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社會，「三十五」是個別具意義的年數。許多「年齡線」畫在三十五歲。舉凡公務員和教師招考、企業招聘、高校青年項目等諸多領域，一旦超過三十五歲，機會往往也就隨之消散。「三十五」似乎武斷區隔了稚嫩與風霜。橫跨三十五年，免不了留下幾層「世代差異」。

也就是說，八九那年出生的嬰孩，今年在中國很多場景當中，已經不被視為一個具有「潛質」或者「可能性」的青年了。思想與職涯相當程度已經定了型。而所定的「型」，又來自三十五年來中國體制與社會的各種必然與偶然。其間長成青年與中年的中國人，相較於八九天安門廣場上及各地響應的年輕面孔，已是換了人間。

而在台灣，儘管「三十五歲年齡線」不那樣處處橫亙，但世代政治經驗、中國想像，以及對「八九」的關注，也都起了很大變化。集結喊話、隔海聲援中國社會運動的盛況，已經難以重現。然而，中國「政體轉型」的前景，與台灣的關聯未曾減弱。1980年代中國許多思想和行動遺緒，構成政體和平轉型的條件。三十五年來，這些條件逐漸潰散。但近年變局下的體制間隙，似乎可以察覺若干思維與行動的「新生」。這些思維與行動無意也無法「繼承」1980年代，未必使「和平轉型」的渺茫路徑更加具體，卻與台灣最有「理解和對話」的可能性。

一、體制：八九震盪之後

實際上，當年廣場內外的年輕面孔，在被捕或流亡之外，就有相當多數在驚詫中被震懾，起身輸誠或匍匐噤聲。魚貫轉而趕搭1990年代進一步經濟增長的班車。中共政權牢牢把控這種「績效合法性」。八九時已經或正在懂得世事的幾代人，彷彿帶著別無選擇的理所當然，成了敏銳追隨務實主義以自保生存的幾代人。錢理群所謂「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系統性增生，不只是在校園。

儘管一些人牢記1980年代的理想開放，甚至成為其後數十年不少「公民行動」背後的啟蒙能量，但見識過政權手段之狠辣，多少也更加明白，需要以什麼樣的務實手段策略來伸展理想。趙鼎新描述八九學運前夕那種略帶隨意的「自發性」(spontaneity)，在八九過後較為罕見。體制內的謹慎者寄望於「地方政府改革」、「治理創新」甚至「黨內民主」等折衷漸進手段。更積極者則不斷嘗試「擦邊球」、「高級黑」、「戴鎖鏈跳舞」， 進而「公民倡議」，試圖在紅線邊緣引起共鳴，推動改變。

在這種「少數人務實掩護緩行、更多人拋棄理想以圖自保」的舉國潮流中，中國的確維持了高速經濟增長，並試圖向全世界展現出融入市場秩序的和善之姿。不過，當巨獸面向世界秩序、但也間或擾動世界秩序之際，一種「支配遊戲規則」的快感，在「務實自保」兩三世代之後，帶來一種「已經站起來、富起來，還能強起來」的共同想像。「崛起」作為躬逢其盛的歷史必然，未必需要冠上「和平」二字。而崛起過程中種種社會代價，反覆被「發展」和「富強」的敘事碾壓。如果江、胡時期還看得到一些倡議「創新改革」的「擦邊球」，其中部分原因，也許是各求務實自保的新興社會階層，恰好碰上碎裂分化的集體領導權威，足以探得一點「自我表達」的餘地。

但事實上，在經濟增長激起的廣泛衝突下，當時政權已有意識地積極摸索和展開控制社會的手段。偶有的繽紛空間，只是摸索過程中的縫隙而已。社區網格化、輿情數據監測、抓捕維權和異議人士，在2000年代中後期都已經形成大軍壓境之勢。2017年蔡奇清理北京「低端人口」的許多作為，早在北京奧運之前的2007年，就可見於北京的都市計畫和人口調控方案。《零八憲章》使得劉曉波遭到重判，也是胡溫任內的事。只是在「治理技術」成熟的今日回頭看來，似乎都不再令人訝異。

