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與朋友討論一個大哉問：歷史記憶是如何被遺忘？

在我看來，主要原因不外乎「時間」，再加上傳播的「停滯」或是「消極不作為」。

譬如以「六四天安門事件」為例，由於中共當局非常害怕讓人民知道真相，必將引發廣泛的社會反思及質疑，對中共的執政構成巨大威脅，因此用盡一切手段封禁所有相關文字、圖像、影音等訊息。影響所及，保守估計只需要經過二十年的時間，就可以讓全中國人民集體失憶。

與此同時，我又不禁想起前些年（2022年）造訪的南華大學圖書館「呂炳川特藏室」。自從二十多年前（1999年）呂炳川家屬將其遺留的所有史料文物全都捐贈給館方之後，假如主事者與館方從不主動在課堂上向南華大學的學生介紹或推廣呂炳川，甚至當有些校外學生想要進來查看資料也都以各種藉口（比如說「這裡還沒整理好」）作為推拖之辭。那麼同樣也只需要二十年的時間，就可以讓台灣年輕一代的學生全然將「呂炳川」這個名字徹底遺忘！

民族音樂學者呂炳川和他的樂器收藏

畢生致力於台灣原住民音樂研究的呂炳川，乃是戰後台灣第一位在日本東京大學專攻「民族音樂學」的博士學者，終其一生致力於台灣民間音樂的田野調查研究（包括原住民音樂、漢民族音樂、佛教音樂等各樂種），平時也非常喜愛蒐集世界各地的民族樂器。在他過世以後，這些樂器也都一併存放在「呂炳川特藏室」。

根據當年媒體報導（請參考1978年12月10日《民生報》），呂炳川博士累積超過三十年的樂器收藏，論其數量與種類之多，恐怕迄今為止在國內仍無出其右者，而在他家中客廳的牆上幾乎已全被樂器佔滿了。

當記者問他，為什麼這麼多年始終都要執著於這些收藏呢？呂炳川回道：「一個民族的樂器代表了那個民族音樂文化的具體形象，如果該民族的樂器流失，那麼，那個民族的音樂文化也就難以流傳了」。

呂炳川表示，他收集樂器最大的樂趣，是從樂器的演變，可以窺見民族音樂學的門徑。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創建一座民族音樂博物館。

除此之外，呂炳川亦會不時自嘲，說他自己每次出國，總是什麼東西都不帶，卻只帶樂器回來。海關人員經常會好奇地問他：「你怎麼不帶其他的東西呢？」呂炳川說：「因為我所有的錢都買樂器花光了」。其中有一對珍藏的魯凱族的鼻笛，據說是他早年在中華路一家骨董店「高價」買到的。雖然所費不貲，但他還是「忍痛」買了下來。

「因為我不買，馬上就會被外國的收藏家買走了」，呂炳川回覆記者如是說道。

沉封多年、人跡罕至的「呂炳川特藏室」

回想當日情景：2022年11月，我和幾位關心台灣民族音樂研究、想要進一步了解呂炳川學術生命史的朋友，共同相約從台北來到嘉義「南華大學」、進入了該校圖書館的「呂炳川特藏室」。當我們一踏入「特藏室」門口的瞬間，似乎直接感受到在這裡沉封了二十年的台灣音樂歷史錄音，彷彿再度召喚著我們。

然而，當我們親自走進「特藏室」將其典藏史料大致流覽了一輪，根據《和弦外的獨白-呂炳川》傳記書中描述-主要包括大盤帶62卷、小盤帶219卷、錄音帶2027卷等田野錄音，以及八釐米影片40卷、錄影帶74卷等影音資料，卻看到它們全都被放置在一般開放式書架上，就連一個基本的防潮箱設備都沒有，其中有些盤帶外盒打開一看，赫然發現裡面的帶子早已明顯有發霉的情況。

令人遺憾的是，自從1999年呂炳川家屬將其文物史料捐贈全部給南華大學之後，及至2003年、2004年在文化部建構「國家文化資料庫計畫」的經費支持下、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委託南華大學進行為期兩年的「呂炳川教授音像資料數位化計畫」，除此之外，迄今為止超過25年的這段期間，據我所知，包括該計畫主事者和南華大學校方，卻從來沒有針對自己校內學生在課堂上進行推廣，或是公開舉辦過任何一場關於介紹或認識呂炳川為主題的演講活動。

從上述這些情況，亦可真實反映出台灣音樂學界目前推展「數位典藏計畫」最大的問題，即在於執行完成「數位轉錄」工作流程之後，便代表整個案子就結束了，往往忽略了後續的「推廣工作」、致力於將研究成果對外發揚，以供社會大眾閱聽，這些才是真正的開始，同時也是所謂「學術研究」最根本的目的。

※作者為作家