務人員；人民不能充分理解政府大小事與成就，都少不了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協力，以及每個關鍵決定有多困難和不容易；加上對政府運作的相關法令依據極度陌生，各方訊息多元混亂動，不實訊息輕易流竄難以防堵，一旦情緒被挑起，動輒就把對生活的怨懟轉換為對政府的怨懟。上述現象除了讓立意良善的政策推動時莫名艱辛以外，更讓投機分子找到見縫插針的機會。因此，即便過去幾年來，台灣的經濟成長與韌性在國際間有目共睹，「不信任政府」的聲音卻還是此起彼落。

國會改革當然重要，但仍需再多花一點心力評估目前的草案內容造成的衝擊，應以強化人民對政府機關運作為目標，並避免傷及無辜。請在野黨委員們再多想想，當台灣面臨各種災害危機的時候，人民仍可以自在如常生活，政府機關沒有停擺的原因，正是因為有無數默默無名努力的公務人員負重前行；台灣的公務人員，需要的是被信任，不是被懷疑。而對文官制度的藐視與不信任，實質上比藐視國會罪更令人擔憂。

※作者曾任地方政府機關人事主任、公務團體NGO組織理事長，現為返觀台灣公共治理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