二、社會：對經濟增長代價的解讀歧路

「崛起」的社會代價依然灼熱存在。中國許多群眾也深知：官方強調舉國政策方針，往往硬氣宣稱「我們不惜一切代價」，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從來不是「我們」，而是那個「代價」。2000年代後期的中國社會，看似又開始蠢蠢欲動。除了受到日益精進的「治理技術」抑制，這些暗潮面對經濟增長的諸多「社會代價」，主要有兩股截然不同的解讀路徑：一種解讀是「問題在於沒有政治改革。而『憲政民主』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另一種解讀是「問題在於經濟改革走得太遠，受了西方資本主義毒害，毛澤東路線才是正確方向。」

兩種世界觀分別自圓其說。前一種解讀路徑，的確承襲某些1980年代即有的改革思維。後一種解讀路徑看似匪夷所思、與「鄧小平路線」相背，卻是一股無比強大的漩渦。並在2000年代助長所謂「毛化」的社會基礎。 權力階層當中，因而有人發出無關痛癢的「文革遺毒猶在、悲劇可能重演」論調。但很容易看到，「毛化」解讀更便於納入中共既有理論體系和實踐方式。民氣可用，「唱紅打黑」則是直接有效的手段。相形之下，對於經濟增長代價的「憲政民主」解讀路徑，則徹底被否定、醜化。胡溫後期也就有了「五不搞」的說法。

雖然文革災禍曾經勉強促成了改革共識，但對於毛澤東時期的諸種「遺緒」，1980年代僅以「實事求是」的發展敘事稍加「封印」，從未真正解決。「不爭論」也使得對於毛時期和文革的反省，相當程度轉化為對於「異議」和「衝突」的排斥。尤其八九事件之後，1980年代各種「思想之光」悉數沉沒於這種恐懼當中，從而被有效肢解為務實主義的「自保」和「遮掩」，終於披上一件「和諧社會」的外衣。整個胡溫時期，儘管訴求「公民人權」的行動開始偶然浮現，但處於體制「治理技術」和「毛澤東意識形態」面向市場化社會「適應學習」的間隙，如果還留有什麼關於「理想」的議程，也已實質遠離了1980年代。個別知識份子在《零八憲章》的串連呼喊，試圖重啟1980年代的思維與行動，但再也喚不起廣泛的社會響應，迅速受到打壓清除。

尤有甚者，北非中東的「茉莉花運動」，以及伊拉克、敘利亞等國的政治轉型經驗，被中國官方論述反覆渲染。務實自保的多數中國民眾，以及對「西方民主」曾有過多天真幻想的不少知識分子，很快也就接受了「如果照搬憲政民主，中國會陷入分裂與動亂，無法解決當前迫切問題」的說詞。歷史遺緒的積重分化、國際局勢的變動，受到政權刻意而巧妙的操弄。

此外，八九以來海內外民主運動社群，行動固然受到嚴峻限制，但自身的確也存在品質良莠不齊、分歧爭議不斷的現象，缺乏從中國體制內、廣大社會群眾、甚至社群自身凝聚共識的條件。當中國內外社會思潮「對崛起的幻想」與「對社會代價的毛化解讀」合流，陳宜中所謂「反民權的國族主義」，終成為習近平上台之際的龐大資產。

三、治理技術與意識形態結合：「七條件」的潰散

陳宜中所指的「鄧小平路線」，先是收編了群眾「對異議的恐懼」和「穩定、秩序」的執念，竟從而助長群眾對經濟增長代價的「毛化」解讀，使「反腐鬥爭」及「反民權的國族敘事」成為習近平上台之際鞏固政權的「理性」方向。與此同步的是，「治理技術」已臻成熟。「網格化」、「輿情監測」、「楓橋經驗」、「脫貧攻堅」到「四個意識」，都指向一種官僚幹部充分掌握與整合資訊，「行政下沉」而能自我運轉、落實到最基層的嚴密指令控制體系。COVID-19封控防疫三年期間，這個體系性質展現得淋漓盡致。

當這個自上而下的嚴密體系逐漸成為一種社會事實，政權得以壟斷關於「穩定、秩序」的可能性，「群眾、民意」也經由「輿情回應」機制，被代換為有機集體的「人民」，成為強化中共權威的養分。在體系控制範圍之外的社會行動，幾乎全部可被視為「穩定、秩序」的威脅。藉此，政權得以壓制一切對於自身可能產生挑戰的意見、訴求、行動者。然而，將這些「可能的威脅」打壓、分化得越徹底，「民主會使中國陷入混亂」、「推翻中共可能換來更差的政權」的說詞，對於中國一般群眾也就越有說服力。因為，「可能的威脅」乃至「秀異而團結的反對派」，正是相對穩定有序的民主轉型過程所需要的條件。

