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唐納·川普因涉及支付13萬美元「封口費」事件，近日在紐約被判有罪。2016年，為了掩蓋性醜聞，川普的律師邁克爾·科恩（Michael Cohen）在大選前支付了這筆款項，以防選民得知成人片明星斯托米·丹尼爾斯（Stormy Daniels）聲稱與川普有過性關係的指控。川普被控34項一級偽造商業記錄罪，這在紐約是一項重罪，檢方的指控內容包括川普用以核銷科恩款項時的支票、發票和憑證涉嫌詐欺，並且還構成違反紐約選舉法的另一罪行。川普的律師辯稱川普支付的42萬美元是法律服務費用，並試圖削弱科恩的證詞，但陪審團最終認定川普被指控的34項罪名全部成立。

媒體的角色

川普的定罪事件，再次彰顯美國媒體在政治事件中的深度參與和分裂。美國媒體分為兩大陣營：自由派媒體和保守派媒體。自由派媒體如CNN、《紐約時報》和MSNBC，通常對川普持批評態度，強調其法律和道德問題，並探討其對美國民主制度的影響。立場近似美國自由派報紙英國《衛報》也參一腳，公開以社論抨擊川普是不適任下屆美國總統職務的罪犯。而美國保守派媒體如福斯新聞（Fox News）、同一個美國新聞網（OANN）與極限新聞台（Newsmax）則較同情川普，一面倒地反映川普支持者的觀點，認定這起司法控訴和判決是拜登政府對川普的政治迫害。

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導，川普的定罪象徵著美國前總統的恥辱。這一事件意味的是政治人物的道德和法律底線，並對美國的民主制度提出嚴峻挑戰。然而，值得深思的現象是川普支持者依舊不離不棄，對川普的擁護不僅沒有退潮，反而因為法律訴訟與判決而加強。對此，澳洲政治公關專家諾爾·特恩布林（Noel Turnbull）撰文指出：「川普或許不是『後真相時代』的始作俑者，但他是目前最大的受益者，並且很可能憑藉此優勢再次當選總統。」目前的民調顯示，拜登和川普的支持率幾乎持平，川普在全國選票中略佔優勢，並且在搖擺州如密歇根州領先。川普雖被視為瘋狂，拜登則被認為年老體衰且無能。值得注意的是，特恩布林指出，2020年上次大選時支持川普的年長選民中已經有大約10%的人離世，這一點算是對拜登有利。

政治極化現象

川普定罪事件揭示了美國政治極化的嚴重性。這種極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黨之間的對立加劇，二是公眾對立場的固化。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對立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導致政治運作陷入僵局。公眾對立場的固化則使得「國民與國民之間的對話」變得更加困難：支持川普的人認為他是反體制、反菁英與勇于挑戰既得利益與打破現狀的化身，反對他的人則認為他是威脅美國民主制度的頭號危險人物。

此外，川普的定罪也揭示了美國媒體環境的變化。根據《川普與媒體》（Trump and the Media）一書中的分析，媒體在川普現象中的角色複雜多樣。一方面，媒體的商業化驅動著對川普的報導，因為他的言行舉止能夠吸引高收視率和點擊率。另一方面，美國新聞媒體的分裂和對立使得公眾難以獲得客觀資訊，從而加劇美國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

在川普的政治生涯中，與主流優質媒體的對立一直是他的註冊商標。他經常批評主流媒體為「假新聞」（fake news），並指控其報導偏頗，旨在打擊他的政治形象。例如，在2017年1月21日，白宮新聞秘書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在首次正式簡報會上，指責媒體故意低估川普就職典禮的人數，並聲稱這是「有史以來最多人觀看的就職典禮」。兩天後，川普的競選策略師凱莉安妮·康威（Kellyanne Elizabeth Conway）在NBC的《會見媒體》（Meet the Press）節目中為斯派塞的言論辯護，稱他只是提供了「替代事實」（alternative facts）。

這種對媒體的敵對態度不僅僅是言辭上的攻擊，更影響了媒體的運作方式和報導內容。川普的言論和行為導致媒體更加注重對其言論的事實查核，以及有關川普執政時期諸多醜聞的調查報導。然而，這種情況也加劇了媒體的商業化和娛樂化趨勢。為了吸引觀眾的目光，媒體往往凸顯川普的爭議性言論和行為，從而忽略了對政策和實質問題的深入報導。

川普的崛起不僅反映了美國政治的變化，也揭示了媒體商業化對政治報導的深遠影響。根據《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估計，川普在初選期間獲得相當於20億美元的媒體免費曝光。到2016年全國大選結束時，甚至有媒體數據追蹤調查公司計算出川普受益於近50億美元的媒體免費廣告！川普是這種現象的最大受益者，但也顯示商業媒體在報導川普時較關注的是他帶來的流量和利潤，而非其政策內容和政治影響。

這種媒體商業化的結果之一是政治極化的加劇。學術研究顯示，媒體在報導政治新聞時的極端化表達和挑釁性言辭會吸引更多的觀眾和讀者，但同時也會加劇他們之間的分歧和對立。比方說，一些研究發現，川普的煽動性言論和行為在媒體上的廣泛報導，不僅引起強烈的社會反應與紛擾，還讓他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對立。

對台灣的啟示

川普八年前的崛起與近期發生的定罪事件，揭示了媒體和政治極化的深層問題。美國經驗對台灣具有相當重要的借鑒意義，因為台灣也同樣是公共媒體相對弱勢、商業媒體惡性競爭的市場結構。台灣應該從中汲取教訓，致力於保持媒體的客觀中立，提高公眾的媒體素養，並促進政治的理性對話。只有這樣，台灣才能在面對內外挑戰時，保持民主制度的穩定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美國的媒體分化和政治極化對台灣有著重要的警示意義。台灣雖然是廣受世人肯定的新興民主典範，但我們的政治社會也面臨著媒體難以平衡與公正報導，以及社會逐漸趨向政治極化的挑戰。不管是法案條文、議事攻防，不同顏色、不同政治光譜的政治人物及其支持者經常傾向於認定：「我們」全對，「他們」全錯。

川普持續地攪動美國與世界這件事也提醒著我們，媒體在現代社會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媒體的報導方式不僅影響著公眾認知，更深刻影響社會走向。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如何確保媒體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如何防止政治極化與社會零和式的對立，也同樣是我們在台灣必須面對和解決的迫切課題。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