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城35週年祭即將來臨。國際互聯網上（而不是中國國內互聯網内）撲面而來的各種信息讓人不忍直視卻又無可迴避。

1989年6月4日以來，每年這天或其前夕，天安門廣場都是我的誌哀之處。1990年，第一個週年祭時，工作單位的各級管理層都已經大換血，一眾二三十歲的平頭百姓，仍然在接受「清理清查」。我們幾人不管禁令，一身素服騎上自行車奔天安門，繞行廣場一圈。現在想來，我們除了一心寄託自己的哀悼、悲憤之思，抒發不甘、不服之情，潛意識下也有宣示重回街頭的意味，不然，為啥那麼在意要結隊騎行呢？回到那個「機關大院」時，我們昂首挺胸，誌哀之舉讓我們獲得了新的能量。

此後30多年，無論我們的命運以何種形式、何種程度被那場鎮壓所影響，即便我們陸續各奔一方、各有其志，難以再結伴前往，但我們都以不同方式，在那一天，不約而同地憑弔六四殤者，祭奠那場在制約中開始、在血泊中夭折的運動，重溫我們的共同記憶和共同承諾，強化因八九民運而加深的聯結。

21世紀，「胡溫時代」的某年六四，我和一位朋友同往天安門。1989年她尚未成年，已經在某省上大學，即使六四鎮壓後，即時在市民的支持已經再而衰、三而竭時，她也仍然和同伴們繼續上街、宣講。她畢業來到北京，我們因工作而結識。那天下午，我們參加一個活動，結束時不約而同地說想去天安門看看。廣場上和金水橋前人不多，氣氛平常中帶點緊繃。我們轉了一圈出來，誰都不想離開，便在街邊無言而坐。這時，一個拎著尼龍小購物袋的婦女，看上去非常平常而樸素，約莫四十歲多歲，貌似被警察隨機選中而截查身分證，結果沒有被獲准進入。看她在旁邊盤桓，我們尋機搭話，問為何不讓她進天安門。她淡然一笑，說還真不知道。而我也僅僅知道，那時流行一個說法，「天安門廣場上，三分之一是遊人，三分之一是法輪功（練習者）（伺機撒傳單或做別的言論表達），三分之一是便衣」。 騎車人經過廣場時，如果停留，警車促催繼續前行的喇叭就會響起；出租車經過時，司機要鎖緊車窗，以防乘客有不軌之舉。

習時代的六四，天安門廣場的戒備已經隨著技術的發展而更加森嚴。各個入口處都裝了安檢機，還要開包查看其中印有文字的紙張。有一年我進入時，忘了包裡有一篇分析毛澤東和文革的英文文章，那是我公交出行中的讀物。幸虧負責安檢的女警官只是瞟了一眼，沒有多問、也沒有沒收。2019年的六四，我最後一次去廣場。天安門城樓前，不時有人們在毛澤東巨幅畫像前留影，他們看似當年還沒有出生或最多只是小學生。我不禁想，互聯網防火牆內的人們，有多少人知道，1989年的此時發生過什麼、天安門見證了哪些、他們自己的世界又怎樣看似無關而其實被那場鎮壓所塑造？

偶爾在六四時「碰巧」去香港，參加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悼念。在那個特殊的「泡泡」裡，在自由地用語言、服飾直抒胸臆的人叢中，我既有解放的感覺，又心懷顧忌。既樂意被記者採訪、又要小心翼翼地掩飾身分，既期待將中國人的心聲傳出去，又要避免自己被「秋後算賬」。無論怎樣，每次去維園，我都會讓自己暢快地留淚，為六四亡靈、為天安門母親、為不忘六四心向未來的那些香港人、為我這樣不遠百里、千里來到這裡的中國人。每次在維園流淚之後，如同每年六四從天安門廣場歸來，誌哀都是我繼續西西弗斯勞動的一次補給站。