2013年《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提出的「七不講」，事實上就歸結了對於中國「和平演變」、有序開啟民主轉型至關重要的「七條件」，包括「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的普遍認知、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的清算、「權貴資產階級」的鬆動，以及「司法獨立」的確立等等。但就如同許多獨裁政權，中共採取的手段是：以「民主會帶來混亂、推翻中共可能換來更差的政權」為由，將這些條件逐一硬生生壓制、拔除。拔除之後，再理所當然昭告大眾「民主會帶來混亂、推翻中共可能換來更差的政權」。某種程度上，這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能夠使更多人畏懼中國民主轉型。

只是，這麼做的直接結果是，一般人民對各種政治社會代價的「毛化」解讀更成常態，也更仰賴中共體制。基於「七條件」的思維和行動漸行漸遠，「和平演變」更不可欲。如此，正中政權下懷。在2022年「白紙運動」發生前，中國社會提出抗議訴求的行動能量，已歷經十年左右的低潮期，在論述、策略、劇碼、時機判斷等面向，和胡溫時期相較，都顯得略為生澀。「白紙」匆匆上陣，難有組織動員，以至在分散於各城市的宣洩之外，其實不應承載「催化體制轉型」的期望。

這並不是說胡溫時期較為「進步」。如前所述，只是胡溫時期對「治理技術」初步探索的過程中，「七條件」還能找到零星空間。實際上，「七條件」真正在體制內及廣大社會進入思維、慎重討論、提上行動議程、產生影響，還是1980年代的事。八九事件的重大衝擊，除了北京城內的鮮血與人命以外，更在於「七條件」從公共場域分頭轉往「治理技術」的縫隙。2000年代許多縫隙中的行動者，大都曾受1980年代「三寬」社會思潮背景的深刻影響。[5] 但歷經八九，這種影響已蒙上一層「務實自保」的黯淡。在縫隙被「治理技術」逐一填塞後，對「七條件」的公然訴求，也就不再可能。

四、八九記憶的疏離：中國與台灣

無論如何，在壓制、隔絕、分化與醜化十數年之後，「憲政民主」的解讀思維，離中國大多數人已經相當陌生而遙遠了。「中國的民主化」已欠缺籠絡社會行動的能量──儘管政權對此仍持續極度警覺、恐懼。除了北京四通橋和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偶然烽煙，不容易想像中國的群眾為著「憲政民主」的理想而群聚上街、衝撞官署。198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幾經摧折之後，再難以在中國社會激起共同迴響，恐怕不僅僅是言論管控和歷史的遺忘，而是體制在「民族復興」名義下對於「穩定、秩序」的壟斷挾持，已經成了一種社會事實，使得「民主轉型」鮮少成為中國人以具體行動表達偏好的選項。

不止是中國。回望三十五年後的台灣，如今，假若在台灣街頭詢問「中國是否應民主化」，可能有相當多台灣人回應「干我何事」。有意見偏好的台灣人當中，除去「覺得中國現行體制很理想」這類葉公好龍的觀點（或許不少），許多台灣人即使偏好自由民主，對中國「拆掉網路防火牆」、「開放媒體」也未必樂見，只因為難以預期「排山倒海中國人傾巢而出」的後果。而「中國的民主化」更令人充滿疑慮。誠然，一個擁有「成熟完善的」憲政民主體制的中國，或許能夠和台灣及世界保持更為和平穩定的關係。但在「和平演變」的「七條件」被中共政權逐一消滅後，中國走向「成熟完善的憲政民主體制」的路程，很可能更加漫長顛簸，未必能在幾個三十五年後成真，實在有太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對台灣是好或壞，殊難斷言，以至於無從寄予期待。

