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外國軍事銷售制度（Foreign Military Sales）是的安全援助計劃一環，其法源依據為1976年的「武器出口管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服膺於美國的國家安全目標。法案要求從美國接收武器的外國政府需將武器用於合法自衛，並且得考慮出口是否會「助長軍備競賽、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支持國際恐怖主義、增加衝突爆發或升級的可能性、或妨礙雙邊或多邊軍控的發展」。

美國依法行事　遵從國家利益

換言之，依據該法案所執行的外國軍事銷售制度，最終不得違背美國的政策與國家利益，其中也包括5月30日經由防務新聞（Defense News）曝光的「對台高級整合小組」（Senior Integration Group for Taiwan，SIG-T）。該單位的核心或許就是2022年8月成立的「老虎隊」（Tiger Team）的依法組織化，從原有的「國防安全援助局」（Defense Security Assistance Agency, DSAA）的指揮下提升層次，整合國防部與國務院的不同部門意見，改善軍售流程。

該單位旨在實踐2022年9月通過的「台灣政策法」（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綜整過往的伊拉克、阿富汗與近期烏克蘭戰爭的經驗，將台灣提升為「等同於主要非北約盟友的地位」的關係模式，藉由跨單位的一體化小組進行軍售管理，獲得「適用個別軍售案」（eligible countries or FMS cases）的優先級別，支持台灣提升自我防衛能力的意向相當明確。

管理軍售　也管理風險

從「台灣政策法」來看，該法案的主要內容指出，未來5年內提供台灣100億美元的軍事融資（每年20億美金），並且將台灣與美國的法律地位更往上提升，從近年美中關係的氛圍來看，無疑是往冷戰的方向再推一把。包括葛來儀（Bonnie S. Glaser）在內的知中派學者認為這是激怒北京之舉，無助改善美中關係，反而使得北京獲得道德的制高點。具備職業軍人資歷，且不時來台的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Lee Armitage）也認為象徵意義過強，並且可能會使兩岸情勢增溫。

但是回到「武器出口管制法」來看，美國出口武器需要考慮出口是否會「助長軍備競賽，增加衝突爆發或升級的可能性」，這使得「對台高級整合小組」隱含著管控風險的任務，即使參眾兩院通過行政部門提出的軍售案，行政部門依法行事的同時，仍有調控風險的空間，形式可以從合約管理的層面進行磋商，也可以從議價或是法務的工作層面展延錄取通知書（Letter of Offer and Acceptance,LOA）。現實上美國也同時得供給烏克蘭戰場軍火，各種原物料庫存和生產線的工期不免有衝突，這些都是可以被視為不可抗力，或是以減價履行的方式來彈性處理，實現在適合的時間點交付產品，或是執行維護或升級服務。

這種戰術彈性的作為將成為美中管理不確定風險，當前美國的工業生產能力並沒辦法立即性的將籌獲清單的內容兌現，而整個印太地區需要填補的庫存差額，也隨著在印太地區化整為零的佈署而更為吃緊。更高層次的「對台高級整合小組」能參酌國防部與國務院的意見，在關鍵的事件上進行調整軍售的優先程度，或是在需要對話時避免交付讓北京敏感的武器，使得對台軍售成為外交政策的風險調控工具，並且與美國的印太戰略能更緊密配合。

美台需進一步溝通理想的防衛圖像

「對台高級整合小組」也可能成為台灣提出的溝通請求書（Letter of Request ,LOR）的守門人，目前台灣亟需提出的大型載台，像是F-35和6,000噸級以上護衛艦，並不受到美國國防部的支持，也難以獲得該單位的優先標籤。當年的M1A2T就不在美方提出的優先清單之內，近年又積極推動台灣接受不對稱作戰的概念，美國的台灣自我防衛圖像是一個刺蝟島，但是台灣自身所欲爭取的是提高預先打擊，甚至是源頭壓制的能力，如何拉近美台防衛圖像的距離，就得對該小組使出渾身解數進行簡報。

比照俄烏戰爭的現況，攸關「對台高級整合小組」核心職能的問題是，美國出售盟邦的武器是否有限制打擊目標，目前烏克蘭以同性質法案取得的軍事物資，並不能用於在俄國境內發動攻擊。台灣經由「對台高級整合小組」取得軍事融資性質的物資，在合約上是否會載明使用範圍與對象，若取得的是刺針飛彈等輕型武器便無此問題。但若是同樣列入清單的魚叉飛彈，至少兩百公里的射程將輕易能擊中福建省沿海的目標，如果是海上民兵又該如何認定是軍事目標，這些細節也將是美台雙方得未雨綢繆的風險管理議題。

※作者為東協經貿發展協會研究員、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