曾幾何時，維園燭光難再。「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打了不只對折。香港「回歸」不到25年，維園點燭一步步成為禁忌、成為犯罪。2020年的六四，以新冠疫情為由，警方首度禁止支聯會舉辦維園燭光晚會，但仍有大批市民進入圍封的六個足球場，點點燭光照亮了暗夜。2021年，「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首個六四祭日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社交媒體上發帖，表示6月4日晚上會「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點起燭光」。這則貼文導致她六四清晨在辦公室附近被捕，被指涉嫌宣傳或公告未經批准集結。警方下午更引用《公安條例》圍封維園足球場及草坪，甚至在多條通往港島區的隧道設路障，截查前往港島的車輛。然而，到了晚上，四面八方趕去維園的人們有人秉燭，更多人則是打開手機燈，繞場而行。三五成群的警察不時截查行人，並要求手機關燈。然而，人們或是在手機屏幕上展示點燃的蠟燭，或是繼續/再度打開手機燈。是夜，在香港的街頭、海邊，仍可以看見祭奠的電子蠟燭星星點點。這顯然是當局所不能容忍的。來自中國內地的研究生曾雨璇的經歷就是明證。她企圖在六四34週年時懸掛「國殤之柱「直幡，行動尚未開始就被捕，刑滿後被遣送內地、人間蒸發已經200多天。

牆內互聯網、社交平台，也曾經是人們用其他方式曲盡其意的祭奠地。例如用8、9、6、4朵不同顏色的花擺出圖案，或是在黑底上以成排的漢字模擬隻身擋坦克的著名照片。最近幾年，這類表達已經愈來愈少，互聯網空間的愈加逼仄，以及人們的自我審查愈加嚴重，進一步壓縮著所剩無幾的祭奠空間。

就在這令人窒息、令人絕望的局面下，希望的燭光點燃。2022年11月24日晚烏魯木齊導致多人死亡的大火，引發了上海、廣州、北京、成都，以及亞洲、歐洲、美洲多個城市的白紙抗議。女性和多元性別的聲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顯。2023年5月，台灣的政治工作者中爆發出性騷擾個案被以「大局」的名義壓制的案例，由此牽扯出#MeToo投訴八九學運領袖和來自中國的民主、人權運動活動家的新聞。當時正值六四前夕，被投訴的當事人和支持者們，都有以「大局論」和「陰謀論」作為擋箭牌。

而此前和此後披露出來的其他個案已經足夠讓人警醒，如89學運中天安門領袖對女性同伴的態度，有人1989年剛流亡到巴黎就發生性侵的傳聞，有人2015年在多宗性侵和性不當行為被揭發後短暫退隱但不久後又復出，乃至2024年初仍有八九民運人士渾然不覺自己的騷擾行為對當事人一再造成傷害。這些都讓簡體中文世界裡面越來越多的人，從近年來女權和多元性別平權持續高漲的環境中不斷成長，特別是經過了#MeToo運動的洗禮，他們已經能夠看到民主和人權不僅是制度、政治變革的訴求，同時也是社會變革的需要，並應體現在個人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的實踐中。「父權不死、極權不止」的口號、「無女權不民運」的呼聲，讓人看到，紀念六四的活動獲得了新的動力。

今天的年輕人在祭奠那場夭折的運動、在審視六四一代（那些曾經的年輕人）的貢獻和侷限、在擔起自己的使命、在思考民主和人權、在展望他們所要的未來時，已經邁出了超越前輩的步態。在女性的引領下，他們看到父權和極權同源同構、相輔相成，性別平等視角在過去的民主和人權運動中嚴重缺失，家庭暴力、約會暴力、性騷擾和性攻擊等性別暴力問題，並未被視為題中應有之一，而這個現狀必須改變。女性們已經在引領著人們開始撬動這個根深蒂固的現狀。固然阻力重重，祭奠六四的全新篇章已經破題。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儘管已經無法再去天安門廣場騎行，儘管已經無法再去維園秉燭，儘管牆內的互聯網更加令人窒息，2024，六四屠城35週年之際，我確信自己仍能找到地方點燃燭光——為死去的生命、夭折的運動誌哀，為不死的精神、全新的未來祈願。

※ 一瓦是筆名，中國女權倡議者和作家，目前旅居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