1980年代的中國，「七條件」得以真正在體制內及廣大社會進入思維、慎重討論、提上行動議程、產生影響。討論和行動中瀰漫的理想開放，與1980年代初期的台灣相較，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當時台灣官方和民間普遍抱持中華國族主義及反共意識形態，對於中國民主化前景由衷關注，大批台灣學生因而有動機在中正紀念堂前群聚隔海喊話，政治人物和演藝人員也願意聲援。然而，政體歧路三十五年來，隨著「七條件」在台海兩岸迥異的處境，這樣的場面已經不可想像。相對平和有序的民主轉型，使得大多數台灣人對「主權」、「憲政」、「公民」等概念有了更為近身、切實的認知，抽象想像中的「共同體」，也已經不再涉於中國大陸。

中國已經遠離1980年代，台灣也是。而「紀念八九」的動能，分別因為完全不同的理由而流失。中國群眾對於八九事件的否定及遺忘，除了宣傳、恐懼、壓制，更是「鄧小平路線」涵育「毛化」土壤的後果。習近平任內作為，不過是充分利用這個土壤以鞏固權威。而台灣群眾對於八九事件的漠然與疏離，則是主權國家民主轉型的自然作用。中國政權造成的鮮血與人命，對於一般台灣人而言，只有人道主義的關注，一如世界各國新聞中仍然常見的暴力殺戮。甚至透過新型短影音及社交媒體，許多台灣人也接收、共享了「鄧小平路線」之下中國若干的「毛化」敘事，認為「中共帶領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了」。而最終共同承認的也許只是，「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宏大敘事，在三十五年後已經過於渺茫。

五、回不去1980年代，「七條件」何以重生

對於台灣人而言，「中國民主化」或許仍然遙遠而充滿不確定性，但與「毛化」敘事鋪天蓋地的「戰狼中國」相較，「七條件」倘若重新滲入一般中國人視野，或許更蘊含相互理解、平和往來的契機。短短幾年前，這種契機還是完全難以想像的。不過，隨著近期台海、中國及世界的危機重重，這種渺茫似乎有了些許變化。尤其在COVID-19封控防疫三年，有些中國人對於「社會代價」的解讀方式，稍稍褪去了「毛化」色彩。這是因為，當前中共政權已然徹底壟斷了「毛化」理念下的「民族復興」及「穩定發展」敘事。在這些敘事現狀當中，假若再面臨系統性的龐大「社會代價」，對「毛化」解讀路徑就不再容易照單全收。

經濟下行，更加難以掩飾社會代價四處流竄。在本地勞資、性別壓迫、退休養老、退伍軍人、醫保社保、爛尾樓、村鎮金融、編外人員及「不穩定勞動」等諸多場景，都不是「境外資本毒害」或「美國陰謀」的說詞足以完全解讀。畢竟，貿易戰加上疫情三年過後，還能留下提供工資和崗位的「境外資本」、「美國朋友」，很難扣上什麼帽子。真要扣，也找不出多少。

更重要的是，由於經濟危機和民營企業困境，導致中國青年高失業率，因此「考公（務員）、考編（制）、上岸」成了大量中國青年職涯的「宇宙盡頭」。這不僅使市場經濟雪上加霜，也為原本即已漸顯緊缺的體制資源增添了沉重負擔。負擔之下，一方面激化了反腐運動以來的另一波幹部尋租行為。另一方面也促使體制以更多欠缺保障的形式聘用人員。當前，許多基層黨政單位都有大量的「編外人員」、「臨時工」。眾人在勉為求生自保之餘，能夠如何解讀自身處境？即使「毛化」路徑依然，與「民族富強」敘事也不再輕易共容──「強起來」與我何干？這些人未必採取任何挑戰體制的行動，然而，十數年來與「治理技術」彼此支撐的嚴密指令控制體系，恐怕也就不再容易維持「嚴密」。

因而幾年之後，體制的「縫隙」可能再次浮現。何種力量進入和填充這些縫隙，引導了一般群眾解讀處境的方式。這影響社會思潮與轉型方向，乃至習近平死後的中國前景。當然，對於這種「縫隙」和「力量」，不容任何樂觀。作為一個大一統專制國家，中國社會凝聚任何初步改革共識，往往都來自廣大群眾身陷其中、切膚之痛、餓殍遍野的「重大代價」。如果代價不夠「重大」，就會有「原來還不是很多人活得好好的」的聲浪阻撓改革。即使毛時期規模的重大代價，也只為中國爭取到1980年代為期十年左右的契機。契機之中，大量問題未及解決，終以八九震盪收場。八九鮮血與人命代價，帶來數十年「務實自保」和「恐懼異議」的秩序。這種秩序對於「憲政民主」敘事的抑制，直接導致1980年代「七條件」思維行動的潰散，反倒促成「毛化」的肥沃土壤。

目前看來，COVID三年代價及「白紙運動」，遠未「重大」到在體制內和社會引發任何改革共識。未來倘若體制和社會縫隙重新閃現，或許也難以期望「七條件」的思維再度受到慎重討論、提上行動議程、產生影響。然而，在另一場足以凝聚共識的巨變代價之前，中國、台灣以及更多海外華人如果能夠從「八九」的紀念意義當中找到某種認同的力量，那或許是1980年代「七條件」的相關思維與行動經驗在當下處境的解讀，而未必是八九事件的勳章或傷痕本身。

誠然，八九六四的鮮血與性命，是亟需悼念和追問的。但這種人道立場，同樣適用於八九以來數十年間，種種經濟社會代價背後流逝的大量鮮血與性命。三十五年來，體制壓迫從未平息，甚至隨著「治理技術」精進，「碎裂威權」回歸「新極權」。死難控訴，固然是八九及其後諸多代價的其中一個關鍵追念意義，「憲政民主」的宏大敘事，也仍然有豐厚的行動議程。然而，倘若八九有更多足以凝聚未來社會思潮和行動的特殊意義，更將包括1980年代「七條件」的思維行動在數十年來的日常微觀實踐處境。包括勞工、性別、族群、城鄉、醫病、環境、體制內官僚的彼此折騰。連綿不絕的質問，在烏魯木齊火災和貴州大巴的呼號、在李文亮微博哭牆的萬千留言、在上海四月封城死在家中的老人、在奶粉用盡被鐵鏈鎖在家中的母嬰、在迅速到了老幹部病房的人體器官、在稀土礦開採無須在乎的土壤河川、在忽然消失的民營企業家、在反覆爹味說教及賣弄書名的領導講話裡，這些，一直就是體制本身。反抗儘管零星偶然，甚至深懷恐懼，但「務實」更難「自保」之際，多少浮現一點共識基礎，有助於「反共」和「反極權」共享、「民運」和「平權」融通。「秀異、團結的反對派」首先是以「秀異、團結的反抗者」之姿，在相隔更久遠的世代間傳遞行動思維。

吳國光說：「把你的不滿表達出來，用你認為儘量可能安全的方式把它表達出來。當所有的人都在表達自己不滿的時候，哪怕這個方式是最低限度的一個表達，我覺得也會形成一種力量。」回到不同世代的切身經驗，當官僚幹部控制公共言論與行動場域的能力退化，「衝塔」、「翻船」更加常見的同時，回到「七條件」的前提，或許就如1980年代的許多論壇集會，彼此「平等地、好好說話」。而在「運動式反腐」、「政治先行」的處境中，體制內官僚幹部對於「上頭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反覆折騰」早已強烈有感，若逐漸警醒自身同屬徒勞賣命的「內卷」、「韭菜」、「人礦」處境，即使持續「晉升」，指向的不過是胡錦濤、李克強的風燭殘年，轉瞬即逝，那麼「躺平」的消極抵抗，難免更成為日常心態。就算不是改革動力，也是牆倒時助推的眾人。如此，「七條件」或許在縫隙新生，成為渺茫轉型想像中的理念契機。

這種空間、契機或許終究微弱，但只有以此再度產生的「體制內外連動」，以及一定社會群眾基礎的響應，才可能形成充分的體制轉型條件。而這一次，早已走上另一條路徑而反覆演練「七條件」的台灣，對八九事件的回顧紀念，不再需要1980年代那般的中華國族共同體想像，也不僅是人道立場對政權死難者的普世關注，而是在中國「體制內外」人心浮動、對立銳化的背景之下，對於彼岸「和平演變」現實條件和具體效應的理解、評估與展望。思維行動與台灣越能相互理解，演變條件似乎也就越充分。畢竟，隨著習近平步入晚年，「演變」的可能場景越來越被中國內外各方所考慮，並且更明確地認知與接受：倘若終究缺乏「和平演變」的「七條件」，中國體制內外遠離的並不會是「演變」，而是「和平」。屆時演變的後果，恐怕也會是台灣更難以理解和預期的。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所助理教授，《當代中國研究通訊》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